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当然是由其肉体体现。对身体的轮廓和特性的觉知，是对世界的创造性探索的真正起源。有关身体和自我的关系，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给予我们许多教诲。身体不仅仅是一种“实体”，而且“被体验为应对外在情境和事件的实践模式”[33]。这话如何理解？我们知道，身体在社会生活中依靠时空为其具体定位，它能够根据对象、场合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这一方面，身体呈现出非凡的调整能力，它可以根据肢体语言表达自己的需求。面部表情和其他体态，提供了作为日常交往之条件的场合性或指标性的基本内容。我们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有能力的能动者，即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他人一起参与到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就是我们能够对面部和身体实施持续成功监控的结果。因此，吉登斯说，身体的控制是“不可言说”事项的核心方面，但它是可以言说事项的必要框架。
在日常接触中，身体的定位首先涉及的就是脸面和前台。身体的区域化可以在互动情境的区域中找到它在空间上的对应物。“区域化提供了一个时空闭合的区域，产生某种封闭性，以保证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之间可以维持一种相互分离的关系。行动者就是利用了这种分离关系，组织行动的情境性，维持他的本体性安全。”[34]正是由于日常生活的例行活动包含了这种尽管司空见惯、但却铭心刻骨的情感关联，发挥能动作用的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才觉得他们自己不是演员。“后台区域确实形成了一种意义重大的资源，有权者和没那么有权的人都可以反思性地利用这一资源，从而得以在他们自身对社会过程的解释和‘正式’规范所提倡的解释之间保持一种心理距离。”[35]区域化和身体关注的各种表现形式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又是和基本安全系统的维持联系在一起的，在这层意义上，吉登斯认定身体不是孤立的。身体不但是“行动”与它的周围世界的中介，而且是“行动中自我的统合体，身体是行动中自我的中心”[36]。身体是积极行动的自我的“所在”，但自我显然不仅仅是作为其“承载者”的有机体物质特征的延伸。
吉登斯提出身体属于自我，势必牵涉到身体所有权的问题。顾名思义，身体所有权指的是，“个体如何在生活规划的身体发展策略中做出选择，也包括谁来决定对身体的产物以及身体各部分给予处置”[37]。身体归我们自己所有的观点，从洛克起就已被一部分人公认。洛克觉得处理自己的身体是每个人的权利，对身体的侵犯则会导致对私人的自然而不可剥夺的财产权利的侵犯，在权力或政治学出现之前心智和身体早已存在。在历史和政治学中，它们扮演关键的角色，但“它们的起源和来源都存在于历史上出现的权力网络之外”[38]。洛克认为身体是政治和统治起源之前的自然世界中存在并行使功能的自然的实体，但并不将身体视为时刻都在发展变化的有机体。直到18世纪最后25年，身体才作为有机体走向“标准化”。吉登斯认为我们不能随意地处理自己的身体，要考虑其中所牵涉的道德伦理问题。自我与身体联系最密切的领域莫过于生殖领域。吉登斯说：“身体过程和发育的反思性占有是生活政治的争论与斗争的一个基本要点。”[39]身体与自我在另一个已完全由现代性的内在参照系统所侵入的基本领域中连接起来，这个领域就是生殖的领域。“听天由命式的生殖的结束”与“自然的结束”有着紧密的联系。遗传工程的潜力只是刚刚得到开发，它代表了作为一种自然过程的再生产的进一步瓦解。“在这种自然的消失过程中，新出现的决策领域不仅影响到直接的生殖过程，而且还影响到身体的物质构成性的表现。”[40]这样一来，生殖领域出现的各种选择与道德相关，比如，一个胎儿拥有什么样的权利等，都不是由自我自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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