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觉得福柯忽视作为人类主体（human subjects）所积极取得的成就，不顾及性别（gender）而过于强调性（sexuality）[52]，“对性和浪漫之爱（romantic love）的联系保持沉默，对自然性征（the nature of sexuality）的讨论主要停留在话语（discourse）的层面上，对与现代性有关的自我观念较少提及”[53]。如果说福柯从身体背后的各种规训与惩罚的技巧入手来批判权力与知识机制，那么，吉登斯则是试图根据身体背后的各种惯例开辟出一条新的政治哲学路径。他认为，通向这条路径的切入点便是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所忽视的东西——爱的本质，尤其是浪漫之爱观念的出现。
出于此种考虑，吉登斯特别补充了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所忽视的东西：“爱的本质，尤其是浪漫之爱观念的出现。”[54]爱本身被视为对完整个体的追求，这要求我们把一些本来倾向于相互分离、相互对立的事物统一起来。“把爱的主题与‘自我觉知’这个爱灵魂的总目标结合起来的有效途径，是把爱视为‘在另一个身上发现你自己’”[55]。在性别互动关系中，由于彼此都有被渴望的渴望，两个主体都能在对方身上认出自己。性代表对立主体一体化的第一种形式：每一方都统一于对方，而又正因为如此而互相对立；对方，通过它而互为对方存在，其本身就是他的自我。这种在对方中认识自我的互惠经验，仅仅是在它能够成为双方主体间共有认识的程度上，才发展为真正的爱的关系。因为只有当两个主体都认识到“对方同样在其对方认识其自我”，它才能拥有“对方……为我存在”的可靠“信任”。为了一种相似的在他者身上认识自我的关系，黑格尔第一次使用了“承认”概念：他在旁注中写道：“在爱的关系中，‘未开化的自然的自我’得到了‘承认’”[56]。黑格尔在论述“自然伦理”一节中指出，“‘个人’一词指的是这样一个个体，他最初是从主体间承认其法律能力当中获得其认同的，相反，‘完整的个人’指的是这样的个体，他首先是从主体间对他的‘特殊性’的承认中获得其认同的。但另一方面，主体为了获得更大的自主性，也就必须更多地认识到他们之间是相互依赖的。”[57]对于这点，吉登斯非常认可，他一直强调，“爱的演化同性征（sexuality）的出现一样也是现代性的一个现象，它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同反思性问题和自我认同问题连接起来。”[58]
爱本身是一种鼓励我们追求完美的冲动。爱真正的、最终的目标和目的，是赋予我们永恒的存在或永生。浪漫之爱的首要特征，是必须存在着一种障碍把一对恋人分开，是他们不能马上进入长期的、稳定的感情依恋关系；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它牢牢地以感受而不是理性为基础；爱人们往往会把性关系当成表达爱意的积极方式而接受下来；它往往会悖论式地破坏个体性。”[59]18世纪，浪漫之爱观念的传播深深卷入了婚姻和其他个人生活环境的重大转型之中。浪漫之爱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它将性爱理想化，赋予许多想象的光环，并通过文学的各种形式（包括诗歌、绘画、雕塑、小说等）表达出来。这样，爱的观念被导入到个体生命中，反过来，个体生命又通过自身的生活表达着这种爱。二是它带有激情之爱的因素，“使爱具有强烈的自然倾向，倾向本身恰恰又是对婚姻这一死板社会形式的一种补充。在浪漫之爱中，理念的内涵和激情的内涵是互为一体的。”[60]在亲密关系之间逐渐形成的浪漫之爱带给自我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获得自我意识，对自我进行肯定，为获得他者的认可做好准备。这与19世纪以来人们的目标一致，即重新恢复作为人的基本需要和具体本质以及实现其潜能和全部可能性的生命。启蒙时代的人们虽然已经具有越来越强的个人意识，要求做一位“政治人”，试图成为精神主体，相信自己是自己的精神权威，自己有精神权去进行价值判断，自己的精神不依赖他人而具有完整意义。“政治人”还特别重视私人性，强调私人经验或私人知识的不可替代性和不可还原性，突出所谓“自我”以及自我价值，这种夸张的自我或多或少有某种自恋倾向。简单地说，“‘自我人’的个人概念意味着精神上独立自主的个人”[61]，浪漫之爱为这种“自我人”的确立提供了帮助。
浪漫之爱设想了某种自我审视（self-interrogation）的方式。这种自我审视类似于黑格尔意义上的爱的概念，开始反思自我与他人的微妙的关系，“爱，一般来说，就是意识到我和另一个人的统一，使我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相反地，我只有抛弃我独立的存在，并且知道自己是同另一个人以及另一个人同自己之间的统一，才获得自我意识”[62]。在这一论证路线中，黑格尔把“爱”进一步描述为“伦理的预感”，这个事实可能意味着，他把爱看作是一种原始的经验关系，人类只有在这一关系中才能认识到相互对立的主体间一体化的可能性。“若无被爱的情感，伦理共同体的理念要获得所谓内在心灵的再现形式是不可能的。”[63]从其最古老的源头，浪漫之爱提出了亲密关系问题，这种亲密关系与欲望（lust）、与现实的性并不相容。它假设了一种心灵的交流，因此，“它一方面紧紧依恋着他人并把他人理想化，而另一方面又投射出未来发展的道路”[64]。吉登斯赋予其深刻的内涵，“它第一次把爱与自由联系起来，直接把自身纳入自由与自我实现的新型纽带之中”[65]。对每一主体而言，只有这种情感允许他发展出基本的自信，让他具有平等的权利，介入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所以被爱的经验构成了参与共同体公共生活的必要前提。
浪漫爱情把曾经难以实现的诸多价值融为一体，它让自我得到自己与他者的肯定。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内在发生的认同就是在爱情关系这个熔炉里诞生的。性爱关系包含着逐渐相互发现的路径，其中施爱者所经历的自我承认，同与日益增进的被爱者的亲密关系一样，也是这种相互发现的一部分。所以，浪漫爱情有助于肯定自我、发现自我，让自我的肯定意识得到增强。再者，“爱的关系所认可的，是原始承认关系的成熟形式，是它构成了同一性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因为它们在个人冲动的特殊性中再度肯定了个人，因此赋予个人一种不可缺少的基本自信。”[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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