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与流通产业发展研究综述

四、技术进步与流通产业发展研究综述

经济学家很早就注意到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古典经济学时代，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将机器发明和改进确定为劳动分工促进生产率的一种主要方式；马克思和马歇尔把技术和技术进步看作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力量。最早强调并对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社会经济活动做出初步理论解释的是熊彼特，他认为技术创新存在着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竞争的关键因素。新古典经济学也一直强调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认为知识是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之一，这里的知识主要就是技术创新⁽²⁷⁾。20世纪50年代，索洛（Solow，1957）在生产函数中引入技术因素变量，建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于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从而导致两难困境。内生增长理论着重强调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阿罗（Arrow，1962）提出的“干中学”模型，最早将技术创新内生化，认为技术或知识的进展通过学习的过程获得，而学习又来自于实践经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Romer，1986）在阿罗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指出技术变化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卢卡斯（Lucus，1988）以宇泽模型为基础，吸收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溢出效应来自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阿吉翁和豪依特（Aghion和Howitt，1992）以熊彼特的创造性毁坏过程为基础，论述了经济增长由技术进步引起，而技术进步是由进行创新的研究机构间的竞争所引起。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2006）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纳为三条：库兹涅茨所说的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科学和技术本身的进展、有利于科学或者学术繁荣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制度化⁽²⁸⁾。韩耀和何广前（2006）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流通技术的理解偏重于科学技术在流通领域的应用，忽视了流通领域的内生技术的自发积累；因此，必须加快流通技术，尤其是无形技术的扩散和吸收，通过技术进步来带动流通产业结构的升级⁽²⁹⁾。孙畅（2008）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和索洛增长模型，对1992—2004年间中国流通业增长中的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我国流通业增长仍然是要素驱动型的粗放增长，技术贡献甚微⁽³⁰⁾。张弘（2009）通过对改进的A－U模型的分析后指出，技术创新是流通产业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流通产业结构的升级是通过流通领域的技术进步和业态更迭体现出来的，流通产业的升级可以是跳跃式的，技术创新推动流通产业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流通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过程，并进一步提出了加快技术创新，促进我国流通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³¹⁾。汪旭晖（2010）认为，自主创新是流通服务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所在，流通企业作为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应从业态创新、服务创新、技术创新、运营模式创新等方面开展自主创新活动⁽³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