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中国女性解放思想发展

5．1．2．1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女性解放思想

国外女权主义思潮是在20世纪早期传入中国，彼时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这场如火如荼的反封建思想解放运动为当时的中国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此时期的女性主义主要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其后“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解放思想对中国女性问题起到了主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在中国先后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早期译介和后期广泛传播阶段。随着马克思主义及其女性解放思想的深入传播，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参与其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考察中国女性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为指导，探讨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这么一个国情下，如何改变男尊女卑的社会状况，实现女性解放。五四运动后女性解放思想逐渐趋于成熟，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席卷了整个中国社会。

中国五四运动后，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积极翻译国外原著来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解放思想。如陈独秀翻译了法国人Max Orell的《妇女论》，哲父转译了英国Edward Capenter著的《自由社会的男女关系》，李汉俊转译了德国倍倍尔著《社会主义妇女》中的第三篇《妇女是未来》，李达翻译了《列宁的妇女解放论》，周作人翻译了日本与谢野晶子著的《贞操论》，朱枕薪翻译了《倍倍尔的妇女问题》，震瀛翻译了《苏维埃俄罗斯的劳动女子》。恽代英摘译了马克思主义女性观代表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蔡和森则根据此书写成《社会进化史》，用中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观。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传播并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以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为理论武器，思考中国国情背景下的女性解放问题。李大钊是“在中国第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把它运用于妇女研究之中”^[14]的人，他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再论问题与主义》、《现代的女权运动》等文章中指出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变动，女性受压迫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女性之所以经济地位低下，就是因为私有制的存在，要女性经济独立不依附于男性，就必须消灭私有制不可。^[15]而且女权主义的运动仍然具有阶级的性质。^[16]西方女性争取到的选举权，只反映了中产阶级女性的愿望，对于既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财产的为生存而挣扎的劳动阶级的女性来说意义不大。相反若劳工妇女的运动能够取得成功，则“全妇女界的地位都可以提高”。明确指出了中国女性解放道路的努力方向。他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等高校开设了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的女权主义，包括《女权运动史》、《唯物史观》等，对促进妇女思想解放做出了很大贡献。

陈独秀也认为私有制社会里妇女不可能获得解放，要获得女性解放就必须改革社会制度。他在《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中指出：“妇女问题虽多，总而言之，不过是经济不独立”，而这种情况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离了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17]并且“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18]。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认识到女性之所以物质方面受压迫，精神方面不自由，完全是因为经济不独立的结果，要想使女性实现解放，首先要让她经济独立，进而精神自由，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解放。这就需要变革社会制度。女性解放的道路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逐步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解放思想，从而替代了西方女权主义。其他如佩韦的《世界两大系的妇人运动和中国的妇人运动》，健孟的《女权运动的根本要素》，衡译的《社会主义的妇人观》，汉俊的《女子将来的地位》，黄芬《先进国之妇女》等等。还有许多团体出版了妇女专门刊物，如许广平主编的《醒世》周刊，周敦祥主编《女界钟》周刊，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主办《劳动与妇女》周刊，在宣传推动女性自身解放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妇女问题的阐述在理论上并不系统，甚至在他们本人思想中也有一些混乱矛盾之处，但他们对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女解放途径的论述，仍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他们的影响下，相当一部分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转变过来，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此开辟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纪元。

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超越了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直接实现了男女平等，这种新型的解决女性问题的模式给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启迪。他们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女性真正的解放，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指导中国女权运动。总而言之，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积极影响下，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下，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思想蓬勃发展。广大女性自身也开始觉醒，主体意识和自我解放意识都得到极大加强，其中劳动妇女阶级更成为“最有团结心”、“最有力量、最有奋斗革命精神”，是实现妇女解放的“主力军”^[19]。由此可见，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恩格斯女性的被压迫被剥削不仅仅是性别问题同时也是阶级问题的观点，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代替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说来分析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女性解放问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体系的雏形。

5．1．2．2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批判和扬弃，为马克思主义女性思想在中国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由于广大女性争取自身解放和民族解放的一致性，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融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20]。中国的女性解放理论和西方的女权主义在性质、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对妇运工作非常重视，20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承担起组织妇女运动的职责。陈独秀提出要“切实注意”妇女运动。^[21]1922年7月，中国妇女问题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党的二大的《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通过。协议指出，欧洲资产阶级妇女奋斗了一个世纪，仍然是受资本家的剥削的生产奴隶，而苏维埃妇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短时间内就获得了西方女性孜孜以求的自由与平等。因此说，妇女解放的前提是阶级解放，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妇女才能谈到解放。决议的制定借鉴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十月革命的实践经验，为探求符合中国国情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划清了界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在中国的确立。

1923年6月，向警予起草的《妇女运动决议案》在中共三大提出了“全国妇女运动大联合”的口号，号召女权主义者与劳动妇女的联合。^[22]指出“新兴的劳动妇女最有力量，最有奋斗的精神”。^[23]中共四大也提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要以工农阶级妇女为骨干。邓颖超也认为就事实来看，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如果仅仅依靠一些力量单薄的妇女知识分子，而不依靠最有力量的工农阶级尤其依靠工农妇女，是不可能成功的。“今后妇女运动的基础，不应建筑在几个人身上，而要包含广阔的加到工农妇女身上”^[24]。以劳动妇女为主要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找到了真正可以依靠的骨干阶级力量。在妇女运动大联合的精神引导下建立妇女运动联合战线，占国民半数以上的各阶层的妇女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掀起了妇女运动的新高潮，扩大了妇女运动的群众基础。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进入土地革命阶段，党的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到农村，逐渐消除了共产国际消极影响的阴影，密切联系中国农业大国的国情，把妇女运动的重心从发动城市女工暴动转移到依靠广大农村劳动妇女，党的妇女工作核心确定“在农民组织中作有系统的妇女工作”，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1931年11月7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表明男女平等原则的大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宪法从解决妇女的切身利益入手，保障妇女的经济权利、选举权被选举权、受教育权，保障婚姻自由，建立专门保障妇女权益的组织，保护妇女权益，极大地解放了妇女，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革命的性质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国内革命战争的一部分转变为民族解放战争的一部分。中国人民也认识到只有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前提下，才能谈到妇女的解放。^[25]在中共中央发出的《妇女工作大纲》中规定妇女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在妇女工作中体现了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党动员广大妇女投入全面抗战，建立健全各级妇女组织，纳入知识女青年作为新鲜血液扩大党的妇女干部队伍，以劳动妇女为主力军支援抗战工作，“中国妇女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在抗战的艰苦斗争中空前提高了”^[26]，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她们对抗战的民族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1946年6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爆发，中国进入解放战争阶段。1947年3月8日，《解放日报》“三八”节社论，指出“解放区妇女全体动员起来，实现这三个任务：参战、土地改革和生产运动，目的就是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独裁，就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平民主和妇女自己的解放”^[27]。在这一阶段，党通过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村妇女获得了土地，经济地位得到了提高，获得了解放的经济条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建立了，积极号召全国上下广大妇女团结起来，参加社会生产，为建立统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并实现妇女解放。中国的妇女运动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体现了西方女权运动无法比拟的无产阶级妇女解放道路的群众性和广泛性。

1949年10月1日，建立新中国政权。这一时期，西方女权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受到排斥和批判，中国妇女运动翻开了新的一页，女性解放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国家政权的直接推动下取得了重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男女平等写进了《共同纲领》，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宪法，它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其中明确规定：“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1954年9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一步发展了《共同纲领》关于妇女权益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而建国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向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和封建习俗宣战，在法律上赋予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平等地位。这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营造了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和主流意识形态，为妇女解放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毛泽东非常重视男女平等，他指出“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28]。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有些家务事可以变为共有的事来办，这样妇女劳动力就解放出来了”^[29]创办人民公社等组织承担社会服务事业，把女性从琐碎的家务中解放出来。对于提高妇女的素质，他也十分重视，一批“能干而专职”的妇女干部在他的培育下成长起来，建立并健全了妇女解放的组织。尽管由于大跃进的急躁而使之不切实际地夭折，但毕竟是对解放妇女的一种尝试。

在经济上，民国立法承认个人的法人地位，认为妇女是有自主权的法人，允许像男人一样决定自己的婚姻，结婚自由离婚也应该自由，并有财产继承权，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开明人士认为，父权制的承认方式是封建糟粕，不再成为产权的基础。但是妇女对家庭财产的控制是有限的。例如，寡妇不能成为丈夫指定的财产继承人，也没有对家庭财产的监护权，她们只是继承人之一，常常会受到丈夫家族人或是丈夫之前子女的欺凌。妇女在离婚后要求土地所有权时，更是会遭到暴力对待。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共产党1980年的婚姻法则强调夫妻共同拥有在结婚时所得到的财产。1985年通过的遗产法进一步保护女儿的遗产继承权，包括已经出嫁的女儿。由此可见，20世纪的婚姻本身从家庭财产的形式过渡到个人财产的形式，财富属于婚姻双方，但丈夫一方要比妻子一方拥有更大的权利。1949年之后，私人的财富被社会的财富所取代，而国家拥有最大的掌控权。

实践证明，妇女不仅在革命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革命胜利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力量。而且在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妇女能顶半边天”^[30]。“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31]，虽然一度出现了男女性别差异被抹杀，男女平等绝对化的现象，但是不可否认，妇女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前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积极探索中国国情下的女性解放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中国特色的女性解放的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中国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在全国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展开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女性解放的思想基础，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方面条件都还不太完善的基本国情出发，认识到我国妇女的解放事业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漫长历史过程，当前的妇女解放工作同样处于初级阶段。根据落后乡村贫困妇女的实际情况，把妇女工作的重点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提出“必须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妇女运动，从社会发展中求妇女解放”^[32]。实行改革开放后，面临着新形势下的机遇和挑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妇女运动的发展和妇女理论的研究两方面提出了新的目标和任务，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得到了恢复和推进。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确立和发展，促进了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为中国女性解放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也为中国女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中国获得了丰富和发展，逐步实现中国化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理论。

1990年是国际劳动妇女节80周年，江泽民在《全党全社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用以指导妇女运动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妇女观”。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并把内容概括成五个方面：即妇女被压迫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人类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是参加社会劳动；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妇女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作用。

1995年，江泽民在中国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宣布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同时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成为新世纪妇女解放与发展的指导思想^[33]。他继续秉承着邓小平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发展经济，坚持发展先进生产力，为妇女的解放和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前提；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使男女平等意识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为女性解放营造良好文化氛围基础；坚持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坚持实现广大女性的根本利益，因为二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可以说，江泽民的妇女解放理论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中国特色妇女解放理论的先导。^[34]在中国妇女解放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重大战略指导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世纪中国的女性解放事业也坚持同样的原则，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争取女性平等权利，保障女性各方面的利益。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着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实现的程度。我们国家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所以，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任务来抓，开展妇女工作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35]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前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理论，继续把经济发展是女性发展的基础，为其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坚决消除性别歧视，重视女性受教育权利，提高妇女素质培养妇女干部。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与保障妇女权益结合起来，加强妇联工作，一如既往地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发展道路。

在纪念国际劳动妇女节10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总结了中国妇女在世界妇女解放史上的重要贡献和功绩。指出在这一百年来的风雨历程中，广大妇女把自身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妇女解放发展道路。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作为占世界妇女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妇女，对世界妇女运动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中国广大妇女的贡献和功绩，妇女能顶“半边天”可以说是最高的赞誉。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正确认识中国妇女解放问题，推进当代中国妇女的解放与发展事业。

十八大召开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也是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的时代主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集体号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各阶层广大女性肩负重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人继续坚持贯彻男女平等这一基本国策，总结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领导女性解放道路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坚持女性的主体地位，推进女性解放事业。把女性解放和发展事业纳入到党和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把女性解放和发展事业同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道路，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解放理论，又奠定了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理论的实践基础。

纵观历史，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就时刻关注中国妇女的前途命运，把中华民族振兴的历程同中国女性解放发展的历程紧密结合在一起。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五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他们都非常重视中国妇女运动，并把它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妇女运动与西方的女权运动不同，它不是女性和男性的对立，而是男女两性携手一致，共同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邓颖超指出，全体国民面临的共同的中心任务与妇女解放和发展的具体任务，二者从本质上说是一致的。^[36]中国的妇女运动取得了一些成绩，原因在于能够把国家的民族大业和女性自身的解放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37]在完成国家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同时推进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这既是党领导的女性解放运动的一个特点，也是党领导的女性解放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门打开，国外的一些思潮和理论涌进来，其中就包括女权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由于和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甚深、关系密切而更容易被接受，逐渐取代阶级解放的妇女解放思想，成为女性问题研究的主导话语之一。二者并不只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更是两种不同的女性解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