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实践的问题和出路

［内容提要］:随着社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社会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如何有效地治理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了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在治理资源，比如信息、知识、权力、资源等等越来越扩散化和分散化的境况下，民主日益成为整合这些治理资源的有效地途径，然而，民主亦有着固化治理资源割据化的倾向，由此造成民主治理能力的低下和民主的失败，甚至崩溃;究其原因，是由于公民集体行动能力的匮乏，也即公民相互间合作的匮乏和瓦解;为了有效地提升民主的质量，离不开公民的有效合作，因此，防止民主治理能力的低下和民主的失败，甚至崩溃，提升公民的合作能力是其必要的路径选择。

一方面，随着社会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似乎越来越难以有效地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世界变得愈加难以治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规模的不断扩大，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随着相互依赖范围的扩展和程度的加深^[1]，人们越来越对政治/政府给予厚望，不仅热切地期望而且强烈地要求它能为我们的世界做些什么，可以说，在今日的世界中，政府/政治，尤其是民主政府/民主政治究竟应该且能够做些什么，越来越成为了人们所具有的共识性问题^[2]。然而不幸的是，政府在这些社会问题/治理任务面前，不仅显得能力匮乏，而且存在着广泛的、大量的不当作为。这至少是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作为治理这个世界的主体的人，本身就不是万能的、十全十美的，在人身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局限性，加之人心又是难测的，这些局限性在一定意义上降低了人们治理世界的能力;

第二，随着信息、知识、权力、资源等等越来越扩散化和分散化^[3]，这不仅促成不平等的广泛存在和深刻影响，而且使得人们越来越失去了对世界的整体性/总体性关怀。总体性关怀的匮乏和持续性丧失，或者用我国的古语来说，就是天下/世界越来越成为了人们没有能力、甚至是来不及关注的事务，这就更谈不上“平天下”的问题了;

第三，一直以来，人们都试图用知识去治理世界。然而，由于世界确定性的不断丧失^[4]，以确定性为标示的知识在我们当下的世界越来越失效了比如，墨菲定律就认为，由于知识并没有祛除各种可能性，或者说它并不能够完全彻底地控制住事态的发展，因此，知识就不会完全终结错误(If there are two or more ways to do something，and one of those ways can result in a catastrophe，then someone will do it.)。墨菲定律提醒人们，对于大而复杂的事情来说，虽然人们仍很努力的进行规划，但是事情的结果往往是与愿相违的，只要有这个可能性，事情常常会向你所想到的不好的方向发展。墨菲定律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它揭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及自然现象。它的极端表述是:如果坏事有可能发生，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并造成最大可能的破坏。根据墨菲定律，我们至少可以知道:1)任何事情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也即Nothing is as simple as it seems;2)所有的事都会比你预计的时间要长，也即All things will be a long time than you expect;3)会出错的总会出错，也即Anything that can gowrongwillgowrong;4)如果你担心某事情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也即If you are worried about some sort of happens，then it ismore likely to occur。墨菲定理告诉我们，容易犯错误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不论科技多发达，事故都会发生。而且我们解决问题的手段越高明，面临的麻烦就越严重。这大概也就是我国的古语“人算不如天算”的意味所在。在《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一书中，Joshua Cooper Ramo就指出美国主导的各种现代策略似乎都失灵了，甚至适得其反，比如国际秩序、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环境治理、地方动荡或各种目标不清的革命，这被他称为“想不通”的事情。他认为，在今天，现代的知识很难解释问题到底是什么^[5]。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知识是推理性的、论证性的，它有着很强的单边性和封闭性，但是对世界的治理却是互动性的、博弈性的，这种互动和博弈不仅有着非常强的情境感，而且充满了开放性和未来性。此外，世界虽然是从过去走过来的，并充分地表达着当下性。但是，世界总是要走向未来的。然而，知识预测未来的能力却是非常匮乏的。就像休谟所指出，人类的所有判断都是或然判断而非必然判断，所谓的“知识”并不能够有效地预知未来，甚至不可能预知未来，而只能根据人们的经验和习惯来预知未来。当然，中预知并不是没有错误的，因为它本质上仍是一种或然判断，在休谟看来，一个判断的或然程度愈大，则它的确定程度愈增，愈少则它的确定性愈减。千真万确的判断是无法观察的，因而是不可能的;具有或多或少的或然性的判断无论在科学中或在实际生活中都是经常性的^[6];

第四，虽然人们看似建立了许多秩序和系统来应对世界中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头脑倾向于以平稳和线性的状态来思考问题，而这导致我们低估了随机性。人造的复杂系统往往会引发失控的连锁反应，它会减少甚至消除可预测性，并导致特大事件的发生，现代世界的技术性只是可能会增加。但矛盾的是，它也会使事情变得更加不可预测。现在，由于人为因素的增加，我们逐渐地远离了祖先和自然的模式，加上林林总总的复杂性的设计，消弱了我们的强韧性，增大了我们的脆弱性，这就导致这些人在系统一旦遇到未知的挑战时，就会变得非常脆弱^[7]，而社会规模的扩大和复杂性程度的提高，无疑不是在增加着未知的范围和挑战^[8];

第五，政治/政府能力的衰退降低了其的治理能力，当今世界各国均面临着治理能力低下的问题。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纷纷表示，世界所面临的经济社会考验日益严峻，罪魁祸首完全可以归咎于政府的无能。这一视角完全突破了以往的理论，之前这一情况被认为是由于技术、技能和基础设施的缺乏而导致的^[9]。就像福山所言，“我们的时代确实面临政治的衰退，这是因为国家机器、制度被权势阶层把持，这是全球普遍现象”^[10]。人们往往通过政府对其职能或者责任的履行情况，来判断政治衰退的情况和程度。关于政府职能，或者说政府责任，王绍光等人的总结是比较到位的，他们认为，“任何现代国家都应该具备八项基本职能，它们履行这些职能的程度反映国家能力的强弱。如果一个政府具备履行所有职能的能力，我们便称它为一个有效的政府;如果一个政府仅能履行其中的某些职能，我们称它为一个低效或低能的政府;而如果一个政府无法履行其中的大部分职能，我们则可以称它为一个失败或无能的政府。这八项基本国家职能与相应的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的能力(强制能力);动员与调度社会资源的能力(汲取能力);培育与巩固国家认同和社会核心价值的能力(濡化能力);维护经济与社会生活秩序的能力(监管能力);确保国家机构内部的控制、监督与协调的能力(统领能力);维护社会分配正义的能力(再分配能力);将民众参与需求纳入制度化管道的能力(吸纳能力);协调不同利益、形成公共政策的能力(整合能力)”^[11]。依照这些职能或责任，我们就能识别出政府能力衰退的情况与程度;

第六，政府的不当作为严重降低了政治/政府的治理能力。关于政府的不当作为，我国学者许正中的概括是比较到位的，他将政府的不当行为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政府的创利冲动，与民争利。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越来越像一个公司，经常与企业和人民争利，也就是学界常说的“政府公司主义”^[12]。如果政府不去维护公正，反而与民争利，就是典型的政府乱作为。二是政府任意设租，本来是该市场做的，政府越俎代庖。具体表现为政府大量审批项目，该审批不该审批的，都要经过审批。然而，市场瞬息万变，市场主体要取得成功，其变化的速度一定要超过对手。但一些不适当、不科学的审批制度，给企业竞争戴上了“枷锁”。凡事等着经过政府审批再行动，黄金的决策机遇就变成了明日黄花。三是政府应该做的却没做好，对很多该管的事务往往显得无能为力(比如在改善民生、环境治理、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等方面)，进而造成了所谓“公地的悲剧”^[13]。

一

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似乎为人们提供了破解以上难题的理论基础和路径选择，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民主是一种凝聚个体智慧和能力的有效机制。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规模的扩大和公共事务复杂程度的提高，而且每个人和群体都有着自身的生活境况，所以任何个体或者群体都不可能完全知道整体性的利益和事务，他/她/他们/她们具有的是地方性智慧/分散的智慧^[14]而非整体性智慧。这即是说，一个人或少数人无论怎么聪明贤良，他们的个人智慧和能力对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来说总是有限的，虽然多数人中的每一个人可能没有多少值得令人称赞和羡慕的智慧和能力，但是当把这些人有效集合为一个集体/整体时^[15]，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却可以超过少数人，也即是说，一个成功的、有效的民主实践，能够形塑公民间智慧和能力的团结合作，进而以集体性的智慧和集体性的能力来应世界治理中的难题。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社会规模的扩大，虽然代议民主越来越成为了整体层面的选择，代表的能力而非公民的能力将越来越成为大规模并且抽象的代议民主实践关注的核心，但是，大规模世界的治理是离不开有效的地方治理的，有效的、充分的、生机勃勃的、参与式的、具体的地方民主成为了当今民主实践的主要维度^[16]。由于地方民主更多表现出了具体的直接民主特征，因此它对公民能力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和期待。通过积极参与地方的政治生活，人们会了解公民身份的真实含义，在地方直接民主实践中，人们会找到一种可能性，它既不是基于个人之见的自利竞争，也不是基于英雄式的自我牺牲，在于其他公民共同三思而后行的过程中，公民会修正自己对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理解^[17]。有了这些丰富的地方民主经验，人也会意识到他们自己完全拥有下述能力，即自主判断、协商和有效行动，在看清集体行动中的自己之后，他/她们会评估自己的权力以及与其他公民共享的权力，拥有这种邻里之间面对面经验的人民，在涉及距离自己更远的全国代表时，也可以成为有效的公民，可以说，地方直接民主从根基上强化了全国代议民主^[18]，从而使得民主的价值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持续性的落实;

第二，民主是一种将扩散化和分散化的权力资源重新整合的机制。从规范层面来说，民主应该具有更强和更为包容的整合能力，从实践层面来说，通过民主机制，人们围绕着共同的治理问题/难题，在各方面的意见得以充分发表的基础上，通过公共论证的方式，选择出那些在理智上可以接受的且可行的政治方案，作为治理的政策依据和选择。这不仅以理智上可接受的理由弱化并限制了不平等对政治结果和政治方案的影响，而且促成了政治结论/政治方案的公共利益导向。即是说，民主承诺了一种公民自由、平等合作的治理机制，这极大地促成了人们对世界的整体性/总体性关怀;

第三，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承诺了一种以公共理由为基础的治理机制。与仅仅通过科学知识去治理世界的路径不同，以公共理由为基础的治理不仅更具智慧，而且更有价值上的关怀。显而易见的是，科学知识并不是智慧的终结(Knowledge is not the end ofwisdom)，和主张价值中立的科学知识相比，智慧不仅更具情境性、柔性和开放性^[19]，而且更能表征人们的价值关怀;

第四，在民主实践中，能够形成普遍的大脑风暴。在民主实践中，公民不仅能够各抒己见，而且他们/她们的思考能力也被大范围的激活了，公民不仅应该而且能够对治理问题进行自由地思考和联想，提出各自的设想和提案，所有参与者的目的并不在于完全否定别人的意见，或对别人提出批评，而在于分析实施每一个设想和方案的可行性，为对所要解决的问题，找到最佳的解决办法。因此可以说，民主实践不仅能能够激发、培养共同体中每个成员的活力，而且能够将公民的智慧有效的结合利用起来，这对于政治决策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它提高了人们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

第五，不仅政府职能/政府责任的范围和履行方式均需要正当性的支撑，而且政府职能/政府责任的履行效果离不开共同体成员的评估。无论是对以上两个方面中的哪一个来说，民主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一方面能够为政府职能/政府责任提供正当性支撑，另一方面它也能够最大范围的发挥共同体成员对政府职能/政府责任履行情况的评估能力。而正当性基础的获得与牢固，能够降低政府职能的履行成本，对政府职能/政府责任履行情况的有效及时评估，又为其效率和质量的持续提升和改进奠定了基础;

第六，民主承诺了共同体成员对公共事务的关怀，从规范的层面来说，它应该兑现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怀，它认为，良好的民主实践能够有效地避免“公有地悲剧”的出现，能够有效地破解“公有地悲剧”的现象与难题。此外，民主实践有助于限制政府的主动妄为甚至胡作非为;

第七，即使在民主的实践中，虽然公民也有可能并未就如何治理这个世界达成某一或者某些议题上的共识。但是，经由民主的过程，公民相互之间却能够达成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进而化解对立，增进互信，促成相互包容的局面。相互理解和相互包容，对于合作来说，亦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在结论/方案缺失的境况下仍是如此，这主要是因为它有效地化解、防止了公民将的相互对立，而公民将的相互对立，无一不是在制造着合作上的难题，甚至有些严重的对立甚至能够瓦解合作。

然而不幸的是，今日的世界，虽然民主越来越失去理论上的对手^[20]，但是民主的实践却并不令人满意，甚至可以说它离人们的预期还有很长的距离。虽然民主制也许仍处于支配性的地位，但是它的麻烦丛生，在过去两百年中，民主制的地位从不光彩摇身一变成为人类迄今为止统治自己的最正当的、最受认可的方式，民主制崛起没有多久，就有大量的迹象表明它遭到了一系列的挑战，对新旧民主制的不满和逃避现象有增无减，再加上全球化的压力，民主制的胜利看起来似乎是虚幻的、短命的^[21]。在今天，用戴维·赫尔德的话来说，“民主思想的历程不仅是奇特的，民主实践的历史也是非常令人困惑的。有这样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民主人士，全世界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可以把自己说成是民主制度，虽然它们彼此之间无论是在言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常常迥然不同，但是民主似乎成为了现代政治合法化的必要途径。然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从古希腊到现在，大多数的思想家都曾经尖锐地批评过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从历史上看，对民主的普遍信奉也只是一个非常晚近的现象;第二，虽然许多国家都可以被称之为民主国家，但是它们的政治制度史却显示了民主安排的脆弱性，仅仅20世纪欧洲的历史就清楚地表明，民主是一种非常难以创造和维持的政府形式: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差点儿一起要了它的命。民主在激烈的社会斗争中得以演进，但也经常成为这些斗争的牺牲品”^[22]。可以说非常确定地说，虽然民主是有价值的，但是民主实践会带来/制造更多的问题，民主在塑造政治合法性的同时也在制造着诸多治理上的难题。这些难题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民主实践中，随着信息、知识、权力、资源等等越来越扩散化和分散化，以及公民相互之间能力的差别，公民相互之间不平等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而且不平等的程度也日益加深，这些不平等的对民主实践有着非常强而持久的影响。由于民主最重要的价值和标志就是，政治向所有人开放，并且相对平等地回应所有公民的需求，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富裕公民甚至支配着民主政治的过程，有着强大议价能力的公民及其群体总是倾向于将政府运作印象满足他们自己而非全体公民的利益，而这有可能使民主政府退化成寡头制^[23]，有时候甚至会将政府拱手让予外国势力^[24]。借用约瑟夫·奈对关系性权力的诠释，无论是以资源定义的权力(权力=资源→转化战略→想要的结果)还是以行为结果定义的权力(权力=影响其他行为体→关于:某事物→通过手段:胁迫、报偿、吸引→达到想要的结果^[25]，资源富裕的个人和群体与资源匮乏的个人和群体在政治影响力和政治议价能力方面，都存在着普遍的、广泛的不平等，可以这样来形容资源不平等对民主实践的影响:(1)资源富裕的个人或群体能够通过威胁或报偿改变资源匮乏个人或群体的行为，使其违背最初的偏好与战略，资源匮乏的个人或群体对此是有所了解的，并能感受到资源富裕的个人或群体的权力影响;(2)资源富裕的个人或群体能够控制政策议程，限制资源匮乏的个人或群体的战略选择，资源匮乏的个人或群体对此不一定有所了解，也不一定能意识到资源富裕的个人或群体的权力;(3)资源富裕的个人或群体帮助和塑造资源匮乏的个人或群体的基本信念、认知与偏好，资源匮乏的个人或群体不太可能对此或对资源富裕的个人或群体的权力影响有意识。^[26]在当今的民主实践中，一方面，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决定性地影响当代民主实践的，更多是金钱而非选票，是资源而非权利^[27];另一方面，选举，这个现代民主的主要特征，已经不再能够充分有力地确保公民政治权利的平等以及公共官员的负责^[28]。概而言之，在当今的民主实践中，不平等的影响不仅广泛扩大和深化了，而且有着固化的倾向，而这使得民主实践不仅具有了寡头化的倾向，而且表现出了贵族化的倾向，这两种倾向无一不是对民主自身价值——即对人民主权和政治平等的承诺。可以说，今日民主实践的主要面临威胁是富人的资源和官员所享有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非传说中人民大众的无知、妒忌、冷漠和反复无常^[29]。

第二，就民主实践的结果和质量来看，主要面临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民主无能;2.民主崩溃;3.民主超载;4.正当性危机。具体来说就是，(1)由于民主实践的结果常常受制于公民的意志/意愿，但是公民又不是同质性的，而是充满了诸多的差异性、甚至是对立性，而这常常将民主实践置于无法有效作为的地步。比如，在“社交媒体时代，少数人很容易挟持多数人的意见。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政府既不能当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能当人民的尾巴。看着民意治国，只能越来越糟糕。”^[30]。这即是说，在民主实践中，由于个人/群体的力量被社交媒体所放大，他们有可能固化自己的利益和意见，进而挟持公共意见，“挟持了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改革议程”^[31]，制造新的“公有地悲剧”。具体来说，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那样，今日的民主实践越来越发展成了一种“否决制”，在这种制度下，否决权是最重要的政治节点，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掌握否决权，进而把守政治体制，守护自己的利益，否决制造成了低效的、不受认可的政府管治，使得利益交易在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这样的民主实践无法满足公众的利益^[32]。(2)如果说弗朗西斯·福山主要谈论的是成熟国家的民主实践问题，那么，情况更为严重的是，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的实践可能带来民主的崩溃。“民主的崩溃是民主化过程的逆转，是从民主政体蜕变为非民主政体的过程。民主崩溃的历史几乎同民主的历史一样久远，在近代世界，1789—1871年间的法国是两次遭遇民主崩溃的国家。在民主化浪潮风起云涌的20世纪，民主崩溃发生得更为频繁。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人类经历了三次民主化浪潮，同时经历了两次民主化回潮。两次民主化回潮就是多国民主政体前仆后继、相继崩溃的时期实际上从实践上说，1974年启动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至今并未结束，不少新兴民主国家遭遇了民主运转的困难，一些国家面临着民主崩溃的风险或者已经崩溃”^[33]。在包刚升看来，选民的高度分裂和离心型的政治安排构成了新兴民主国家民主崩溃的主要原因:“一个民主国家存在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时，就有可能引发激烈的政治对抗与冲突;如果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制度安排不能塑造有效国家能力或政府能力，民主政体就无力缓解或解决这种政治冲突，这样国内政治危机就会持续恶化，最终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34]。

在戴维·赫尔德看来，现代民主实践主要还面临两个方面的危机:

(3)超载危机:“超载政府”或者说“超载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初现端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越来越深信国家是促进个人和大众福祉的最佳手段，政府可以保护公民免受任意侵犯、帮助弱者，由此为所有人创造更广泛的机会。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几乎所有的政党都认为，政府应当采取积极干预的行为，以削弱那些不公平地拥有特权的人的地位，并帮助贫困者改善处境，只有一个体现关怀和公平，分工和专业技能的照管式政府，才能创造条件，使每个公民的福利和利益能够与所有人的福利和利益和谐共存。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民主实践的重心发生了福利转向^[35]。而这种福利转向使得民主实践常常面临着超载的问题。“超载国家”理论家常以权力分散来刻画权力关系，他们认为许多代表着不同利益的并互相竞争的集团分享权力并进行权力交易，因此，政治输出是多种过程和多种药理的结果，政府努力对种种需求加以调节和仲裁。随着“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成功的早期，大众的富裕程度有了普遍提高，并产生了战后年代的普遍繁荣。与高标准生活相联系，人们的期望也提高了，比如，收入和福利的持续增长，足够的学校和高等教育。在这种背景下，利益集团学会了如何对政治家和政府施加压力，以使其能够满足他们的特殊利益要求，如高工资，又如产业保护等。为最大限度地获取选票，政治家们过于经常地许诺超出自己能力的东西，有时还许诺满足互相矛盾的要求，因而是不可能满足的多种要求:政党间的竞争造成了许诺越来越大的螺旋怪圈。因此，人们的期望愈加增强，政党被视为达致更高生活水平的互相竞争的手段。在政府里，由于害怕失去未来的选票，政党都过于频繁地采取和稀泥战略。这一战略及行政管理人员对私利的追求，导致了国家机构越来越臃肿且比例失调。“无个性”的官僚机构得到了发展，而它们常常无法实现最初为之设计的目标。面对诸如管理项目成本的不断增长这类问题，国家愈加无力实施有效的管理。公共开支变得太大，而通货膨胀不过是这类问题的一个症状。随着国家的膨胀，它逐渐破坏了个人创造性的领域，即“私人自由活动”的空间。由此造成了恶性循环，它只能被“坚毅”、“果断”的领导所打破，而这种领导对于民众的压力和需求则反应迟缓。可见，所谓现代民主国家的超载政府是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36]。政府超载的问题，用我国学者赵聚军的概括来说，就是，“民主从其得到广泛践行之日起，就一直存在诸如可能导致福利超载等先天不足。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的整体稳定使公共政策议题逐步聚焦于民生问题，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又使得各国的福利政策面临着沉重的国际比照压力。于是，迫于选民的压力，部分国家的政府不顾福利刚性和政府财力的限制，一味迎合公众的偏好，致使社会福利支出迅速增加，以致脱离了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民主体制下的福利超载现象日益加剧，最终诱发冲突和危机”^[37]。在Guillermo O’Donnell看来，今日的民主制之所以存在着诸多的危机，就是因为民主制长期以来存在着预期和经验之间的脱节^[38];

(4)合法性危机。在赫尔德看来，对民主实践的合法性危机的阐释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他指出，政治上，政党之间为了政治权力而竞争，政治输出严重地受制于社会矛盾;经济是通过社会化生产，即通过人们互相依赖的复杂网络进行生产。组织生产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在战后年代，“凯恩斯主义国家”导致了持续二十年的发展。然而，经济不稳定与生俱来，发展时常因为危机而中断。国家不断致力于调节经济，维持政治秩序，以保障主要利益集团的支持。与此同时，国家被迫承担生产和福利成本的日益增长，其内在的复杂性及自身成本也在增加，进而，伴随着通货膨胀，公共财政危机更加恶化。由此，不同立场的政府周而复始，政策则变化无端，难以颁布长期连贯的政策。国家对经济和其他领域越来越多的干预，使选择、计划和控制问题变得引人注目，人们对政治体系的信心从根本上受到破坏，这种变化转而刺激了对国家的更大需求，比如，要求参与和决策咨询。如果这些需求在可行的各种方案中不能得到满足，国家就会面临“合法性和激励危机”。围绕收入分配、对工会的控制、公共产品的性质和质量这类问题展开的斗争，可能会超出现存经济管理和政治控制机构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个“强国家”:它置秩序于任何其他事务之上，它压制异议，有力地化解危机，或者，更有可能发生的是，代议制政府逐步使用越来越“铁腕”的策略。如果上述情况之一发生，就可能启动恶性循环。^[39]

可以说，在今日的世界，无论是对成熟的民主国家，还是对新兴的民主国家，提升民主实践的质量，有效防止民主的崩溃、民主的超载和民主实践合法性的匮乏构成了人们不得不面对的核心问题。环顾一下我们的生活事实不难发现，虽然公民资格在现代社会并不会遇到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为难——一方面，在理论上，至少并没有任何有力的、有说服力的力量将公民资格变成一种特权，也即妨碍、限制公民资格在所有共同体成员上的拓展;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任何对公民资格排他性的安排与分配不仅是不会有生命力的，而且会制造更多的麻烦——但是公民能力却经常遭到严峻的考验，随着社会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复杂程度越来越高，现代社会不仅变得越来越脆弱，而且越来越充满变数，公民显得比以往更加无力应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大规模、脆弱的、多变的世界。用赵汀阳的话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思维和行动经常失效的年头，人们能够熟练使用的思维方式在对付新时代和新游戏时，往往是无效的，于是出现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即使难以解释也一筹莫展。约书亚·雷默在《想不通的时代》中描述了美国主导的各种现代策略似乎突然都失灵了，甚至适得其反，比如国际秩序、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环境治理、地方动荡或各种目标不清的革命，与其说是动乱还不如说是乱动，诸如此类各种“想不通”的事情。总之，在今天，现代的概念和逻辑很难解释问题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考新游戏”^[40]。究其原因，是由于公民集体行动能力的匮乏，也即公民合作能力的匮乏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相互间合作的匮乏和瓦解。为了有效地提升民主的质量，离不开公民的有效合作，因此，防止民主治理能力的低下和民主的失败，甚至崩溃，提升公民的合作能力是其必要的路径选择，尤其是对现代社会来说，更是如此。在现代社会，随着民主化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了民主国家，民主实践的质量也就越来越关乎人类社会的根本和基础。公民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民主实践的质量，在民主实践中，公民能力的匮乏将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无论以何种名义、何种理由而导致的公民能力的匮乏都是对民主实践的致命威胁。在民主实践中，人们始终对公民的能力有着深切的期待，然而，公民能力又是一个极具智识挑战的研究对象，人们往往很难说清楚公民能力的规范要求，更别说穷尽对公民能力的想象了。但是，问题的不可终结性并不意味着对任何思考的拒绝，恰恰相反，它要求人们应该始终积极地、持续地对其加以密切的关注和思考，进而不断地提升民主实践的质量。

从规范的角度来说，公民是对人的一种要求，这种要求似乎是无条件的，因为它不允许有任何的特殊和例外，但是，从实践性的角度来看，对于社会当中的每一个成员来说，承诺并践行公民的原则，或公民的规范要求，却并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相反，它是有条件的。这种条件具有康德所谓的“假言命令”的色彩，即如果X，我才会自愿地承诺、践行并遵守公民的规范要求，人们之所以会做出符合公民规范要求的行动，离不开个人行为的意愿和动机支撑，是因为一定的情境理由，这种情境理由并不是基于价值或者规范原则的绝对优先性，而是基于策略选择/博弈的结果。在现实生活而非想象的生活中，要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在政治实践中无一例外地行公民之举，做公民之事或展现公民之德性，肯定比思想家制造公民的规范要求要难得多。由于人的意愿和动机有着强烈的情境性，也即偶然性和易变性，所以公民实际上是非常脆弱，其规范要求总是有可能在人们的意愿和动机面前被大打折扣，而对于一个缺少公民品性的人来说，民主规范的作用几乎等于零。

【注释】

[1]见书后注1

[2]见书后注2

[3]见书后注3

[4]见书后注4

[5]具体参见:Joshua Cooper Ramo.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M］.Back Bay Books.2010.

[6]具体参见:休谟.人性论(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第3章;休谟.人类理解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六、七、八章。

[7]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前言.

[8]见书后注5

[9]博罗斯坦.政府质量:执政能力与腐败、社会信任和不平等［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5－6.

[10]网络资源:http://www.infzm.com/content/106095。

[11]王绍光.第二代改革战略:积极推进国家制度建设［J］.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12]见书后注6

[13]杨明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解析政府乱作为的危害与对策——聚焦政府乱作为:看得见的手如何更好作为［N］人民日报.2014年5月4日.

[14]见书后注7

[15]事实上，失败的整合往往是常态，这也正是奥尔森所言的，个人虽然常常是理性的，但是由个人所组成的集体却往往表现出了理性匮乏的特征。具体参见: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6]Hanna Fenichel Pitkin.Representation and Democracy:Uneasy Alliance［J］.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2004.27(3):341.

[17]Pitkin，Shumer.On Participation［J］.Democracy.1982(2):43－54.

[18]Hanna Fenichel Pitkin.Representation and Democracy:Uneasy Alliance［J］.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2004.27(3):341－342.

[19]见书后注8

[20]见书后注9

[21]Christopher Hobson.Revolution，Representation an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Democracy［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2008(7:4):465.

[22]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2.

[23]具体参见:Fraser，Steve，and Gray Gerstle.Ruling America:A History of Wealth and Power in a Democracy［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hillips，Kevin，Wealth and Democracy: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ich［M］.New York，NY:broadway press.2002.

[24]具体参见:Peter Baehr.Caesar and The Fading of the Roman World:A Study in Republicanism and Caesarism［M］.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ress.1998;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M］.ALPRED A.KNOPE.1967;Molho，Anthony－City－Stat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And Medieval Italy［M］.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2.

[25]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4.

[26]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20.

[27]Kersh，Rogan.Influencing the state:U.S.Campaign Finance and its discontents［J］.Critical Review 15(1－2).2003.

[28]Behn，Robert D.Rethinking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M］.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2000.

[29]John P.McCormick.Contain the Wealthy and Patrol the Magistrates:Restoring Elite Accountability to Popular Government［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No.2(May 2006):150.

[30]郑永年.中国如何避免“官员不作为”现象［N］.联合早报.2014年11月11日。网络资源: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41111－410718/page/0/1。

[31]郑永年.中国如何避免“官员不作为”现象［N］.联合早报.2014年11月11日。网络资源: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41111－410718/page/0/1。

[32]Francis Fukuyama.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sation of Democracy［M］.Profine:2014.

[33]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3.

[34]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2－33.

[35]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98－299。

[36]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07－309。

[37]赵聚军.代议民主与福利超载:从福利国家危机、拉美化到欧债危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3期:142.

[38]Guillermo O’Donnell.The Perpetual Crises of Democracy［J］.Journal of Democracy.200718(1):10.

[39]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10－313。

[40]赵汀阳.现代性的终结，全球性的未来［J］.文化纵横.2013年第4期: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