全球性共同体中的自我处境

吉登斯说：“今天，政治取向调整的总方向是应对我们所讨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动。”^[50]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我们需要正视政治理论的转变问题。在自我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要重视“自我和社会在人类历史中首次在全球性背景下交互联结”^[51]。如前所述，晚期现代性制度的导入引起日常社会生活的嬗变，与个体生活进而与自我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引起自我焦虑。在全球化背景下，自我所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向他袭来的复杂、多样和碎化的开放世界，自我被带入一个无限杂多的情境。吉登斯总结了个体在高度现代性的情境中所遭遇的选择多样性的根源：个体在后传统秩序中生存，生活世界的多元化，正当化的信念的场合性本质的存在性影响，被传递的经验无处不在和亲密关系的转型。因此，他以全球性共同体中的自我为对象，对处于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52]中的自我处境进行解读。

（一）自我面临生存性问题

在传统社会，沿袭下来的日常惯例为人们的行为和生活提供稳定的模式。社会生活的“例行化”是个体行动的外在条件：置身于例行化的社会环境，过去会把宽广范围的“可靠的实践”插入未来之中，个体能够依据连贯的存有模式考虑和权衡将来的行动和决策。行动者沿着日常生活路径前进的同时，保持着人格的连续性，维持着本体性的安全。但是，由于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53]，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制度因素以断裂性的方式被重组，原有的惯例受到新惯例的冲击，逐渐变得不确定，逐渐失去“根基”的地位。社会关系的这种非地方化反过来促进和加剧了时间和空间的分离^[54]，致使人们彻底失去例行化的依靠，人们生存上的紧迫感和心理上的疏远感增强。另外，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极权的增长、生态破坏和灾难、科学和技术带来的高风险，使得生活在后传统社会中的人类整体面临着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不可靠性（insecurity）和不安全性（unsafety），人类的本体性安全岌岌可危。个体日常生活行为的决策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出现了成瘾和强制，自我认同也面临着重建。从学理上看，吉登斯把现代性制度所压制的道德和生存性问题归之为“在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的庇护下所发展出来的‘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在解释上的局限性”^[55]。现代性的全球化遇到了自己的限度，为此提出的实践和伦理问题也不是新的，它们表现了道德和存在的困境，然而“具有扩张性和控制动力的现代制度曾经有效地压制或掩盖了这些困境”^[56]。这些困境可以归结为吉登斯所谓的生存性问题，具体指生存和存在，有限性和人类生活，他人经验和自我认同的连续性问题。

对个体而言，生存就是拥有本体性的意识（ontological awareness）^[57]，即作为生存者对自身的觉知。当今社会弥漫着不确定性，恐惧与焦虑无处不在，随着传统的消解和经验的存封，“由发展内在参照系统而导出的可依靠参照点的消失，促发了个体永远不能完全克服的道德焦虑”^[58]。在这样的情况下，本体性的意识日益陷入基尔凯郭尔（Kiergegaard）所谓的“反抗非存在的生存斗争”之中。吉登斯借助基尔凯郭尔的理论提出，对个体而言，我们不仅要去“接受”事实，还要去创造本体参照点，并使之成为日常生活场域中“正在进行”事件的一个固有方面。也就是说，生存的本质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于我们的实践活动中。

在似是无限的时间中如何面对人类的有限性，如何看待自己的限度——死亡，这涉及海德格尔所谓本身如何被把握和被渡过的问题。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探讨死亡的存在论本质如何从生命的存在论本质中得到规定。从生存论（existentially）的角度来讲，“死亡是完完全全的此在之不可能的可能性。于是死亡绽露为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59]。这种可能性促使我们选择“真实生活”，此在的有限性是我们洞悉其他瞬间事件的道德意义，个体在畏死的恐惧中唤起良心的觉醒，激发人类意识到“向死而生”的时间本质，从而使自身关注其生命本身。

在全球化时代，主体问题向他者问题的转向是无可阻挡的。他者问题已经成为所有与之相关问题的焦点，无论全球化、地方性、身份认同、普世主义、多元论和相对主义还是文明冲突、交往和对话、博弈与合作，都从各自的方向联系到他者这一核心问题，“现代的主体性原则和主体间原则已经处理不了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新问题”^[60]。

吉登斯提出他人的问题主要是基于全球化秩序兴起要求民族—国家有新的合作方式，在哲学上要求重视他人经验和对待他者的态度。他认为如果我们依据胡塞尔那样利用我们自身的移情式推理（empathic inferences）来觉知他人的感情和经验，那么结果势必会以唯我论（solipsism）来收场。与列维纳斯关注他人的超越存在^[61]不同，吉登斯聚焦于他人的在世存在，把关注点倾向于自我与他人的共在问题，寄希望于以情感的方式达到与他人的友好共处，他说：“他人（the other）的问题，并不是个体如何实现从自身内在经验的确定性向不可知的他人转变的问题，而是以一种情感认知（emotional-cognitie）的方式去‘发现他人’，涉及种种内在的联结，这些联结存在于领会他人的特征和本体安全的其他主要中枢之间。”^[62]这也成为吉登斯从情感民主入手建立对话民主机制的一个诱因。

他人经验和自我认同的连续性问题都与认同有关。何谓认同？我们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界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什么应当做，我们应赞同或反对什么。换句话说，这是我们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视界。“认同危机，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的形式。他们缺乏这样的框架或视界，在其中事物可获得稳定意义。”^[63]我们的认同是这样的东西，它允许我们规定什么对我们重要以及什么不重要，是某种给予我们根本方向感的东西所规定的，事实是复杂和多层次的。“我们全部都是由我们看作普遍有效的承诺构成的，也是由我们所理解为特殊身份的东西构成的。”^[64]现代认同的出现，是因为“与广泛系列的实践——宗教、政治、经济、家庭、理智与艺术——相关的自我理解的变化聚焦在一点上，并且相互强化而产生它”^[65]。桑多·罗扎克（Theodore Roszak）有这样的说法：“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人认同的找寻及个人命运定向的私人体验本身，都变成是一种主要的颠覆性政治力量。”^[66]在泰勒与吉登斯看来，认同不仅是社会与道德哲学的中心，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个体所生存的情境愈是后传统的，“生活就愈多的关涉自我认同的真实核心，即它的生成或重新生成”^[67]。

但是，事实上，我们的认同^[68]比我们对它的任何可能的表达都深刻和更具多面性。一个社会的种种制度与实务均体现在一特定的身份概念及生活理想，这身份必须属于社会成员，否则他们不会对社会表示认同，同时，“他们必须借这些实务来维持身份”^[69]。而晚期现代性很大程度上毁掉了这种制度与规范，泰勒一针见血地道出，“正当性危机的真谛即在于此”^[70]。自我生活在共同体中，与共同体共享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共同体赋予我们身份的根据。“我们只有身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获致我们最高的、最完满的道德存在。”^[71]正是这些原初的境遇赋予我们的“认同”概念以意义，通过对我从何处和向谁说话的规定，提供着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因此，“某个人的认同的全面的含义，通常不仅与他的道德和精神事务的立场有关，而且也与确定的社团有某种关系。”^[72]但这只能是一种设想，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古希腊的那种情形，而现代理论无法提供给我们认同我们的社会的基础，黑格尔说公共事务中的规范都已经不再能够得到我们的忠诚^[73]。吉登斯表示：“晚期现代性阶段的抽离化机制侵入到自我认同的核心中来，但是这并不使自我‘虚空’，而只是把先前的自我认同根基其上的支持挪走。”^[74]在时断时续的异化危机中，无论是功利主义理论，还是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都无能力填补鸿沟，这可能是这个时代带给我们最大的理论难题吧。

吉登斯指出，认同是个历史性概念，“真正自主性的自我，不仅要有一种发展性的自我理解，而且还能够用一种源于过去的心理传承，来协调现在的关怀与未来的前景之间的关系。”^[75]在传统正在消解的社会中，建立一种持续过程的自我的要求比以前变得更为必要。何况，晚期现代性易患危机的本性在两个方面具有无法解决的后果：“它激发了一种不确定性的泛化氛围……它不可避免地使每一个人都暴露在各种重要性程度不一的危机情境中，危机的情境有时会威胁到自我认同的核心本身。”^[76]因此，自我认同的新机制在晚期现代性阶段显得越发必要性，一方面，现代性制度推行着个体去塑造；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在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本身。

（二）自我对抽象体系缺乏信任

受到艾里克森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婴儿信任机制的启发，吉登斯将信任区分为基本信任（basic trust）和一般信任两种形式。前者源起于婴儿时期人类本体性安全和克服焦虑的需求，指“对其他人的连续性及客观世界的信任”^[77]；后者由前者发展而来，被定义为“对个人或抽象系统所给予的信任，产生于在无知或缺乏信息时的盲目信任”^[78]，以确定性的承诺（commitments）为前提。

吉登斯重点要表明的是一般信任出现问题，在后传统社会中面临着挑战。他把承诺分为“当面承诺”与“非当面承诺”两种，前者指的是在共同在场的情形中，由已建立的社会关系所体现和维持的信任关系；后者指的是从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吉登斯统称为抽象体系（abstract system）]中发展出来的信赖（faith）关系。两种承诺方式对应于两种信任关系，即对人的信任与对抽象体系的信任，也就是说，一般信任的对象由个人与抽象体系组成。这两种信任由于时—空分离面临着挑战：“对人的信任”在时—空高度分离的后传统社会中失去存在的基础。因为当面承诺的特点需要“共同在场”，需要信任双方面对面的交往，所以，它的生存空间只能是时空高度融合的传统社会。在后传统社会，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我们不在场的情形经常发生，人跟人之间的来往被各种通信系统所取代，共同在场的可能性越来越少；时—空分离所产生的脱域机制对抽象体系的信任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所谓脱域机制，指脱离地域化情境的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间隔中的重建过程，让资源自由流动，自由选择，以及自由组合，有着积极意义。但同时，它也导致了象征性符号的广泛运用和专家系统的产生与日益专横，现代性社会的任何一种制度和产品，都无例外地被标为专家系统核准的结果，专家系统成了现代性各种制度和事物正当化的主要根据。随着知识体系日益专门化，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从个人的经验中脱离，成为专家系统的专门技术领域。这样一来，对抽象系统的信任成为大多数人日常行动决策的基础，专家的指导与判断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最高指南。

对抽象体系的信任“既是社会秩序的扩展或时空伸延的基础，也是现代制度所提供的日常生活中的安全的普遍性条件。”^[79]这种信任本身为日常的可信赖性提供了安全保障，为现代性的发展立下不可埋没的功劳，但它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容易引发信任问题。抽象体系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它不可能满足个人信任关系对相互性和亲密性的需要。在抽象体系中，信任被设定为相信非个人的原则，意味着对非个人原则的信任，“所有的脱域机制都依赖于信任，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关联”^[80]。信任在这里赋予的不是个人，而是抽象能力。当抽象体系没有提供个体所寻求的结果时，这些原则仅以一种统计学的方式“做出回应”，缺乏人性化，不符合自我对由忠诚与真实性所体现出的社会交往能力的向往。现在的人有一种强烈地想寻找可信任人的心理需要，但实际上由抽象体系建构起来的常规具有空虚和非伦理的特征，它不仅导致非个人的观点逐渐湮没个人的观点，还造成个人生活的弱化。另一方面，就专家本身而言，他们只是对某种知识、某种专业作过专门研究的人才，他们所面对的特定研究领域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况且专家之间意见相左、互相争论的情况使公众对专家系统的权威也产生怀疑。

因此，解传统化社会秩序的出现使人们变得积极和更具反思性，在一种充满人为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如何对他者或其他机构维持信任变得极其重要。

（三）自我实现面临困惑

既然晚期现代性中的自我并没有如罗尔斯设想的那样拥有绝对的自由，也没有像麦金泰尔那样沉迷在共有习俗中，而是出现于实质性道德被剥夺的条件下，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自我是一种没有传统，没有任何统一标准的任意性的自我”，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没有道德规范的情况下建立自我认同与自我实现。吉登斯指出，自我一直处于断裂的持续性地建构中，对自我来说，未来具有无限可能性和诸多的不确定，这注定自我的实现过程是一个充满冲突与矛盾的过程。自我经常是，或许永远是通过冲突获得其社会定义的。的确如此，晚期现代性阶段意味着社会的根本转型，不仅是现代性无休止的动力的连续性，而且还是一种更深刻的结构转型出现的征兆，内在参照系统的扩展已达到了极限。在一种集体层面上以及日常生活中，道德与生存的问题将它们自己推回到中心舞台上去，它们围绕的焦点——自我实现的过程，也延伸到全球化的发展过程，要求重构社会制度。“这些问题不只是社会学的，而且也是政治性的。”^[81]

何谓自我实现？米德认为自我实现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的能力和特性获得了发展，而且，以承认互动伙伴的反应为基础，主体自信自己对周围社会环境具有独特的价值。”^[82]为什么自我实现会成为政治问题？吉登斯意味深长地说：“在晚期现代性，达到自我实现（self-actualisation）的手段本身变成了更一般的阶级分化和不平等分配的主导核心之一。”^[83]于资本主义本身而言，这个阶级的体系在一个全球化以及在寻求经济发展的社会中，都会促进某种程度上的物质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政治有助于减轻“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极化效应。对自我实现的关心，“不仅是个人对几乎无法控制的带威胁性的外部世界的自恋式的防卫，而且部分地也是向全球化影响对日常生活环境冲击的一种积极调适”^[84]。因此，自我实现的政治不但把自我和身体与全球范围的系统联结在一起，而且强调个体和集体水平上人类的自我实现。

这里我们并不打算对“自我实现”一词作辨析和梳理的工作，而是直接采用吉登斯的解释，这种解释以吉登斯对自主性（autonomy）的理解为背景，即自我实现与个人自主有关。自主性这个概念必须作非常抽象的把握，从而在涉及不同行动规范时可能具有特点各异的内容——也就是说，“一方面作为道德原则的内容，另一方面作为民主原则的内容”^[85]。自主就自我实现这一层面上，主要关涉自主的第一方面（第五章讨论民主的基础时，自主主要指第二方面）。自我实现类似于贝克所观察到的“新个人主义”，意味着“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作为个人来规划、理解和设计自身。因此，自我实现成为问题的主要与个体自主性日渐消失密切相关：在发达的现代性中，传统纽带和社会形式的位置被次级中介和制度所代替，在普遍的社会化条件下，个体自主性日渐消失。也就是说，“个体确实从传统的义务和支撑关系中被解放出来，但代之被劳动市场的生存所束缚和被作为一个消费者而拥有的标准化所控制。”^[86]从理论上看，我们无法像康德那样把自主性处理为以普遍的、理性的自我为准绳的行动或思想，相反，“正是因为面临存在的困境和阻碍，我们没有被普遍化和标准化实践的镣铐牢牢拴住，我们才从那些困境和阻碍中产生了自主的冲动。”^[87]

总体上看，自我遭遇生存性问题，对人与抽象系统缺乏信任，自主性让位于抽象系统使得自我实现成为问题，使得当代政治哲学中的自我理论直面现实问题，提出相应的有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