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增长理论两部门模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Romer和Lucas等经济学家在汲取前人经济增长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建立了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对规模收益递增、外溢效应、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等的强调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大突破。内生增长理论不仅能较好地解释一些经济增长事实，而且其丰富的政策内涵对各国长期增长政策的制定和运用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内生增长理论在理论框架、生产函数、分析方法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背景

内生增长理论是Romer和Lucas等经济学家在大量汲取前人经济增长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疏漏和缺陷进行重新思考，以及试图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现实作出理论解释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收益递增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这一基本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Adam Smitl的经济增长观点。Smitl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力的高低和生产劳动者人数对非生产劳动者人数的比例，而分工导致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时，Smitl将分工归结为一种人类固有且特有的倾向——交换的结果，并指出分工的程度取决于交换的能力或市场范围。^【10】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Romer和Lucas分别采用外部经济分析框架建立了各自的内生增长模型，Romer甚至认为知识溢出这种外部经济形式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11】

Schumpeter（1934）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是通过经济周期的变动实现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的共同起因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按照Schumpeter的观点，创新或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创新、模仿和适应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表现为一种创造性破坏过程。沿着Schumpeter的这一基本思路，Paul S. Segerstorm等（1990）和Philippe，Aghion，Howitt（1992）分别建立了具有创造性破坏特征的内生增长模型。

20世纪60年代，以索洛—斯旺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开始重新思考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基于要素收益递减的假设，该理论认为如果没有某种外生因素的引入，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最终无法避免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在经济增长核算中，Solow等人发现传统的要素（劳动和物质资本）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为此，他们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劳动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12】

Arrow（1962）提出了“干中学”的知识变化模型，这篇独创性论文是使技术进步成为增长模式内生因素的最初尝试。^【13】这一模型在技术进步内生化、建立收益递增与竞争性均衡动态模型方面，为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宇泽弘文（1965）运用两部门的模式结构描述了一个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都能生产的最优增长模型。宇泽模型的重要贡献在于通过假定经济中存在一个生产人力资本的教育部门而将Solow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步“内生化”，从而为解释内生技术变化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尝试，这种尝试后来成为Lucas模型（Lucas, 1988）、Romer模型（Romer, 1990）的重要思想源头。

在新古典增长模式中，人均投资收益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被认为是人均投资存量的递减函数，这样，经济增长率最终会收敛于一个与人口增长率相一致的稳定值。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会趋同。但这些结论与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不一致，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收敛（或收敛趋势）也没有获得实证支持。在各种标准化增长事实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均产出表现为持续增长、各国人均收入和经济增长率存在巨大差异。尽管新古典增长理论在逻辑上符合某些经验事实，但它的解释却是远远不够的^【14】，外生的技术进步不能揭示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于是，众多经济学家开始寻找新古典增长模型之外的其他理论解释，直接推动了对新增长理论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更加依赖于“知识经济”。经济现实的这种深刻变化要求经济理论作出相应的解释与说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修正传统的生产函数，直接将知识与人力资本纳入经济增长分析的框架之中，以说明知识积累的特征及其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他们对增长问题的研究与探索最终导致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含义和理论价值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由以人力资本、知识或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内生变量决定，这些内生变量对政府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从而重新确立了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作用。^【15】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取向就是鼓励人力资本投资。Grossman和Helpman（1991）认为，由于企业在决策过程中没有考虑R&D活动的外溢效应，所以其R&D投资水平偏低，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因此，政府就必须通过补贴研究与开发活动，或提供税收优惠以鼓励企业增加R&D投资等方式来提高经济增长率。Rabelo（1991）认为，核心资本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故可将生产核心资本的部门视为经济的增长点，政府应对核心资本品的生产部门实行税收减免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家重视政府行为，但并不拥护凯恩斯主义。^【16】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与发展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性，收益递增、专业化人力资本、知识外溢等概念的引入，更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大创新，从而为人们重新认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提供了不少深刻的看法，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理论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政策建议。

（一）内生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性，并促进了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

新古典增长理论有两个核心假设，即技术外生与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内生增长理论认为这两个假设都不符合现实。从社会角度来看，技术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追求利润极大化的行为主体投资决策的结果；从历史上看，生产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而非不变。内生增长理论从技术内生和规模收益递增出发，强调知识外溢、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劳动分工、有意识的研究与开发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甚至主张把政府活动内生化，所有这些都给沉寂已久的增长理论注入了强有力的生命力，从而将经济增长理论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内生增长理论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将发展经济学推进了一大步，在更深层次上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只关注经济增长问题的局限性，而更多地关注经济发展问题。^【17】

（二）内生增长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经济现实的能力

虽然几乎所有的内生增长模型都采取了极为抽象的表述形式，并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作了大量的简化，但该理论仍然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其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就高；反之亦然。

由此可见，当前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国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进一步说，因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产生递增收益，由于发达国家知识存量和知识积累率较高，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也就较高。因此，当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时，资本和人才可能会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而不是相反，这就从理论上解释了国际间“资本倒流”和“智力外流”的现象。内生增长理论的这些说明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其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理论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

内生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知识、R&D投资是经济增长核心因素的结论和边际收益非递减性的假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抓住了长期经济增长源泉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问题远未全部解决。正如Nicholas H. Stern（1991）在总结经济增长理论半个世纪的发展时指出：现在有许多经济学家宣称他们解决了“索洛剩余”的问题，但事实是这些理论要么自成体系，要么将它们全部综合在一起，仍然没有使我们对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机制有深刻的理解。

（三）内生增长理论目前仍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之中

内生增长理论的缺陷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假设条件较为苛刻，对经济现实的解释能力有限。Romer模型（1986）中的“完全竞争”假设不仅与经济现实相去甚远，而且使该模型在逻辑上存在问题，因为该假设条件下的“分散化经济”不存在动态均衡解。^【18】Barro模型（1990）假设政府具有生产性，且政府服务对产出的贡献份额等于劳动对产出的贡献份额，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存在一条平衡增长的路径。Rebelo模型（1992）的结论则依赖于经济中存在一类特殊的资本品，固定要素对这类资本品的生产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影响，该假设是否具有现实性是值得怀疑的。^【19】

第二，在生产函数理论方面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生产理论基本假设的变化是增长理论取得突破的关键。20世纪50年代Solow等经济学家的贡献就在于他们在生产理论上对Harold假设的修正，用资本和劳动的可替代性假设取代了Harold模型中要素替代刚性的隐含条件，从而为满足Harold均衡增长条件奠定了基础。但是，内生增长理论仍以固定要素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和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为基础，内生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模型并无本质区别，这在琼斯—真野惠里模型（1990）、Rabelo模型（1991）等线性内生增长模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Wright（1936）对经济增长与过去的经济活动积累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两者正相关的结论，而对“干中学”进行全面论述并将其模型化的学者是Arrow。他认为，一国累积的生产经验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干中学”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一些学者将这一理论直接运用于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的研究。要素投资积累可以累积经验，形成特定部门的比较优势从而是竞争优势，以实现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竞争优势的转移。因此，“干中学”成为发展经济学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贸易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