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日常生活的异化

生活世界被视为某种事实、现存社会环境、经验活动的总和、某种生活形式或我们生活触及的范围。这常常使生活世界成了一种模式化的、常规化的日常生活世界，在其中，“我们往往只是筹划某种行动，却不反思生活世界本身”^[127]。对古代人来说，通过指出我的生活是有理性的，就可以充分回答为什么恰当的生活方式是我的善这一问题。但现在问题是，“正确的生活方式，依据的是包括我在内的事物，是如何被设计的”^[128]。“不仅是对顺从或反抗、政治参与或拒绝的选择，也是对全部生活领域中所有问题的选择，生存或死亡、富有或贫穷、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都在选择之列。”^[129]可见，生活方式的选择属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我们往往忽视这种选择背后的政治含义。其实，生活方式的选择图景有助于摆脱现时代政治的困境。

日常生活是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得以萌生与生长的土壤和滥觞，也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地、纽带与共同的基础。但在现代世界，“日常生活已经不再是有着潜在主体性的丰富‘主体’；它已经成为社会组织中一个‘客体’。在这个被组织化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一些全新的问题”^[130]。通过广告、宣传等对消费的控制导致风格的消失，当符号自身构成我们的消费时，“符号的大量干预以及从表现到意指的转变，分裂了能指与所指的整体性，同感性现实相关的指涉消失了”^[131]。伴随着元语言统治地位的确立，象征的消失和中立化，消费主义使日常生活遭受异化。“异化”在拉丁语中意为动词疏离，意即分离、转移或拿走。它从最初的“放弃一种天赋权利”逐渐衍生出多重意义，其中我们重点关注“失真”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异化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阶段性产物，意指劳动者在特殊的制度中与其劳动、劳动产品以及其他劳动者等产生了分离，从而丧失了真正的自我。”^[132]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对生活的异化现象进行批判，认为，随着对自然支配力量的不断提高，技术和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同步增长，现代性对自然的控制以对人的控制为代价。尤其是作为现代性产物的大众文化，以其强大的标准化、模式化和齐一化，对人产生更大的强迫性，剥夺了个人对生活进行选择的自由。

日常生活由于重复性、单调性和琐碎性经常被认为是同高雅的政治文化生活相对立的庸俗生活活动，不但遭到大众的遗忘，而且还被历代统治者利用。他们除了在理论上和思想上有意识地回避或贬低日常生活的意义，还进一步设定一系列理性规则和社会道德制度，规定日常生活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从而控制社会大众的一举一动。福柯在《性经验史》中，以大量事实揭示历代统治者控制日常生活世界的一贯伎俩或计谋，他把这种伎俩或计谋称为“自身的技术”^[133]。现代社会中，当代统治阶级利用其社会优势及势力，一方面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进一步吸引到日常生活领域之中，另一方面“又凭借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强大的资源和能力，利用他们所控制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整个社会的高效率的管理制度，把日常生活领域改造成有利于麻醉社会大众的场所，使社会大众在其中进一步受到他们在职业活动以外的‘第二次剥削’，承受‘第二次被宰制’”^[134]。

我们需要一种坚持实现日常生活本真性的批判态度，时刻提醒我们生活在一种异化的实在状态之中，由此来督促我们持续反思我们的本身性存在何处，并努力将其重现。反抗异化的困难就在于我们不仅难以意识到它，甚至我们的意识已经为其所控制。日常生活中的人们纵然能以个体的方式抵抗规训，或者对政治生活表现出冷漠从而在数字意义上降低权力机构的合法性，但异化使得这一切更多的是策略意义上的，它阻止了个体真正自由地选择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异化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意味着主体真实性的消解：日常生活的过程往往以跟从大众，效法常人为特点，在这种随波逐流的存在方式中，自我常常淹没于共同的生活时尚、相似的欣赏趣味、一致的价值取向之中。因此，吉登斯提出，由个体真正自由地选择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才能抵制日常生活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