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产生于新左派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发生了席卷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新社会运动，包括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学生运动、新左派运动和妇女运动。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就产生于新左派，女性反对新左派的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拒绝充当附属品。可是说女权主义“它在反资本主义的新左派内部，成为一种对战后时期国家导向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深入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激进挑战。”^[3]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也被称为“妇女解放运动”。要求给予妇女除受教育和参政权外，包括家庭、工作、生育的控制权等一切生活领域的全部自由。妇女的“解放”，意味着集中关注妇女心理状态以及把妇女从以前界定的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已延伸到了对男性决定的文化和知识的批判。^[4]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理论在经济上争取平等工作权利，要求独立的经济地位；政治上要求参政权；文化上要求社会承认女性有同等贡献，全面向资本主义社会发起了挑战。

在争取自身权利的运动中，有的女权主义者向有着重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寻求女性问题的答案；有的女权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范畴结合自己的表述；还有的女权主义者用自己的见解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女性问题，形成自己具有特色的理论。在这种背景下，女权主义的一大学派——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产生了。在七八十年代的第二次浪潮中，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分为早期、中期两个发展阶段。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探究妇女受压迫的经济原因，讨论家务劳动社会化和工资化问题；中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则主要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探讨妇女问题。

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开始时，女权主义曾经相对地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是这沉寂被法国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打破了，这一巨著被后世称为“女人圣经”，它使得女权主义运动得以复活。这本书结合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各学科知识来分析女性问题，其中的思想在之后一直影响着女权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观中如何看待父权制问题。她指出，“第二性”不仅仅指女性在社会地位和权力上与男性不同，而且含有女性是“次等族类”的意思。在父权制文化下，女性永远是次等的。《第二性》突出表明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它说明了女性作为客体而不是作为主体，主要是因为他们自身所处的经济地位。女性能否解放，主要取决于能否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因为女性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所以女性为了生存就要取悦于男性，将父权制文化价值取向内化为女性自身的行为准则，处处以男性为中心，屈从于男性，把自己变为客体。波伏娃指出，是男性为主宰的父权制文化体制压迫着女性。她提出“所谓妇女解放，就是让她不再局限于她同男人的关系，而不是不让她有这种关系……要取得最大的胜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就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自然差异，去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5]波伏娃在结论部分引用马克思的话进行了说明：“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说来成为类的存在物。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可以表现出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了自然的本质。”^[6]她告诫广大女性，不要幻想着男性来解放，能指望的只是女性自身。她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思想在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职业妇女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这句名言，对女权运动的再次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波伏娃构想出一个“独立女性”的形象，拒绝接受男性强加的意志，摆脱女性气质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种种限制。她反对男性出于束缚女性的目的而主张女性具有特殊品德的“女性化”的女权主义，认为对女性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强调自己是一个女人，而是要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她很支持日渐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MLF），她说：“在我们梦想的社会主义到来之前，为妇女的实际地位而斗争是必要的……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平等也尚未实现，因此，妇女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法国20世纪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西方女权主义者。1908年出生于巴黎，1929年获巴黎大学哲学学位，1945年与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致力于推介存在主义观点。1949年出版的自传、小说以及女权主义理论著作《第二性》成为女性主义经典。1954年小说《名士风流》获龚古尔文学奖。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