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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福柯“身体—政治肉体”的驳斥

时间:2023-03-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吉登斯身体观的提出源于对福柯身体观的不满。福柯说,自我是如何被塑造成主体可以从身体的角度探寻真相,主体的生产是经由屈从甚至对身体的破坏而发生的。总体来看,不论是对于身体还是“性”论述的关注,福柯旨在集中力量揭示控制和操作身体与性的知识论述以及权力机制。在这点上,吉登斯对福柯表示肯定,但对它的“身体—政治肉体”观点表示异议。
对福柯“身体—政治肉体”的驳斥_行动的自我与身体:吉登斯“生活政治”研究

吉登斯身体观的提出源于对福柯身体观的不满。下面,让我们引进阿图·弗兰克(Artu Frank)的四种身体划分法,以福柯生命身体政治理论为参照点,了解吉登斯把身体作为行动系统的内涵。

阿图·弗兰克指出身体在制度、话语和肉身组成等边三角形的交叉点上形成。从控制、欲望、他者联系和自我关联这四个维度出发,他划分出了“规训的身体、控制的身体、镜像的身体(消费)和交流的身体(认知)”[3]。福柯从前两种身体概念出发,对其作了深刻的阐述。

从人类文化创立以来,政治和道德方面的规范和制度往往把身体分割成“公众”和“私人”两大部分。作为反基础主义的代表,福柯认为人的身体是人类历史和文化中的身体,在西方所有传统的身体论述中,其论述的对象不是活生生的身体,而是被理性化或者被语言化的身体。正因为这样,“在西方社会文化发展中,真正的身体及其本能欲望,都未能直接呈现在文化体系中”[4]。福柯指出,一切人类社会和文化都是从人的身体出发;人的身体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我们要关注的是在社会和历史的身体,说明白一点,福柯关注的历史是身体遭受惩罚的历史,是身体被纳入到生产计划和生产目的中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他说:“人的身体遭受了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和文化的摧残和折磨。身体就是各种事件的记录表,也是自我进行拆解的地方。”[5]

那么,身体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如何被改造成一个驯服的生产工具的?人的身体是如何被成功地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福柯告诉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政治“解剖学”来做进一步思考。这种设想不是从某种“肉体”的角度来研究一个国家,也不是从某个小国家的角度来研究肉体及其环境,而是从“政治肉体”[6]的角度分析对肉体的政治干预和权力微观物理学。他指出,一种“政治解剖学”,也是一种“权力力学”,在18世纪诞生。“它规定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肉体。”[7]当然,惩罚的技术在干预和征服人的肉体方面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造成了规训权力的特殊方式,征服各种力量和肉体的一般公式和技巧,即“‘政治解剖学’能够运用于极其多样化的政治制度、机构和体制中”[8]。实际上,权力和知识关系通过把人的肉体变成认识对象来干预和征服人的肉体。在各式各样的规训与惩罚技术后面体现着某种权力的效应,某种知识的指涉,某种机制的功效。这样一来,肉体直接卷入政治领域,虽然从生理看,肉体是自然物体具有的能动性,但福柯再三提醒我们,“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9]

福柯指出,身体的规训还体现在性方面,这里,“性是与规范、知识、生命、器官、规训和调节联系在一起的”[10]。性经验机制存在的理由不是生育,而是“以日益细致的方式增加、更新、连接、发明、渗透各种身体,以日益周全的方式控制人口”[11]。他考察了17世纪以来的“性话语实践”,发现与17世纪比较而言,19世纪和20世纪其实是性话语增加的时代,并且,“从来没有一个社会设立过比今天的社会更多的权力中心,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比今天的社会更加明确地反复强调对性的关注”[12]。换言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将性论述与权力、文化紧密捆绑在一起,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我们避之不及。

根据福柯的思路,身体被驯服,我们也随之被塑造成所谓的“主体”。主体是西方思想和文化史上最主要的概念之一,而且,也是建构整个西方传统思想、理论和社会制度的基础范畴。无论是理性主体、知识主体、道德主体、司法主体,自我都只是一种工具的体现。福柯说,自我是如何被塑造成主体可以从身体的角度探寻真相,主体的生产是经由屈从甚至对身体的破坏而发生的。只有通过对身体的破坏,作为“解离的一致性”的主体才会出现:“身体是事件的可题写的表面,是解离的自我的所在地,并且是处于永远的分解状态中的一个空间维度”[13]

总体来看,不论是对于身体还是“性”论述的关注,福柯旨在集中力量揭示控制和操作身体与性的知识论述以及权力机制。在这点上,吉登斯对福柯表示肯定,但对它的“身体—政治肉体”观点表示异议。在福柯眼里,身体具有被动铭写性,身体不是根据它自身的主动力量而展开,身体最重要的特征是我们的身体是本质上具有暂存性和发展性的行使功能的有机体[14],而是它所背负着的众多社会因素使得它不得不成为“身体—政治肉体”。我们正在进入所谓“控制”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已不再通过禁锢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15]吉登斯对福柯仅仅把身体视为一种政治肉体的观点极为不满。对他而言,身体不是一种在道德奴役和组织权威双重影响下的“驯服的肉体”,作为行动系统,身体具有能动的特性,具有双面性,不仅具有被动与消极的一面,同时也有主动、积极、创造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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