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意味着主体真实性的消解。”[135]吉登斯认为自我通过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形成一个自主的自我。那么，何谓自主性？“自主性”[136]意味着人类自觉思考、自我反省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它包括“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思考、判断、选择和根据不同可能的行动路线行动的能力”[137]。自主性问题在当代面临如下困扰：对康德而言，道德行为是一切行为理性存在者都会同意应当做的行为，道德行为是“客观的”。当代研究从自主的行动者所选择的规则的客观内容和“约束”力转向那些行动者的品质以及他们用来达到决策的过程。一个人选择遵循什么准则已经不再重要，最重要的是，“选择必须真正是这个人自己的，他必须不是因为受到操纵、恐吓、洗脑或限制才做出这些选择的”[138]。我们看到，“它的自由主义—康德变种以一种近乎纯粹的形式延续下来（尤其在约翰·罗尔斯那里），其他一些不纯的流派则受到了浪漫主义个性、黑格尔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影响。……希望质疑‘自主的自我’能在其中被建构起来的那个背景本身”[139]。对自由主义者哲学家而言，自主性已经成了一个很有问题的概念：它的支持者不再真正地执着于启蒙运动的改革和自我完善的事业，但又不愿意放弃理性和深思熟虑的优点。我们不清楚：自主性怎么可能既是康德式的，又是浪漫主义—个人主义的，却仍然保持连贯？如果一个人从海德格尔的立场出发，但又承认决定应当包括某种理性策划，那么他怎么知道在哪里划清界限？一个理性化的决定从哪点开始不再体现主体的意志？但是，“如果一个人从康德和分析的前提出发，同时又用真实性和个人的自我表达来定义自主性，他怎么（像康德、罗尔斯那样）明确地区分自主和他律？”[140]
社会的变迁、传统价值和社会承诺的背离无法避免，那么我们何不在生活方式上试图获得对变迁的控制？[141]吉登斯要求我们参与外在的社会世界，而不是从中退缩出来。至于具体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我们要么完全自觉地做出选择，要么把它交给日常生活及其内在力量的惯性，而那种力量，das Man（集体的、非人格的“他们”），则总是构成个人同一性的一个维度。因此，“‘真实地’存在——用一种更传统的语言来说，成为一个‘个体’——首先意味着我为我自己作选择，而不是让非人格的‘他们’来替我做出我的选择。”[142]通过自主自觉的、个性化的选择和重构，大大强化自我的自主能力，即实行个人生活民主化和推行个人生活的自主原则，从而在“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的框架下行事。在这种对自我的追寻过程中，增强个人尊严、强化个体的公民责任意识和个体行动的真实体验，加强个体与他人交往的平等性和自主性。获得自我的自主性是所有政治都想获得的目标和抱负，吉登斯提出的生活政治也意在如此。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点不在于实现怎样的自主，而是要考虑黑格尔在此问题上的看法，“一个人是否能够以及是否应当追求自主性、追求成熟和追求自我决定？”的问题就演变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把自我理解为仿佛真的能够用它自己的资源来超脱它的社会和文化处境，并且把那种处境对象化，把它的判断普遍化，清除它自己的偏见，这种做法难道不是曲解了事实吗？我们必须对自主性进行盘问，以便得出一些线索来追踪隐含的背景，“因为正是由于那些背景，自主性才有可能作为一个政治和哲学的话题浮现出来”[143]。我们强调自主性的背景，对生活方式进行选择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吉登斯政治哲学的意图之一就是以人的自我实现为目的取向，这种目的以生活方式的选择为路径。通过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决策，一方面自我进行自由选择达到自由主义所谓的“彻底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可以让价值体系进行不断重构，达到德沃金（Ronald Myles Dworkin）所谓的自主[144]，通过惯性使得选择合法进行，无须依赖辩护，满足图根哈特（Ernst Tugendhat）的自我决定的条件[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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