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在早期结构化理论中用的是行动者的概念，这里所谓的“自我”跟行动者是什么关系？我们有必要予以说明。
米德提出“客我”是有机体自己采取的一组有组织的他人的态度，“‘主我’是有机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他人的态度构成了有组织的‘客我’，然后有机体作为一个‘主我’对之做出反应。”[99]类似的提法也出现在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中，“自我”对立于作为一种无意识力量的“客我”。“‘客我’隐藏着个人控制自己行为并使之与社会期待相一致的社会规范，‘主我’则表现为对社会挑战做成随意反应的一切内在冲动的汇集。”[100]“个体自我实现的‘客我’则要求个人能够把自己理解为独一无二和不可取代的个人。”[101]就是说，只有在客观立场上，个体才具有自我意识。“在自我反应中所看见的自我，永远是互动伙伴在互动伙伴身上所认识到的自我，绝不是自己行为表现的实际活动主体。”[102]只有个人学会了从第二人称的视角来认识自我，才会形成这种自我形象。“通过置身于互动伙伴的规范视角，其他主体承担起了互动伙伴的道德价值关系，并把道德价值关系运用于实践的自我关系当中。”[103]他们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自我的形象需要以“客我”的形式被构造出来。
在吉登斯看来，米德把“主我”设定为行动者，“主我”作为能动作用的固定核心出现，问题在于无法交代“主我”的来源，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把“主我”设定为行动者，但不能像包括笛卡儿哲学和米德后期哲学在内的所有各种哲学思潮一样把这视为核心假设或命题，里边有一个“度”的问题。诚然，主我具有行动者的特点，但不能完全等同于行动者。吉登斯声明，自我不等同于行动者：行动者指的是作为整体存在的人类主体，定位在活生生的有机体肉身性的具体时空之中；自我是行动者概括出来的行动者，表明自我在外延上小于行动者，它是某种缩微了的行动者。但自我是实质上的行动者，并且由行动者自身赋予，具备行动者的所有特性。
行动者跟自我最大的区别在于，“自我不是处在行动者之中的某种微型的能动作用机制，而是某些唤回机制形式的总和”[104]。唤回机制也就是吉登斯所说的反思，也就是说，“自我建构作为一种反思性的‘项目’，是现代性反思性的一个基本部分”[105]。自我不仅对自我本身进行反思，还要对制度本身进行反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过一种积极的生活，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已经存在的符号和结构。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经营国家，把人们看作是没有自己主见的人。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的公民是积极从事反思的公民，人们已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事物。认识到这点，不只是方法论上的问题，而且是历史的结果，是人们对以前事物进行积极反思的结果。
吉登斯强调，在晚期现代性的情境下，“自我，如同自我在其中存在的更为广泛的制度背景（institutional contexts）一样，必定是反思性地产生出来的，自我成为一项反思性的工程。”[106]反思性也体现在自我认同上：自我认同的“内容”，即个人经历由之建构的特质，会随着社会和文化的改变而改变，正是反思性才确保自我认同的社会性。自我不是由外在影响所决定的被动实体，在特定的变化情景下，一种自我认同的反思性秩序的叙述，为有限的生活历程赋予一致性的手段。贝克指出吉登斯如此关注“反思性市民”的形象的原因在于，“个体的自主性与责任必须被重新调整以适合其认识与活动范围”[107]。
鉴于反思的重要性，我们将再花点笔墨讨论反思性。何谓反思性[108]？反思性是人的一种基本能力，它指的是“把有关活动条件的信息作为经常重组和重新定义该活动是什么的手段”[109]，运用自己的知识境遇重新审视自己已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及社会机制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社会和认识自我的过程。反思性包含着对日常社会实践中知识的占用和再生产。[110]今天，它在范围上确实是全球性的。如贝克所言，后传统社会是以现代性为“巨大的否定性镜像”的一个全面反思的社会，我们社会已经成为反思性的实体，未来已依据现存的知识在其赖以存在的环境中被反思性地组织起来。吉登斯很重视反思性，在他眼里，反思性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是晚期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他把反思现代性作为对晚期现代性阶段各种问题的反应，人们做出的任何决定，都依据对其行为条件或多或少持续不断地反思。哈贝马斯也提到过这一点，在被他称为“生活世界合理化过程”的发展过程中，“先是文化传统和社会化过程受到反思的压力，从而渐渐地被行动者自己当作讨论的主题。在同等程度上，被归结为纯粹约定的伦理生活的习以为常的惯例和理解模式，同那种经过反思和独立判断之过滤的决定分化开来”[111]。反思既是后传统社会的条件，也是后传统社会的结果。“反思对生活史和文化传统的闯入，培育了个人生活筹划中的个人主义和集体生活形式中的多元主义。同时，共同生活的规范也变得具有反思性；普遍主义的价值取向由此而成为优势。”[112]因此，个人如果拥有合理稳定的自我认同感，就能感受到其个人经历的连续性，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能与他人进行积极沟通。通过确立早期的信任关系，这种个体也能建立保护带，以便在日常生活的实际行动中“过滤”掉许多普遍威胁到自我完整性的元素。在反思控制的范围内，个体有充分的能力去维持“活生生”的自我感，而不是像客体世界中的事物那样具有惰性的特质。个人的认同不是在行为之中被发现，也不是在他人的反应之中被发现，而是在保持特定的叙事进程之中被开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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