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新常态

从现阶段看，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基本特征。新常态下，过去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和低成本出口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拼资源、拼人力已经成为过去时。依靠结构调整、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成为新常态的不二选择。供给侧改革正是适应新常态的一种有效手段和可行措施。研究这几年中央关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和一系列论述，可以清晰看出其中二者的逻辑。

“三期叠加”的现实考验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两百年前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话语仿佛更适合当下的中国——成就和变化举世瞩目，矛盾和困难极具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初步核算，2015年全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76 70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9%，中国人均GDP为5.2万元（按13亿人口计），约合8016美元。这一数据虽然距离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3.7万美元以上的水平仍有很大差距，但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于是，“中等收入陷阱”就成为我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如墨西哥、巴西、菲律宾、马来西亚、南非以及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至12 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截至2015年7月1日世界银行的归类，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在4126美元至12 735美元之间。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亚洲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飞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走过了经济发展的“急行军”，持续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201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67万亿元，比2014年同期增长6.9%，稳居世界经济第二位。

同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1元到2015年超过5.2万元，增加136倍。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8000美元，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从新中国刚成立时的一贫如洗，到不断脱贫致富，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全球有目共睹，但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挑战——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也是经济社会矛盾加剧、爬坡过坎的风险期。

如果顺利迈过这一时期，则可升级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一旦“闯关”失败，则可能陷入长期的“中等收入陷阱”，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纵观历史，从“贫困陷阱”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并不少。中国周边多个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也正经历着“陷阱困境”。亚洲开发银行在题为《2050年的亚洲：了解亚洲世纪》的报告中曾警示：“发展中的亚洲正处在十字路口：要么爬上‘亚洲世纪’的高地，要么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低谷。”

翻开中国圆梦的时间表，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剩下不到5年，距离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只有30多年。对于经济体量大的中国而言，未来的发展是“黄金期”还是“迷失期”？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

面对矛盾凸显挑战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车之鉴，必须依靠供给侧改革打造新动力体系。

“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7%的增速就够了”；“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指明了攻坚的方向。

而在李克强总理看来，在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现代化，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尽管面临国际竞争加剧、资源环境约束等诸多挑战，但广大人民群众的勤劳智慧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长中的庞大内需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和回旋空间。“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过去30多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李克强说。

要想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要准确把握好中国的发展大势，清醒认识当前发展的“隐忧”，并提早做好政策应对。不可忽视的是，当前国内外环境相当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经济发展仍面临较大挑战，特别是出现了一些可能引发经济下行和风险增大的边际变化，保持经济平稳发展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从外部环境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7年来，世界经济总体仍呈低迷态势。2015年世界经济增速为6年来最低，国际贸易增速更低，大宗商品价格深度下跌，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加剧，对我国经济造成直接冲击和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也在放缓，并面临人口增速放慢，青年劳动力资源短缺，给生产率造成压力；同时，地缘政治的持续恶化导致俄罗斯经济动荡加剧，以石油为主的国际能源价格持续下跌，可能会使全球经济陷入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三者相互叠加的恶性循环。全球经济再现不确定，下行风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

从内部看，我国发展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受全球贸易萎缩等因素影响，2015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出现下降，预期增长目标未能实现。投资增长乏力，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严重，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地区和行业走势分化，财政收支矛盾突出，金融等领域存在风险隐患。人民群众关心的医疗、教育、养老、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城市管理等方面问题较多，环境保护形势严峻，严重雾霾天气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

增长减速、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激增、环境资源压力凸显……如果用一个词来形象概括当前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那就是“三期叠加”，意为当下处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状态。

增速的换挡期，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也是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必须面临的。纵观中国，过去30多年近10%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正进入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换挡期”。但适度地调整有利于中国经济能持续健康成长。

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是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唯GDP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的中国，不仅重视速度，也重视质量；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结构调整就要面临“阵痛”，必须痛下决心，相信市场的力量，解决当下的问题。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这一时期是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在产生红利的同时，政策的副作用现在正在消化。消化就意味着要付代价，就要淘汰破产，就要市场出新。

“三期叠加”的背后，潜藏着可能将中国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素。从国外看，一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最初的诱因便是经济增速放缓，即高速的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原有的增长机制一定程度上失灵。

而当下中国发展的难题恰恰在于：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经济潜在增长率放缓，经济结构调整远未到位。一些地方还习惯于用政策刺激上项目，一些企业还是靠廉价资源能源扩张规模，使得经济内生动力不足，新的核心竞争力亟待形成。

——警惕“人口红利”逐渐消退、成本比较优势逐渐弱化。

“招工难，一年比一年难；用工贵，一年比一年贵”，这是全国饰品生产龙头企业浙江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近年来的担忧。2009年初，沿海企业出现一波农民工“回流潮”，公司为了留人，将工资一次性提高10%。周晓光说，那是她第一次清楚意识到“劳动力成本拐点”真的到来了。随后的几年里，尽管每年工人薪资涨幅基本都在10%左右，直至薪资成本占到整个企业成本的三成，但用工的窟窿仿佛永远也堵不上。“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太快，工人劳动技能也没有明显长进，一些外资企业迁厂至东南亚也就不难理解了。”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正经历“刘易斯拐点”，中国是否已“未富先老”？对此，李克强总理2013年9月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外资企业座谈时曾指出，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都还会有人口红利。但他也坦言，中国面临的就业问题不仅有总量压力，还存在结构性矛盾。“通俗地说，就是有岗位找不到合适的人，也有人找不到合适的岗位。这种结构性矛盾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可能还会更加突出。”

——警惕增长驱动依然过度依赖投资，居民消费率无法提高。

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中等收入群体较大，最终消费率较高。但对我国而言，社会财富“蛋糕”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居民扩大消费仍面临很大挑战。如果不能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能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则很难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警惕粗放增长难以扭转，资源环境成本激增。

近两年，挥之不去的雾霾肆扰中国。对处在转型关口的中国来说，雾霾绝非仅是环境的灾害，更是对中国高能耗增长模式的严重警示。

十多年来，中国屡屡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但却陷入“产能越去越多”的怪圈。工信部数据显示，中国有200多个工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不仅重工业产能过剩，就连光伏、风电等战略新兴产业也严重产能过剩。

化解产能过剩之难，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之艰。产能过剩的背后，是一些地方政府盲目竞争上项目，造成重复建设“遍地开花”。环境的恶化，实际是由不合理的工业结构造成的。外界曾有这样一句戏言：“世界钢铁看中国，中国钢铁看河北。”这里生产着超过全国四分之一的粗钢，随处可见的钢厂、水泥厂、化工厂、建材厂、玻璃厂等“两高”产业近乎成了河北工业结构的真实写照。

“大势难居，不可不慎。”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

“我想告诉大家，中国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经济运行总体是平稳的。”2013年9月，渤海之滨大连，李克强首次以总理身份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时在演讲中给予了明确的回答。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要靠新的发展来化解老的问题，要用新的进步来实现新的任务。对于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背后既有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也是内在的经济规律。现在，中国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基数增大，即使是7%的增长，年度现价增量也达到8000多亿美元，比5年前增长10%的数量还要大。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不一味追求速度了，紧绷的供求关系变得舒缓，重荷的资源环境得以减负，可以腾出手来推进结构性改革，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发展阶段演进。这样，中国经济的“列车”不仅不会掉挡失速，反而会跑得更稳健有力，带来新机遇，形成新动能。中国经济要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要对传统思维“说不”，为创新体制“叫好”，关键要推进结构性改革，创新宏观调控，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增加消费，改善收入分配和民生福祉。中国发展潜力巨大，会给世界带来新机遇。

站在新的起点上，新一届中央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要破解当下的发展难题，必须审时度势，全面把握和准确判断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坚持底线思维，统筹施策、精准发力、谋划长远，以改革为动力，引领中国经济创造新的奇迹。

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挑战和机遇，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背后，同样蕴藏着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是一只刚刚破茧的蝴蝶，但因为翅膀还是湿的，还要经历抖动、晾干以后再起飞的阶段。”世界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这样比喻中国。

历经30多年改革开放，尽管发展中积累了一些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弊病，但应该看到，中国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家底日益殷实，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也在增强。面对来自国际、国内对中国经济的质疑、唱衰，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国内外大势，准确把握经济发展大局。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沉稳应对。以经济工作的“新思维”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的阶段性特征，2014年中央高层反复提及的“新常态”一词，成为国内外观察家洞悉中国经济的关键词。

“新常态”出自经济词汇，最早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埃尔—埃里安等投资家使用。可概括为“一低两高”，即低增长、高失业和高债务。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和日本，概莫能外。

经过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欧美经济持续20多年相对稳定繁荣的“大稳定”，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西方思想界深刻反思。世界经济的“新常态”正是反思结果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甚至用“新平庸”来评价当下的国际经济形势。

在拉加德看来，世界经济面临“新平庸”风险，其特征是一种持续的低经济增长和高失业率状态，影响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经济体，而且“新平庸”还受到来自地缘政治因素以及各国央行不同步的货币政策的威胁，全球政策制定者还面临金融危机遗留下来的高债务和高失业率等难题。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与世界经济的“新常态”在内涵上显然不同。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及“新常态”一词——“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2014年7月底，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重申，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

2014年11月9日，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系统阐述的“新常态”三大特点，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愿景，给世界经济吃了“定心丸”。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面对三大特征，习近平自信地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

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

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

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2014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首次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全面系统阐述，从九个方面推出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趋势性变化，为中国经济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新常态”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战略概念。简单地说就是要告别过去的“速度情结”，把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到创新，转到技术进步，要用改革作为根本的动力，来推动整个经济工作。

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新常态的九大特征，清晰表明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因此，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八个注重”的新要求，成为有效引领新常态，实施创新驱动，实现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目标的“指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