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获得了许多新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如英国肯特大学的肖恩·塞耶斯指出，资本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相比，出现了许多未曾预测的重要转变，它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繁荣，而且资本主义逐渐实现全球化，比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想的更加有生命力。这种形势下，就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以新的视角对资本主义进行新的理论批判。针对资本主义女性的受压迫问题，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4．1．2．1 对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批判
父权制的概念最早源于社会学，指一种父亲是最高家长的社会结构。[5]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中产生以来，逐步认识到女性所受的压迫是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共同作用下。“父权制是一个随历史而变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经济系统所必需的，也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基础。”[6]父权制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性，逐渐扩展成男性统治女性的专属代名词。父权制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核心概念，作为历史上阶级分化和私有制的产物，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既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必然结果。这从资本主义社会私人父权制在家庭中得到巩固和加强的具体表现可以得知。
“资本主义的父权制”这一专有名词被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用来阐述她们提出的二元制理论，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密切关系。米歇尔·巴雷特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家庭——家户体系不仅构成了妇女遭受压迫的核心场所，而且，对于作为整体的社会形态来说，还构成了生产关系的一种重要组织原则。”[7]其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父权制逐渐从家庭领域中向社会领域转移，从私人父权制向公共父权制演变。于是，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分工由父权制的资本主义重新构成，并且使之加强，造成了新的女性异化。阿莉森·贾格尔在《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一书中探讨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异化现象，总结出几种形式的异化：女性同自身的异化；女性的母职被异化；女性养育孩子的过程被异化。并指出了女性消除异化获得解放的道路。南希·乔多萝则从父权制隐形歧视女性的“性别意识形态”来探讨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孤立的核心家庭中，妇女的养育职能造成了男人的一种独特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不仅再生了主张男性优越性的意识形态和心理冲动，而且再生了对生产需要的屈从。”[8]我们可以看出，父权制的资本主义不但加强了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性别分工，而且加强了女性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异化，营造的社会氛围把女性和男性分别局限在各自的角色范围内，即压制女性的所谓的“女性气质”和褒扬男性的所谓的“男性气质”。也就是所说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以此来强化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所以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结束父权制的统治，反而对其进行了加强。
关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在本质上是否是同一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是以榨取剩余劳动力获得的利润积累为驱动力，它通过历史上各种形式的父权制结构做到这一点。她们还将批判性分析延伸至历史上父权制结构影响人们生活的特定的方法。[9]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是互补的一体关系，父权制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统治形式。海迪·哈特曼指出，纯粹的资本主义和纯粹的父权制都不可能单独存在，二者只能共存。艾利斯·扬也指出，“妇女的处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坏了。”[10]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父权制，指出反父权制斗争实质上也是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就意味着消灭资本主义父权制，女性解放事业才可能得以实现。
4．1．2．2 对新形态的资本主义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批判
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结合产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自产生后，对新形态的资本主义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批判，他们向当代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发出挑战，并宣称要从语言和实际行动两方面对他们实施毁灭性打击，使资本主义的活力不复存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成熟的对资本主义及男女生活中的阶级实现的女性主义批判”。[11]
莉莎·沃格尔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家务劳动就要由女性来承担，以及由此产生的男性统治体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制度化了男性对女性的剥削压迫。被剥削女性地位的形成由女性参与到剩余劳动中的程度和特征决定，这使得工人阶级女性遭受着特殊的压迫，既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又受工人阶级男性的压迫。
艾里斯·扬指出，资本主义本质和基本的特性就是把女性推向边缘的社会地位，在劳动力市场起次要和从属的作用。[12]资本主义最重要和基本的特征就是女性的边缘化，声称女性的天职就是从事家务，生儿育女，不适合工作，只是次要劳动力，通过宣扬这种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来维持女性的从属地位，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和动因起作用的结果。
盖尔·卢宾指出，通过完成劳动力的生产职能，女性和资本主义实现剩余价值的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家务劳动是无酬的，女性在家庭中所付出的劳动为资本家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过程中做出了贡献。[13]
玛莉亚罗莎·达娜·库斯塔和赛尔玛·詹姆斯指出，女性所从事的无酬家务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是对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有益而必要的补充。
新一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面对新形势下的资本主义，批判的重点既不再是对女性的悲惨遭遇进行控诉，也不再是纠结于家务劳动有酬还是无酬，而是直接对资本主义进行进行挑战和解构，努力改变由男权支配的局面。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出的“批判性建构”，是具有颠覆历史意义的壮举。所谓解构资本主义，就是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经济形式，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中心的统一整体力量。吉布森－格雷汉姆在《资本主义的终结》（2002年）中思考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如何跳出资本主义领地”，并对“一套积极而有差别的经济形态”的非资本主义[14]进行研究。
只有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对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导致女性压迫的各种因素形成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于探讨资本主义在父权社会或者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体系之外造成女性受压迫的方式是重要的。[15]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女性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一种有力武器，其对于女性主义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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