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发展

改革与发展_对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若干思考

一、正确处理好结构调整、改革与发展的关系

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之一是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再次强调了“发展是硬道理”这一邓小平理论的精神思想。于是，各种关于“发展”的文章频频见诸报端，大有再掀经济发展新高潮之势。应该说，强调发展，不仅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的号召，更是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国际大环境的使然。正如有的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之所以强调“发展”，既是从理论出发，又是从现实出发；既是当前的需要，也是长远的需要；既是国内经济走势的要求，亦是国际大环境的要求。特别是在当前，从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诸要素来看，在现在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资金资源和技术资源都较为丰富甚或出现过剩的情况下，还不能较快地发展经济，反而出现失业加剧和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等现象，实在是不应该的事。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浪费，或者按照邓小平思想来理解，就是停步，甚至后退。当然，这里有生产关系不适应所导致的制约因素，它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所以，加速发展是有道理的，也是及时的。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偏向一隅，又走入过去的泥潭，即只讲高速度发展，而忽视讲效益、讲质量。当然，它不可能与过去完全一样，因为现在有市场这只“手”在起作用。但新的情况可能是，我们在强调加速发展的同时，而把多年来强调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搁置在一边，只为当前发展而发展。其实，结构调整、改革与发展三者是并行不悖的，前两者最终都是为了后者。发展可分为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当前发展可以通过适时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实现，而长远发展则需要通过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来实现。没有结构调整，不仅可能对国民经济发展形成“瓶颈”制约，而且不能提升产业结构和提高国际竞争力，从而使发展的速度、效益、质量受损和发展空间变小。没有改革，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就可能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而通过改革，则能为生产力发展释放巨大的能量和提供广阔的空间。就发展来说，速度能够搞到多高，也决定于经济效率提高的程度。而在制约经济效率提高的诸多因素中，体制因素又是最主要的。也就是说，欲求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首先要改变缺乏生机与活力的旧体制，建立能够有效率地运转的新体制。否则，繁荣只能是短期的，难以持久。对此，我们是有过经验教训的。正因为如此，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反复地呼吁，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都依存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因此，21世纪的中国经济，要全面考虑当前与长远、国内与国际发展的需要，就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好结构调整、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三者不可偏废，缺一不可。只顾及当前发展，避重就轻，而把改革攻坚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任无限期地推到以后，则是短期行为，将会严重影响未来经济的发展。反之，只考虑结构调整或体制改革，而不顾当前经济是否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则会导致失业加剧、收入减少和社会不稳定，这将影响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进程。办法是必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科学组合、适时而动。从短期来说，当前突出的重点是发展，则三者政策的组合要围绕加速发展来进行，即产业、产品结构等调整政策与改革措施的出台要紧紧围绕有利于当前加快发展速度来配合实行，不利于或方向相反的政策和措施可暂时不出台。但这不等于说不实行结构调整和出台改革举措。事实上，不实行结构调整或不出台有关改革措施，也不利于当前经济发展。从长期来说，突出的重点应该是结构调整和改革。这时，三者的组合是围绕着结构调整或体制改革来进行，发展速度则可以适当放慢。在短期与长期之间如何沟通？这需要看一定时空条件下，哪一个问题更为突出，更为严重，亟待解决。如果是体制问题，则全力以赴应对之，集中出台一些配套改革措施，以解决体制障碍对发展的影响。如果是结构问题，则需要加大力度，排除干扰，下大决心来进行结构调整，为未来经济发展打开上升通道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在集中力量解决某一突出问题时，其余两者政策或措施的出台要辅助之，形成合力，而不是相反的阻碍力量，更不要出现不同声音。

二、结构调整应有大思路，要为21世纪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奠定基础

大力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这是我们一直梦寐以求和不懈努力的目标。但每当遇到经济增长出现滑坡的时候，人们就自觉和不自觉地把目光转向了发展。其实，正如上文所分析的，两者并不矛盾。因为结构调整也要在发展中进行。投资的扩大，将为结构调整提供资金条件；消费的扩大，将为结构调整提供市场条件。没有投资与消费的扩大，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结构调整就将失去资金支持和市场空间而难以为继。所以，要在发展中加快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中促进发展。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提出了，要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2000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要着力点。

不仅如此，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根本性措施。可以说，结构调整事关大局。因此，结构调整应有战略性的大思路，要放眼于21世纪中国经济和国际经济发展与竞争的大趋势和大格局中来运筹帷幄。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时提出了，当前面临的经济结构调整不是暂时性、局部性的调整，而是战略性的调整。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结构调整的实施中，政府的作用又往往过多地倾注于具体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中。其实，产品结构的调整、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以及一些产业结构的调整，应当交给市场去完成。政府只需要出台政策法规，制定竞争规则，创造公平环境，加大对违规的监督和惩罚力度就可以了。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关注更多的应该是加强基础产业，振兴支柱产业，培育先导产业。即使是对这些需要支持和扶植的产业，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或拿有限的资金和力量去“撒胡椒面”；而应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一个时期攻破一个难关。如“七五”、“八五”时期，集中力量进行轻工产业和基础产业的调整，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目前，在面向21世纪的未来，政府对结构调整的思路，要跳出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框框，理清出战略性的思路。

首先，从国内经济长期发展的需要和消除扩大内需深层制约因素出发，必须解决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种生活方式的“两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矛盾，即进行“两元经济”结构的调整。这应该成为铺定我国21世纪发展的重大的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它的实质是农村人口城市化这一我们不应该回避也不可能回避的发展观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能和广阔空间。没有理由怀疑我国未来的发展速度，关键是政治、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政策的正确。因此，要把城市化作为我国今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重头戏。以城市化发展带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如“十五”时期）的经济发展，以二元经济结构调整带动中国21世纪经济的长期发展。当然，作为起步，可以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辅之以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制的配套改革。

其次，从21世纪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和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需要来看，必须下大力气发展高科技产业，即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以迎头赶上21世纪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和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否则，我国将又一次失去历史性机遇而被发达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如“十五”时期），最紧迫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加快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如大力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传统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接轨，发展电子商务，改变传统的结算与运输方式等。信息技术产业，特别是互联网，为中国与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的起点，从而为我国加速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至少可以缩短与其发展的距离，以使我国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赶超。如果我们对这一难得的历史契机，不给予高度的重视，不立即付之以国家战略行动，而仅仅停留在理论的讨论和媒体的炒作，必将与高速发展再一次失之交臂而愧对国家、历史和子孙后代。我们知道，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信息技术的投资只占美国企业设备投资的3%，目前已占到45%以上。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大大地提高了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1994年以前的20年里，美国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只增长1%左右，而1995年以后，每年平均增长了2%，1998年达到2.8%，1999年第三季度的增长率更是高达4.2%。劳动生产率的稳步提高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可见，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时不我待，加强信息技术产业必须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再次，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来看，要坚定不移地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推进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目前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合理，必须着力加以解决。对此，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可以考虑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退出，也可以加大部分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减持力度，甚至应该出让、变卖一些中小国有企业的资产而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这是国内和国际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它可以在“抓大放小”的方针下推进，但首先必须符合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这一大原则。目前这一结构调整，中央已形成决议，关键是视经济发展形势和社会承担能力择机而行。可以考虑在经济景气高涨时，加大力度，加快步伐推进；而在经济景气疲弱时，放慢速度，谨慎推行。

最后，从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来看，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要首先实现“中部崛起”的目标，以中部崛起带动西部开发。虽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直接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的大事，意义非常自不用说，也是党中央总揽全局、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但是一步跨过中部地区，于情于理都不合适。根据过去实行的梯度推进理论和发展模式，应该先沿海，再中部，后西部。目前沿海地区经济与中西部经济发展已有较大差距。如果说现在已经完成第一步战略目标的话，那么下一步推进的应该是中部。即使不讲梯度推进模式，中部地区的崛起也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中部的崛起，就可能没有中国经济的真正鼎盛；没有中部的崛起，就不能很好地带动西部经济的开发。由于中部与西部在地缘和经济结构上的特殊关系，中部的崛起必将有利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否则，极有可能事倍功半，投人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效果不尽人意。这也许就是经济规律的作用。况且，就目前我国的财力资源，还远没有达到大规模开发大西部的可能。但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是正确的，它是面向21世纪的目标。我们可以在21世纪的前期尽快实现中部或中原地区经济的崛起，使我国综合国力更加强大，从而在21世纪中后期全面实现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

三、深化改革要有总体思路，又应择机而行，为长远发展创造制度空间，为当前发展提供宽松环境

改革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又是涉及到各方面利益调整的大事。所以，改革既要有总体思路、整体设计，又要在具体实施时灵活机动，稳步推进，从而为长远发展创造制度基础和机制条件，为当前发展提供宽松环境和氛围。顾此失彼，改革与发展的进程都会受到影响。

我国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在201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未来10年是改革进入攻坚的关键阶段，也是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在内的改革最艰难的时期。此时改革的特点是深度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下一步的深化或完善改革要更加强调整体设计和配套进行，其总体思路应包括以下几大方面，从而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制度空间。一是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包括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体制的改革；二是改革市场流通体制，整顿市场秩序，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三是多管齐下，综合配套，全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应结合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以及国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来进行；四是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与推进城市化与国有企业改革相配套，如户籍制度改革与劳动力流动，建立经理层市场，收入分配要素化与激励机制等；五是深化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主要有金融体制改革（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外汇等），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包括外资），外贸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包括政企分开和转变政府职能，公共领域和垄断行业改革，重点是县及县以下基层机构的削减等）；六是科学与教育体制改革，特别是科技创新机制的建立；七是政治体制改革。

但在改革具体实施时，要根据当时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社会的承受能力，分轻重缓急，择机而行，稳步推进。既不能在经济发展形势不好时，出台许多对此预期不利的改革举措，使作用方向相反，影响当前的发展；又不能在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较好的情况下，延误了改革出台的大好时机，影响改革的进程。也就是说，当发展形势不利时，从短期来说，改革措施要围绕有利于发展而出台，解决影响和困扰当前发展的体制因素和机制问题，使其尽快走出低谷；当经济形势好转甚至高涨时，从长期出发，就要考虑出台大的改革方案或一些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改革举措。在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就业压力增大、居民收人预期看淡的情况下，尽可能不要出台大量加重消费支出或影响居民收入与就业预期的改革政策。否则，将不利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例如，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在目前经济景气不高、下岗职工增加和就业形势紧张的短期特殊情况下，是否可以考虑推迟进行？否则，会加重已紧张的就业形势和人们的心理预期（如这些机构人员对其他就业岗位的“挤出效应”等），影响消费需要甚至社会稳定。但暂缓推进，决不是说不进行。相反，这方面改革的力度还需要加大，尤其是基层政府机构改革，以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和购买力。但是，要选择时机，不可操之过急。这一重大改革，可以考虑选择在经济高涨、就业形势好转之时。此时，经济的高速发展，使社会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的空间增大，失业和下岗职工大量减少，居民收入也不断增长，人们的收入与就业预期看好。这些有利条件就可以使政府机构与事业单位改革顺利推进，至少会极大地减轻阻力。因为机构精简的人员一般不再十分担心没有去处，甚至有的人还会主动辞职“下海”（如1992—1993年的“下海潮”），也不会或很少产生“挤出效应”。

当前，改革的头等大事是消除制约消费增长预期的体制障碍，即改革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为全社会铺定一张安全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保障网。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提供制度化的收入与公共福利保障，能够稳定人们的预期，产生相对平稳的收入与消费流，由此可以抵消当前市场体系紧缩效应的负作用，也能减少由需求不足引致的经济失衡而逐步实现经济系统的稳定。对此，有的专家呼吁更为强烈，认为如果2000年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科学的合理的说法，没有实质性进展，“十五”规划以及到2010年的中长期规划都将建筑在沙滩上，发展态势的根本好转将成为泡影，经济运行给政府的压力会比近两年还要大。这种认识是对的。也就是说，必须对社会保障制度在降低经济总体运行风险、稳定预期、促进经济景气回升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因此，要调动社会各种资金来源来保证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考虑发行社会保障特别国债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对原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可以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相结合，通过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来满足。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改革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体制，强化监督，防范漏洞，严加惩罚，以实现其保值增值的目标。

其次，加大力度深化流通体制改革。这方面改革现在提得很少，似乎过去改革已到位，不需要什么改革。其实不然。目前有效需求不足，供过于求，产品积压，供需不适应，这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厂家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流通商家的问题。流通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不能货畅其流。它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是两方面的：对上游有市场需求的产品生产厂家来说，由于流通环节和销售问题而导致产品积压或者卖不出去，损失的是利润实现和职工的就业；对下游有效需求的消费者来说，由于流通成本过高（如环节多、效率低、服务差和渠道少等）而导致购买价格过高或者不方便而买不到，损失的是有效购买力的提高和消费支出的增加。这些对解决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无一利而有百害。现在一些销售商家往往成为“大爷”，使生产和消费两者脱节，信息互不对称。必须深化改革，并引进外资企业竞争。

第三，改革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体制“进入壁垒”，应降低进入“门槛”，尊重其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例如，允许创办私立大学、私立医院、非国有金融机构、民间传媒机构和中介机构等。这些宽松的制度环境可以带动投资与消费，提升人们的预期，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第四，加速对通信、电力、银行等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进程。这些行业的改革既可以降低其运行成本，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使消费者受惠，增加消费需求；又可以多一个竞争部门，多增加一些就业。同时，还有利于解决垄断行业所带来的社会收人不合理问题，有助于反腐倡廉和净化社会不良风气。

四、近期发展的政策取向和“十五”时期的着力点思考

（1）近期发展的政策取向

近期发展的政策取向，这里是指面对当前经济形势而提出的短期发展对策设想。短期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宏观调控政策来实现。如果说发展是解决面临的所有矛盾和问题的关键，那么在当前促进发展的核心则是扩大需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了2000年要坚持实行扩大内需、促进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强调的是，出台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套性是十分重要的，其作用方向要一致，而不能有掣肘力量；一定要强化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总体协调。否则，一些部门和地区为了自身利益而出台与中央总体宏观调控政策不相一致的措施，就会严重影响总体政策的执行效应和运行结果，影响当前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景气的尽快提升。

鉴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促进当前经济发展、扩大需求，必须同时启动“三驾马车”，即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而且启动力度要足够大。否则，任何一方的受阻，都会影响经济增长、社会预期及其良性循环。近期发展总的政策取向是，只要是有利于拉动三大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改革措施，都应该毫不犹豫地尽快出台。对于投资需求，要在加大国有单位投资增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国有投资的杠杆作用，尽快带动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要放开非国有单位投资的体制限制，降低进入“门槛”；进一步放开外商投资领域，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利用外资力度。同时，要特别注重提高投资的效率和投资结构。对于消费需求，有学者通过大量数据进行国际横向比较得出，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比较低，当前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因此，要实行鼓励消费政策，加大力度出台一系列促进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应该说，这是对的。但问题的关键除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健全和完善，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和消费支出外，恐怕还在于就业压力大，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更少，没有增加消费的能力。所以，必须千方百计地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的收入。对于出口需求，要充分利用加人WTO的契机，继续保持目前的强劲增长势头。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要不断提高对外出击的能力，积极主动地对外投资办厂和进行劳务输出，以增加海外直接投资，拉动出口需求。与此同时，要继续加大采取人力资源优势战略，以带动国内就业增加和就业形势的好转。为达到三大需求增长的目的，具体的宏观调控政策应在以下方面加大力度和加强协调。

其一，要继续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因为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银行贷款和民间投资意愿下降，只有先靠政府投资，带动经济景气上升，才能启动民间投资，进而促进全社会投资增长回升；也只有在投资增长的情况下，才能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和心理预期，从而增加消费需求，最终拉动经济增长走出低谷，进入良性循环。但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连续的过程和足够的力度，就像一个人生病用药一样，药少了或时间短了都不能痊愈。国际经验表明，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必须保持足够的力度，并持续实行到需求和景气明显回升。如果力度不够或者过早放弃，将会前功尽弃。目前每年增发1000亿元左右建设国债，这是很谨慎的。其实，完全可以增大建设国债的发行量，比如3000亿—5000亿元。如果是这样，其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和收入增长的情况就不是今天的现状，很可能会尽快走出低谷而进入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例如，日本1999年国债发行总额将达到78.7万亿日元，创历史最高记录。这78.7万亿日元国债相当于6.2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日本可以发6万多亿元国债，而我们发3000亿元国债又何妨？当然，这里有许多不可比因素，但可以看出趋势。再说，国债是以政府的信誉为保证的，只要政府不倒，国债就可以一直发下去。此外，目前是发行国债成本最低、使用国债效率最高的时期。居民存在银行的钱，不拿出来使用，不仅使资金闲置浪费，而且还要增加银行负担。而以国债的形式投入使用，推动经济走出低谷，带动全面增长，就是最大的经济效益。这样，即使国债投入项目本身收益不好，但经济增长了，财政收入增加了，就可以归还国债的本息。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实施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充分发挥财政投资的杠杆作用，如通过贴息、参股、担保等形式拉动全社会投资增长全面回升；要特别注重财政投资的工程质量和效益，以免造成后遗症。照以上逻辑推理，在当前，应尽快增发社会保障特别国债，以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人们的后顾之忧，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和增加消费支出，同样可以拉动经济增长。

其二，为了保持与扩张的宏观调控政策相一致，税收政策的出台应积极配合其他政策，有利于促进三大需求增长，而不能产生抵消作用。在西方国家，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为促进经济增长，一般都采取大幅度减税的政策措施。在我国当前，虽然不能以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但至少要做到保证不增加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否则，人们的实际支出和心理预期的改变就会直接影响其他扩张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启动作用。这样做，也许会使国家税收收入减少，更加入不敷出，但为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也是值得的。再说，这一问题还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解决。因此，税收政策的出台一定要有利于促进三大需求的增长。例如，在促进出口需求方面，可以继续提高或保持目前的出口退税率及其他相关减税措施；在促进投资需求方面，不仅要停止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还应当出台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以促进高新科技企业等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方向的行业发展和吸引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在促进消费需求方面，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和收入累进税的比率，开征遗产税，高额征收个人财产转移海外税，加大力度打击非法所得，继续减轻企业和农民不合理的收费或改为规范的税收等。

其三，为应对通货紧缩的局面，货币政策要改变过去谨慎保守的态度，应积极配合财政政策，紧紧跟进，形成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推进。也就是说，要采取积极的或者说是更有弹性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放松银行贷款。加大银行贷款的力度，一是要加大对个体、私营、集体及其他非国有经济的投资、生产、经营和贸易贷款力度，要大幅度减少贷款手续和降低贷款条件；二是增加对国有企业的贴息贷款；三是减少贷款手续，提供便利条件和服务，增大居民消费信用贷款；四是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对农民生产和消费的贷款，特别是对有市场的农村工业和乡镇企业的贷款等。此外，还要改革金融体制，允许成立为中小企业、民间投资和地区经济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和区域性金融机构，从而为这些企业和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宽松、便捷的金融环境。

其四，完善直接融资政策。1999年以来，国家为稳定和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包括允许三类企业的直接入市、保险公司的间接入市、券商的增资扩股和进入银行资金拆借市场、投资基金的规模和配受量增大以及部分国有股的减持等，有力地保证了上市企业的融资条件和生产发展，为保证经济增长作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但从1999年发展来看，还需要进一步规范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2000年应当着力推出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和为高科技上市企业交易服务的“第二板市场”等重大直接融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企业债券和企业可转换债券的发行力度。

其五，要利用加入WTO的有利契机，千方百计地扩大出口和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保持目前的外贸增长势头和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利用外资方面，要加大力度和提高水平。除继续保持对国际金融机构、政府组织和国际商业银行的间接利用外资外，要增加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在海外市场的股票上市和债券发行的数量与规模。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尽快使其回升和提高。可以在开放投资领域（如银行、保险、通信、流通、服务等）、区域以及改善环境、制定更加优惠的条件上下功夫。在外贸和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在提高产品质量、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的同时，还应该继续推进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通过降低劳动力人工成本来降低产品价格的人力资源优势战略来占领国际市场，这在目前国内就业形势紧张的情况下有着特殊意义。与此同时，要加大对海外的直接和间接投资，特别要鼓励在国外投资办厂和开展技术服务，从而带动我国的劳务输出、服务输出、技术输出和设备输出，达到以对外投资拉动对外出口增长的目的。

其六，完善就业政策。当前，城镇居民的失业、下岗等问题日益突出。能否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不仅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影响居民消费预期，对经济增长形成负作用；而且从生产力发展来说，也是人力资源没有充分利用的巨大浪费。据统计，目前城市实际失业人员约为1500万—1600万人，远高于3.1%的失业登记率；下岗、半下岗等职工也在1500万人以上；在城镇的流动人口高达7000万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亿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有经验、有技术、有能力、身体好，完全可以返聘再工作，继续发挥余热。因此，要出台积极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措施。例如，①扩大中等专业技校的招生，让全国所有未进入高中和大学的初中生、高中生进人技校继续学习2—3年，以相应延长学制、提高就业年龄和劳动力素质。特别是在农村，可以大大提高农业耕作技术水平。②降低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人工成本，最大限度地多利用劳动力，既降低了产品成本和价格，在市场上价格竞争优势，又解决了一些人的就业，增加了收入和消费支出，对拉动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况且，这些产品价格降低了，就可以使一部分城镇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有购买能力，从而又带动了这部分人的有效需求，也就是提高了整体消费需求，促进了经济增长。③充分挖掘老年人力资源的再利用价值，可以让退休的老年人从事社区服务。把社区经济和生活服务搞好了，也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和新趋势。④在当前的特殊时期，企业改革的减员增效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改革的裁员方法应该慎行或暂缓，可在经济形势好转时加速推进。⑤积极推进对外劳务输出，如向中东、非洲、南美洲、澳洲、俄罗斯边远地区等。可由国家组织联系和协调，对输入国承诺保证不移民；对劳务输出人员可进行培训和教育；对开展对外投资业务的企业实行贷款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

其七，完善市场准入政策。由于制度、体制和传统观念上的误区，对一些行业的发展还处于所有制约束的市场准入限制之中。例如，医院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大的限制。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又是进入老年人口社会，医疗机构、设施和条件客观上都需要有一个极大的发展。再加上原来基础就差，从来就是“就医难”，大医院看专家半夜就得排队，平时看一个小病也得花上半天甚或一天的时间。农村情况就更差，几乎是缺医少药。但这一十分严重的“瓶颈”约束，却一直得不到缓解。即使是这两年增发国债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没有人想到下决心来解决这一全社会居民生活中的“瓶颈”问题。这恐怕是在目前买方市场下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卖方市场。因此，要通过改革，出台允许市场准入的政策，让私人和非国有单位来投资建设，开设私立医院和非国有医院。与此同时，要加大政府用国债资金投资建设城镇偏远社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医院，因为医院建设等医疗卫生事业投资毕竟是带有公益性的。当然，也要相应增加对医学院的招生人数，以增加医护人员。此外，还要取消合同医院就诊制度，应大力发展社区医院，鼓励就近看病。对医疗机构要分等级，简单病情只能在等级层次较低的小医院、社区医院或地方医院（县、市、区级医院）；高等级医院不受理简单病情者，只接受复杂疑难病患者。这样，才能解决就医难和排队时间长的问题。又如，中央音乐学院是多少学音乐或从事音乐工作者向往的“圣殿”，但进入者毕竟寥寥。这不仅是由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名牌与学术地位，而且是由于这样的高等音乐学院太少了。既然有如此大的需求，国家为何不可以多办一些高等音乐学院，比如办10家中央级学院。这既满足了这些人的需求，提高了这些人的音乐水平和素质；也增加了消费支出，拉动了经济增长，何乐而不为？类似的情况还有美术、舞蹈等艺术学院或学校，都应大幅度地增设学校和扩大招生。

（2）“十五”时期经济发展的着力点

我国经济经过20年来的高速发展，已进入了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就是说，当前是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一个高位平台状态。下一个阶段，面向21世纪，要使中国经济上一个新的台阶，进入新一轮长时期的高速发展，就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站得高，看得远。面对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和当前国内经济发展的状态与未来发展空间，要把握机会，果断抉择，作出21世纪发展的战略规划和部署。“十五”规划要为21世纪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开好头、起好步，意义重大。鉴于以前五年规划发展的经验教训，一个五年规划期间，发展的头绪不能太多。否则，抓的方面太多，最后一个也没有抓好。例如，“七五”期间集中力量抓轻工业和“八五”时期集中力量抓交通、通信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而“九五”时期要同时抓机电、轻纺、石化、汽车、建筑等五大支柱产业，结果到目前为止，成效并不显著。所以，“十五”规划要发展的行业和抓的面也不能太多，应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们认为，“十五”规划，要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为贯穿21世纪发展铺定基础和提升空间的以下三大方面：

一是全力推进城市化发展。对发展城市化的意义，专家学者都已论述得十分充分。简而言之，对当前，具有增加投资和消费、双重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缓解紧张的就业压力；对长远，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有利于调整“二元经济”结构和发展第三产业，可以由城市化向工业化——现代化——国际化——全球化递进，提高国际竞争力。而且，城市化也是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势。因此，全力推进城市化发展，是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上台阶、上水平和保持长期高速发展的空间所在。当然，发展城市化不是一个五年规划就能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但“十五”规划可以作为城市化发展的启动点，可以为城市化发展奠定制度基础。例如，适当调整过去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增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中小城镇发展，提高人口容量；改革阻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就业、居住、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其他管理制度，协调好农村土地使用制度与城市化的关系等等。其实，发展城市化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应该说，“十五”规划只抓这一方面就足够了，因为城市化可以带动各个行业、产业的发展和各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我们在“十五”时期不想也不能够只抓这一个，只能作为起步点和开创制度基础，其发展应随未来经济发展而逐步发展。

二是集中力量发展高科技产业，特别是信息技术产业。这应该成为“十五”规划的重中之重，必须作为国家战略，下大决心，全力以赴。因为科技创新已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进器，是国际竞争力比较的重要标志。它关系到21世纪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迎接知识经济、数字经济和信息时代到来的能力，关系到我国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发展高科技产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关键是，在改革科教体制、建立科技创新机制的同时，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建设好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注重发挥政府投资的杠杆作用，以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水平。

三是在“中部崛起”的基础上带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实现“中部崛起”和进行西部大开发也都是推动21世纪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但作为具体规划的第一步，在“十五”期间，应突出“中部崛起”的规划和实现措施，为全面进行西部大开发战略铺定基础和积蓄力量。

（此文发表于《经济研究参考》，2000年第12期，并被广发证券公司内刊《广发研究》2000年第1期全文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