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成为自我的政治代言人

在尼采之前，身体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简单地说，在古希腊，身体把人类主体拉向低级的状态，跟灵魂以及知识、智慧、精神和真理相对立，哲学家扬理性抑身体，要求控制而不是迎合身体的需要。在中世纪，教会压制身体，身体遭到道德伦理的压制。宗教改革后，大概从17世纪起，身体受到知识的诘难。笛卡尔认为身体是机器，将意识和身体分开，知识是“自我意识”进行反复的理性推算而获得的，而不是从身体的偶然出发触摸得来的。黑格尔从未把身体作为哲学思考的对象，更不用说作为经验的场所了，在黑格尔看来，“身体总是且只被间接地看成是意识的外壳、场所，或者其具体性”^[41]。显然，在那个时候，身体还不能扮演政治代言人。在当今社会，吉登斯认为，身体是主动的、积极的，直接参与到建构自我的原则之中，从而成为自我的政治代言人。

一方面，身体与反思相互作用，通过反思，我们对自身的身体负责，让身体直接参与到建构自我的过程之中。吉登斯说，“随着身体日益为抽象系统所侵入，身体不再被当成是一种固定的生理学上的实体（a physiological entity），而是已经深深地具有现代性的反思性的那种复杂难懂性，变成了一个互动、占用（appropriation）与再占用（reappropriation）以及将反思性的组织过程与系统化的有序的专家知识联结起来的场所（site）。”^[42]身体具有反思性，身体使反思持续地进行，这是身体主动性的最主要体现。就其反思性重构的状况来说，身体本身已获得了解放。因为，一旦思想成为灵魂的居所，身体就会完全成为受晚期现代性势力“持续不断加以加工的东西”。

另一方面，在晚期现代性的情境中，身体日益被社会化，并且被纳入社会生活的反思组织之中，成为反思性的一部分，其具体过程体现在，“身体的生活制度和感受性的组织向持续的反思性敞开了大门，以对抗选择多元化的背景。生活规则和生活风格选择的采纳（原则上）和身体养生相整合”^[43]。这意味着，个体在生活规划、身体外貌、行为举止、饮食习惯与健康方面均以自身的内在标准为基础，而不是以一些外在标准为基础。

布莱特·特纳说，社会学将身体看作是行为环境的一部分，以吉登斯为例，在结构化理论中，他根据地理学家哈格斯特兰德的理论，将“身体看作是对人行为的时空制约要素”^[44]。人的行为首先是自我监督行为，人总是要面对不断的选择冲突，所以，吉登斯关心的是行动者的行为，而不怎么关心行动者的身体。但事实并非如此，吉登斯非常关心身体，并将之与反思联系起来。身体的生活制度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制度反思性得以集中修养身体，而这些生活制度也与感觉性的形式直接相关。也就是说，身体与反思相互作用，通过反思，我们对我们自身的身体设计负责，让身体直接参与到建构自我的原则之中。所以，身体是主动的，是积极的，可以充当自我的政治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