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人群体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定位来看，他们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其精神世界里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在行为上则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道德精神既是他们自身道德人格建立的过程，又是他们对传统儒学文化的复制与表达的过程。
(一)复制的条件与认同的基础
首先，对于士人阶层来说，读书循道是他们认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勤奋向学则是其复制传统价值观念的有力保证。在不断的学习中，士人的内心深处逐渐形成了对君主权威的崇拜，这种信仰是传统士人的价值主旨所在。在他们的行为选择上往往表现为热衷于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进而形成群体精神加以复制。除了士人个体主观因素外，从士人价值观念产生的地域性来看，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以明代新城为例，自天顺以后，士人开始逐渐步入科举入仕的道途。天顺李延寿、成化毕亨、刘溥、徐敬，弘治毕昭、巴思明、刘城，正德宋锐、霍鹏，嘉靖王重光，隆庆耿鸣世、王象乾，万历王之猷、王象蒙、徐准、耿庭柏、张笃、王象节、王象斗、王象恒、王之都、耿鸣雷、王象晋、王象春，天启李若琳、王象云等人为进士行列。举人，永乐年间5人，天顺年间3人，成化3人，弘治5人，正德5人，嘉靖8人，隆庆4人，万历23人，天启4人[1]。通过参与科举考试的选拔，他们入仕之后，能够在自己的行政岗位上兢兢业业、尽心尽责，多人被祀为乡贤。
其次，共同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氛围与经历，将有助于士人趋向于较为相似的价值观念，这也是他们作为社会共同体的认同基础。就鲁籍政治家群体来说，在普遍认同的忠孝仁义等价值观念的基础上，由于他们身居不同的行政空间，便产生了适应不同环境需要的价值观念。终明一代，共有内阁大学士162人，山东籍13人。他们中既有秉公持正、清正廉洁之士，也有明清易代改变气节之徒，还不乏中庸之士。明代户部尚书共有96人，其中山东籍15人。户部侍郎总数为220人，山东籍19人。他们中既有任职较长者如宣德二年八月至宣德六年四月堂邑郭敦、宣德五年八月至七年八月南京户部昌邑黄福、正统六年十二月至正统十四年济南海丰王佐、弘治十三年至十七年兖州郓城侣钟、嘉靖二十一年九月至二十六年五月兖州汶上王杲、万历三十年至三十八年九月历城赵世卿、崇祯元年五月至六年三月淄川毕自严，也有任职较短的新城李泰洪武八年十一月任，弘治十七年五月至同年十月兖州单县秦紘，嘉靖十七年三月至十八年五月东昌濮州李廷相。嘉靖二十九年七月至八月长山李士翱，嘉靖三十九年三月至四月朝城江东，隆庆元年正月至六月德平葛守礼，隆庆十一年四月至七月济南海丰杨巍[2]。无论居官长短，他们在价值观念上的偏差促成了为政结局的不同。还有些鲁籍官员因为有立德、立言和立功之表现，事迹被载入《明史》列传之中。如周敬心、王进，师逵、吴中、仪智、仪铭、孔公恂、黄福，薛禄、郭义、朱荣、张本、郭敦、耿通、戴纶，曹凯、王佐、刘珝，秦紘、李介、丛兰、张鼐、王景，毛纪、吴岳，王杲、丁汝夔、曹邦辅、戚继光，葛守礼、靳学颜、冯琦、公鼐、于慎行、刘应节、赵世卿、杨巍、赵焕、丘橓，贾三近、朱鸿谟、孙维城、宋莱、董基、王汝训、孟一脉，钟羽正、程绍、翟凤翀、陈伯友，周朝瑞、袁化中、刘策、耿如杞、刘鸿训，毕自严、王洽，杨肇基、鲁钦、左良玉、左懋第。还有一些士人被列入循吏之列，如李骥。忠义之士，颜胤绍、段复兴，简仁瑞、何复等[3]。
总之，士人各自在学习和家庭中所形成的学理，经过在不同行政空间内的历练，使得士人价值理想与实践能够有效地结合。可以说，这是他们自身价值观念在不同个体之间、不同行政空间复制与传承的基础。
(二)复制版本与表达层面的多样性
总体而言，士人在行政空间内价值观念的复制版本主要有三类，这就是建立在忠君观、家庭道德观与士人群体观基础之上所形成的道德精神。与此相对应，他们又在各自所属的行政空间，将这些价值观念在言行上加以表达和转换。
1．忠君观复制与表达。就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来看，历来都是以关心社稷、维护民族独立为主要内容，而传统士人也以此作为他们的最高人生目标，在行为上往往表现出爱国明志、忠于君主、以身许国的炽热之举，民族危亡之际常常以国家利益为重，置个人生命和安危于不顾，具体而言，体现在立言、立功、立德等不同层面。
(1)立德。传统社会在三不朽之业中，德往往是居于首位的。可以说，这一环节是对士大夫综合能力的考察。一方面，它要求士大夫自身需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以一颗平常之心面对宠辱、君子与小人、傲慢与偏见，才能做到以德服人。另一方面，又能以浩然正气实现凌云壮志。
因为士人创制垂法或者博施济众，虽然立于当时，却能惠泽后世子孙无穷。从品德上看，士大夫多清白廉节，孙廷铨，“在吏部久谙习故事，既正位铨衡，益为朝廷惜人才。慎名器，疏淹滞，杜侥倖，事有未便即条上，而更张之，皆切中时弊。”[4]而家无余财，才德清望兼之。高珩为政以清白自守，厚德与人，为政仁慈，廉洁不欺、救人无算。进大理寺少卿，多从宽典。纠正楚俗多溺女的恶俗，倡立放生池。淮安岁饥，捐私钱糴米数百石赈济。公居恒谓“即事之活人有限，立法之活人无穷，其持论公正宽平类如是也。”[5]清初临朐冯溥为政忠心耿耿，五十岁时，顺治帝屡幸内阁，一日指先生谓:“诸大学士汝等以何者为翰林?朕视冯溥真翰林也。”从顺治皇帝的高度赞许中，可以看出冯溥作为人臣的立德之高。在不扰民的前提下，冯溥还向皇帝提出了关于逃人法、国家驻防、吏部科选、吏治腐败等问题的看法。即将致仕，临行之前又上疏皇上五事:不宜费财、不宜远出、勿轻遣官、台湾不宜轻剿、关税盐课不宜增额诸事[6]。
从行为上来看，他们志存高远，对待国家政事能够高瞻远瞩。明末由于党争激烈，行政官员职位屡缺，“时曹署多空，六卿惟焕一人兼署兵部尚书。李华龙卒，召王象乾未至，户工礼三部，止各一侍郎。都察院自温纯罢去，八年无正官。六科止数人，十三道皆以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抚十一年不得代。督抚监司，亦屡阙不补，郡守缺十之五六。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给。”万历四十一年秋八月赵焕以刑部尚书兼吏部尚书，建言补科道六十余人。还有一些士大夫为政清廉，两袖清风。王教在任职期间，“初选民部，即差崇文门，再差浒墅，再监兑江西，三者皆利薮，怨之所归也。”治理榷关一秉廉洁，“浒墅绾毂三吴，皆货殖游侠鹜集。交关请寄万方，不肖者复与贾争尺寸为病，亦多以墨败。公独为宽政……十月得四万黄金，逾倍焉”，后调吏部号为铨衡，“凡二百余牍一按絜令人品邪正取法，輿论府怨，不恤典剧。八阅月……杜请托。”因此得罪了一些专门靠托人情、走关系收别人钱财的太监，被陷害。王教坦然处之，功成不居，潇洒回到家乡，而声名振天下，“莫不曰真选君，其司铨之公有如此者”[7]。
(2)立功。传统社会，立德主要是指士人为了拯厄除难，所建立的功绩并取得了一定的功效，在社会上能够起到功济于时的作用。总体来看，士人主要通过国功、事功、战功、民功等形式表达对君尽忠的信念，而功誉、功成名就、功德等词汇又是对士人立功的至高评价。
国功。主要指人臣恪尽职守辅佐帝王，以求保卫国家。毕自严，一生为官20余职，历时40余年，政绩卓著。尤其是在崇祯元年召拜户部尚书之后，他积极为明末财政危机献计献策。当时国况日下，毕公精心整治财政弊端，请蠲积逋，审慎国是，“稽户版考祖制，明目张胆，与中外争之。所虧额者几何，所侵冒者几何，釁甲衂师而藉口于饷者，何事缺员旷伍而漏卮于饷者，何官历历如印泥画泥沙，疏朝上而夕报。可行之一年，而累百万之虧赋以清。又行之一年，而累百万之存库有余”[8]，为缓解明末财政危机立下了不朽功勋。其他如刘鸿训出使朝鲜、王象晋参奏国本之事等也是其为国尽忠的真实体现。
事功。主要指士人各司所职，以劳定国。聊城靳文襄公辅，久任河督，深悉利弊，“功勳与明之潘季驯相埒，殁后立庙河上。作《河防一览》，治河者奉为圭臬。”[9]万历元年十月十八日，敕监察御史赵燿，陕西洮州河州西宁茶马司，并为其明确了从事该职的为政须知:“尔仍不时亲历点闸，或督令分巡官按月省谕，不许官豪势要人等私贩茶货。潜入番境同交易，若经过地方及守备官军交通作弊，一体治罪，私茶俱收入官……尔为宪臣，受兹委任，尤须持廉秉公，悉心经理，使茶马充盛，牧养蕃息，斯称任使，如或视为泛常虚应故事，责有所归。其四川夔州保宁一带，凡事干茶法，听尔带管督行分巡兵备等官，用心防捕，止许陕西官商收买，如有因循怠缓，故纵阻滞，听尔照例举劾以示劝惩。每年终仍将有无获过通番人犯具奏，务期实效，尔其钦承之。”[10]当然，关于士人的事功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是忠孝仁义的价值理念是其主导思想，也包含报答皇恩的情感。高举“临殁犹出笥金徧分诸友人，曰聊以此为老年资，余以给兄弟子侄，曰‘朝廷恩勿忘也’。”[11]
战功。与国功和事功相比，战功定义比较明确，主要是指战争中克敌出奇，亦或是与军事相关的功业。新城王象乾在此领域建树颇丰，纵观其一生，曾五次戍守边关，他先后在长城关隘、川贵等西南少数民族、蓟辽、九边等军中供职，以远见卓识，为明代国家的稳定竭尽忠诚。“备兵上谷，攻安兔于马肺山下……晋抚宣，寻总督川、湖、贵，清安氏之疆，平吴洪之乱，功如在上谷也……督蓟五年，至壬子，晋大司马加太子太保，赐白金蠎玉，荫子锦衣卫使世袭，入主本兵凡三年。公九边运于一心一息，为万年之计。时烽火之报不闻，天下和宁，号称极致。国家二百年来，本兵之贤未有过者。”即使甲寅以病归，居家五年，他仍“未尝一日忘国家也”[12]。万历四十七年，为表彰王象乾的戍守之功，特例在其家乡新城敕建了四世宫保坊。
民功。士人在上忠于君主，在下则往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精神，采取各种措施，安抚地方百姓。在儒家文化中，仁政爱民是其政治核心。地方官员也坚持爱民、恤民的治政方针，以民生为重，采取劝课农桑、兴利除害、轻徭薄赋、赈恤贫弱、为民请命等形式，一方面稳定民心和地方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也是忠君的间接表现形式。
其一，以民为本，为生民立命，解决百姓的生存问题，大致采取了理冤狱、清赋役、治侵渔、煮粥救荒、施药救贫等措施。王纳言，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户部主事，管河西务钞关……相传公牧延庆时，自家携纺车为式，令老妪历民家教之，纺绩布为衣。”[13]毕自肃，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初任河北定兴县知县。减轻百姓负担，以雇工形式替代了对当地劳动力的无偿征用，罢免借为朝廷征运粮草的贪官，使得百姓争相义务为官府和军队运送粮食，称之为“神君慈母”。天启二年，百姓为其建立生祠[14]。高中谋道光三年(1823)进士，任贵州玉屏知县时，该地地瘠民贫，除其陋习，教百姓养蚕法，民为歌曰:“一官但饮平溪水，万口争颂廉吏名。”[15]针对苏、松赋役甲天下情况，李复兴为娄县令时，“慨然欲除积弊。胥役皆不便，迁延推诿。乃选邑人公正者马天骐董其事，捐廉设局，三月而竣。一切徵输，直捷简便，永可遵守。华亭、上海、青浦皆仿其法，四县民叹若更生。”[16]高捷，出守淮安府，“遇山左大饥，流民走淮上，饥殍盈路，剸贩横行，乃发仓出粟以赈之。兴工煮粥以食之，施药以療病，严兵以防乱，赎还妇女周给归资，赖以存活者，不可握算计。”[17]王之猷在地方任职，多实政，备兵颍州及寿州时，平市政、惩胥便民、练乡兵。守河北济源，舒民困，条行十二事，岁不为灾[18]。
其二，以教化安民为己任。明朝末年，皇帝敕谕河南按察司副使王象坤:“迩年以来，法纪渐隳，士习窳惰，以致教化壅于上，风俗敝于下，朕甚患之[19]。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教化日渐颓废的现状。其实，对于地方官员来说，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采取教育、讲约等多种措施加以教化一方百姓。新城毕理在地方上积极奉行传道授业解惑的理念，“授凤阳怀远学训导，怀远久乏科第……经讲授者，多举进士为显宦。如御史于璧、徐敭，布政使李延寿，此尤可指数者也。”[20]耿名雷，“中万历戊戌科进士。初授永年令，视民如子……立社学三十处，比屋皆诵读声……”[21]益都李文藻，在广西为令时，“示百姓云:‘山东谚语须牢记，纳了钱粮不怕官’。”[22]德州田雯父蓼庵，官浙江丽水令，下车不久，有“邑侯清，鸡犬宁;邑侯廉，父老安”之谣[23]。
高密张福臻，崇祯元年钦差整饬榆林中路官米脂绥德清涧等处陕西布政使司右参政，颁布《煮粥事宜十二条》，事谕印委各执事官，限期开厂事宜节略。
一是设立粥厂约于镇。城内立厂二十所，城外立厂七八所。饥民各就近投厂，以免内外乱投奸细乘之。每厂管理用殷实有德官或义民，乡约二员。每厂止收饥民百名，庶便考察，亦免拥挤。饥民多，宁添厂，勿添人也。
二是亲审饥民，先期示谕饥民赴厂限某日辰时，印官单骑亲诣面审，必面有饥色，方准收入册内，填写里甲姓名年貌，仍给小票一张。依前填写执照，领粥更于面上印吃粥二字。
三是酌定粥时。每日正午鸣钟锣为号。各厂齐放，不患无衣，不苦后时，且免重冒。
四是酌定粥米。每人米三合煮粥三大碗，以大铁杓支放，米要极乾极细，粥要极厚极熟，敢有搀糠和水且以养人者，害人也。
五是预置器薪锅甕，不妨借用。量粥铁杓必官为置造。上铸官号为记，各厂较准一样，足盛三碗。其柴炭另领官银平买，不许贻累粥长及侵民芦树。
六是严厂规。放粥时按册点入，各持盛三碗食器，挨序跌坐。候粥长散粥，不许起立搀越，擅近粥皂，违者扶出除名，仍约单日自左散，双日自右散，互为先后。
七是密查厂敝。印官宜出其不意，单骑亲查。如有米不精，粥不熟及任情爱憎多寡不均，致起怨咨者，即将委官，即时撤换，或特文报道，定行提责，号令本道，亦不时亲查也。
八是收养子女。如有遗弃子女无人收养，各地方即抱送官。印官置空房数间，雇贫婆一二名，照口给米，责令哺养。食乳者，仍寻乳母，年熟听其父母领去。
九是收养流民。逃荒匄至者，谁非同胞，宜另设立流民厂。污浊难近者，再立一花子厂可也。
十是安置饥民。去家远者，各官宜于粥厂附近寺观内寻空房以安置之，四人给席一片、草一担，报官领价。
十一是犒劳粥长。委官日在粥厂则任劳，时查冒滥则任怨，果约束有法，为众悦服，事完即给匾示劳。系义民乡约，即与以冠带优免，仍于放粥。时或一月半月择勤惰，任事者以盒酒花红慰劳之。
十二是申明赈法。放赈者或银或米，恩非不荡也。但里老受贿作弊或报富而漏贫，或鬼名重支或极次贫之倒置。往一令误赈富者，一贫民执衣力禀查产。富者遂以银让之，今成笑柄。若施粥，既审饥色，而持盂领粥，又面上打印。非万不得已，谁肯捐廉耻以就此乎。此万古救荒蓄良法也。其示印委各官云为勒限煮粥。事后开官员即照派定镇城厂分，限十七日辰时亲诣面审，即日送册备查，幸勿少迟又索饥民于枯鱼肆也。
又示天字等号管粥官孙步武、王一凤，乡约岳桂等速将锅支完，限十九日开厂施粥。每日午时先将饥民点入顺坐，眼看下米，每米八斤和豌豆、面二升，使穷人易饱而渐饥。然价之贵贱则稍分矣，如下米一粒，多加豆面一合便是惜费尔。罪何辞?此亦为尔等求清白非敢过款也。谅谅前后镇城，凡用粥厂二十一处，收饥民二千一百余人，清涧收二百余人，他处无考。其收养子女则委世职于世藩、秦国奇又谕绥德义民雷则杜，每厂做饭浇火只用四人。
以上共载公榆林煮粥事宜一卷刻本存。元年十一月[24]。
通过设立粥厂，严格把关，亲审饥民、酌定粥时、粥米，严厂规、申明赈法等一些列章程，使得地方社会的赈济措施更加程序化、规范化，从而确保饥民生存问题得以缓解。
其三，在处事原则上看，公允、公平为其主旨。毕盛青，自肃之孙，顺治十八年进士，仕至江西赣州府同知。考授翰林院中书舍人，越六年始就职，“后从朝廷亲王福建，不取人财，不淫人妻为兵卒训。”[25]王象恒，躬视天津海道，“及奉旨同省臣募兵，公谢绝请托，所遴必谋有实用者。后独存隶要塞，而省臣以贿赂，其兵皆散亡矣。”[26]象蒙为人坦易和粹，不为矫矫立名，至于大事所关，立己守正，屹如山岳，严惩不法之官，“宰河内时，有奉怀庆司李命来者，狐假张甚，以为司李直指耳，目属邑无敢与争，公痛杖懲之。而他使自是屏息焉。阳城乡绅，王太宰所亲横肆，法不少贷，太宰故愈益重公。”[27]
其四，因地、因时制宜。明末政局动乱之时，一些忠义之士往往为保卫所仕之地，誓与城存亡。明韩澹，岁贡授河南许州同知。1641年冬，“流寇数万围许，时署州事，撄城击贼”，不屈而死[28]。赵士宽，赵燿之孙。崇祯时授凤阳判，分守颍州。“时流寇猖獗，悉力为守御……城陷，士宽赴黑龙潭死”，崔氏偕二女登楼自焚，仆王舟被肢解之。士宽赠光禄丞，崔赠安人，命颍州立祠祀之，又崇祀乡贤及忠义祠[29]。除了因时舍生取义之外，有些官员在沿海因地制宜，阳江公孙廷铎，康熙七年(1668)任得广东之阳江，“时兵燹之后，民皆流离转徙，多方招徕劝垦开灶复业者，万余家垦田千余顷。邑有蜑户因迁界失业，聚海中为盗，力主招抚。蛋目石贵等相率归正，大猾李桃者恃逆藩为□陵暴一方，捕获立杖杀之……欲再留不得，乃立生祠以祀。既旋里，遂不复仕。”[30]王载扬，授南直隶淮安府海州知州，教场立演武厅招募民兵二千，结以恩义。“教以南塘鸳鸯阵法，海人恃以无恐。时大饥，上官急智修城。民疲不可劳，思池浚城自高，乃因海潮导水灌之，屹然金汤矣。上官曰:‘海州事大得纲领，但汝性执’。”[31]此外，载扬不忘祭祀与治理百姓的关系，见此地“赤地百里，皆野处。衙宇圮，出治无所。大成庙坏，圣像辱在泥涂，皆捐俸，一一修之。”[32]正如户部左侍郎王之垣所言:“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政之经也。”[33]
除了切实为惠民、安民采取实际措施外，地方官员还因自身良好的道德修养为一方百姓树立了典范。诸城孙必振，廉洁公正。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河南道监察御史。“在怀庆，修武令竹笼盛鲜筍以馈，发视皆黄金，立呼其人斥去。漕米监兑，例金二千，卻不受。”[34]高珩，既官于长安不问迁除，累年不调。出典文试，“既放榜或具黄金数笏来相餽，先生讶曰:‘此胡为者’，立付友人反之，其友即笃信反其人，不以为怪也。”[35]刘一相居官廉峻，，治理永宁镇雄诸土司时，“先是女土官馈千金，公峻却之”，“所入赎锾悉充其地公费，或封识遗后来者，无复半镪入囊中。”[36]刘文正公“节俭素著，朝珠无十两以上者，缐断珠落不復拾。出差从二仆，所至闭后院，不使见一人，传呼即用州县供应。家人用马，四驴在县已饿毙，县令买四健驴以偿。”[37]徐士林，文登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官刑部侍直，“赴江苏布政任，仆从三人，袱被书籍而已。吴俗奢靡，公设五簋脱粟饭，宴乡先生于沧浪亭，令郡民纵官，俾知节俭。”[38]
总之，由于官员在政期间，处处以百姓利益为重。加之自身高风亮节、廉洁清正的品德，往往能获得百姓和国家的认可，这也是检验他们功德的重要形式。翟凤翀，“明万历二十八年首捷南宫，三十二年进士。三十三任直隶吴桥县令，究心民隐……清如止水，案无留牍。岁祲多方赈济，日夕单骑诣厂，取粥先啖，躬阅唱散，所全活者，以亿万计。此非常人，所表现事功一也。所以吴桥百姓，感其恩德，为之生祠，以示永念。”[39]淄川仇相，弘治间授饶阳，“十六年饶阳大饥……相出，遇李姓者数人裸体行丐于市，下车泣曰:相之不职，至是哉。捐俸易布衣之，死无以葬者，劝民具棺掩之。九年考绩之京师，百姓千余集阙下，愿复借相一年”[40]。姜埰，为官处处以民之安危与存亡作为其为官理念，视百姓事为己事，十年如一日。故百姓为之语曰:“姜公为政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无事”，“时有立祠勒碑者，埰拒之曰:‘吾知尽吾职而已，岂望此乎?’十年不受干牍，客有以私请者，拒之。”[41]清丁元鹏治民清廉，“初任江苏扬州府仪征县，以终养告归。其至仪也，竹马来迎，其去仪也，香火遍供，仪人送行。诗有:莫辞无善教，至性感豚鱼，其为政可见矣。”[42]总之，百姓对地方官员的事功认同形式是多样的，既有口头上的劝留，也有行为上的立祠以祀，均反映了地方官员善政，从百姓心里所产生的自然而然的感恩方式。
(3)立言。从士人发展的过程来看，历代以来士大夫往往通过上疏、著书立说或直接向皇上建言的形式，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或主张，以便维护君主的利益和国家权威。
从明代君主的作为来看大多过于平庸，在明代中后期一些皇帝甚至不预政事，“时神宗静摄日久”，淄川韩浚曾上疏有:积怠成玩、积玩成弛等语，以便引起皇帝对国是的关注[43]。王象乾在任总督蓟辽右都御史之时，上《进开天玉律》分为十三篇，以期当朝皇帝以社稷为重，修复万历初年之朝政，内容大致包括了事天凝命、恤民重本、勤政敕几、圣学迪德、训储燕诒等事宜，目的是“纪用人以收群材，纪谕臣以严交警，纪求言以达圣聪，纪慎行以重民命，纪理财以裕国计，纪止税以杜掊克，纪弥灾以谨戒，而终之以保业，是持盈守泰之訏谟也。”[44]王象乾任兵部尚书之时，也曾上疏《请减福王赡田》，通过明显的对比:福王养赡田土四万顷，而中人之家不过百亩，甚至有的仅仅数亩。指出作为普通人家生命线的土地分配，需求公允。不仅如此，他还针对当时朝廷内部争吵不休的西虏问题，在《款西虏善后》中向君主建言战、守、款御虏之道，分析三者的利害关系，主张能守能战是上策，“大敌临前，强邻接壤，远以携逆奴之交而散其党，近以结诸虏之好而藉其声，当以款而寓守。能守能战，策之上也。讳和言款不得以而用之者也。若虏之不为我用也，人人能知之也。款虏之不足恃也，人人能言之也。省抚虏之以养兵，谢媚虏之名以自振。言者色动，听者神悚，岂不甚快!”此外，王象晋任仪制司主事之时，针对众所关心与议论纷争的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上《纠正代藩》，指出:“祖制有嫡立嫡，无嫡立庶，庶必以长。故庶子不得与嫡子论长幼。”有的士人则表达忠君保国的思想，《淄乘徵》载《明纪事本末》曰:“万历二十二年巡抚辽东都御史韩取善以倭情未定，请罢封贡，且曰封贡善后督臣任之，罢封贡鸭绿臣请任之，若议深入，兵饷两竭，非计也。盖是时朝鲜方有关白之乱，请援之使日至，一时议剿议抚论说纷纭。公言不用。究之，剿则丧师麋饷，抚亦失重损威，天下乃益思公言。”[45]
对于以国家安危为己任的士人而言，他们将天下利害诸事存于道义之心，敢言以救时弊。关于这一点，在士人的文集和相关著作中有很充分地证明。明朝钟羽正《掖垣疏稿》、李秉《边防奏稿》、秦紘《秦襄毅公奏疏》、毛纪《密勿稿》、刘应节《蓟门奏议》、于慎行《春曹奏疏》、贾三近《皇明嘉隆两朝疏钞》、王象乾《总督宣大奏议》、赵世卿《司农奏议》、《邢介东征公议》、毕自严《度支奏议》。清朝李之芳《文襄公奏疏》、朱宏祚《清忠堂奏疏》、李赞元《巡楚奏议》、郭琇《两淮奏议》、牟昌裕《行素堂奏疏全稿》、邓秉恒《名臣奏议录》[46]。司农公王鳌永为官之奏疏，内容广泛，既涉及防御、兵制、理财、赈济等国家大事的勘定，又有对乡村社会赋役、乡兵等问题的关注，如《无误戡定大计疏》、《增盐裕饷疏》、《请赴镇以便绥缉疏》、《塘报贼情疏》、《塘报须有确据疏》、《速议接济无误大计疏》、《確查房城破陷始末疏》、《请赐处分疏》、《遵旨奏明疏》、《酌定营制疏》、《官兵劳苦难泯疏》、《地方荒残情形疏》、《详定经制疏》、《从长酌议疏》、《详定经制疏》、《从长酌议疏》、《收支兵饷疏》、《陈调防始末疏》、《省加派疏》、《覆实收支兵饷疏》、《恭报赈饥民疏》、《兴屯裕饷疏》、《增兵定饷疏》、《奏明捐犒疏》、《督辅提纲宜审疏》、《辞赐扇疏》、《分巡南郡条议疏》、《代张宪松相国条奏疏》、《登事条议》、《召奏对疏》、《重仓储糴本以挽漕运疏》、《饬铸解以通钱法疏》、《复卫仓储见粮以饬屯政疏》、《更定条鞭公书》、《答县令书》、《辛县令书》(乡兵之弊)[47]。高珩的奏疏则多涉及社会风俗、吏员整治等问题，《请建常平仓疏》、《杜奢疏》、《察贪疏》、《陈湖南民瘼疏》、《酌裁提镇疏》、《酌裁督抚疏》、《与巡方议》、《行钱议》、《三教议》、《禁讼策问》、《革刁风说》。其中在《与当事谕民弊害》中，他深刻地指出当时社会之弊如逃人之害、钱粮之害、旧粮蒙混难清之弊、常平仓无实之害、士风之弊、民风之弊、保甲不行之弊、櫃书比较之害、罪役不遣之害、诬告之害、轻生图赖之害，并在《时议五款》中剖析了当时诬逆逃人、连年水旱、民食不足、教化久湮、风俗日坏的社会现状[48]。清户部尚书孙廷铨集中表达了对吏治和礼治的看法，如《请责成督抚疏》、《请更定考成疏》、《条议监司升转疏》、《请举大礼疏》[49]。
总之，立德、立言、立功作为士人价值观念的表达形式，并非泾渭分明。实际上，三者均体现了士人对三纲五常的自身修养与道德实践。
2．家庭道德观的复制与实践
家庭是培养士人内在价值观的基础，而行政空间则是其价值观的外在表现形式。一是士人能够忠实地复制家庭规定的道德理想与家庭内各社会成员的道德精神如贵和敦亲、克勤克俭等;二是士人在行政空间内将孝亲理念加以延伸;三是及个人言行谨慎、忍事戒怒等修养被他者所复制。
首先，孝是家庭空间内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在行政空间内，孝的含义不断得以延伸。老吾劳以及人之老，在士人价值观念中出现了孝吾孝以及人之孝的现象。因同僚有老母在，高珩亲自请愿代赎罪，“司徒佟某以谳狱失出当罢。公恻然曰:‘佟有老母在，吾不忍其以罢官伤母心，吾代任之耳。’遂鐫一级。佟泣曰:‘高公古人也’。”[50]中国古代社会强调以孝治天下，自古以来忠孝不分。在一些士人看来，当他们履行了对君主的忠，为家族带来了更大的荣誉之时，也就意味着对长辈的孝。于是，在仕途上，他们严格遵循上以孝求忠君爱国，下以孝法施政于民的道德原则。卢见曾之子卢谦，官湖北武汉黄道，“居官缉巨盗、散赈、浚河，皆著显绩。尤最为福于桑梓者，山东为运河所经，巡抚建议以民夫挽漕，公侃侃争论，役得停止。否则相沿为例，贻患无穷矣。雅雨三为运使，中经出塞放远。公亦谪戍塞外，释归予官。”[51]毕际有，户部尚书自严公之仲子。顺治十三年授山西稷山知县，清吏治，严保甲。任二载，擢江南通州知州。“州设重镇以柳仝春将军统之，约会拜见。后以漕粮积年有欠，受牵累罢职归。不以失去官为恨，而以得孝亲为喜。”[52]
王重光立身持正，服阙除户部，榷税九江，利则薮。公自誓，为文投之江流曰:“身处脂膏而不能茹苦啖蘖者，有如大江!”已受事，廉弊宝，除豪猾，省乾没。及瓜，岁省国漕数百石。公生平伉直傥荡，羞为媕婀态，以故忤当事者意，随调贵阳……病稍间，一日归，谓其子曰:“吾所为强疾尽瘁者，冀报主恩耳!”言讫卒，无一言家事[53]。以王重光为起点，新城王氏可谓以忠孝传家，王之垣长子象乾以参政备兵上谷，公曰:“吾家世儒生耳!委尔于边野，犯锋镝，不慈以为难也而避之，逆上命不忠。吾终不以慈废忠矣!”立趣之行。“司马当入蜀，念公老，不欲行，公曰:‘上方西顾，岂臣子故家时，若当移孝为忠，恋恋菽水，吾不愿有也’……公虽家居，犹拳拳为国如此[54]。王象恒，“捐躯报国，始终无二心，可谓忠孝之家声，无负国家之倚重者矣。其事二亲无违颜色，抚诸弟曲尽友爱，督诲弟春举南宫第二人，寓书勉以戒佻、戒浮、必忠、必信……公之笃伦度越流俗矣。课诸子力学守分、不为干进;薄于自奉，无他嗜好。”[55]
其次，士人在行政空间内的经验与教训，又成为家庭道德规范设计的主要依据。诸城丁耀亢《家政须知》强调:勤本(重农桑)、节用(量入为出)、逐末、习苦、防蠹、广积、因时、十败等[56]，以示家族治理所需注意事项，这些观念也是与国家有补的。张至发，“天启八年陞刑部右侍郎，召至中左门，看本拟票，旋陞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公以乡寺未及四载遂跻政敌，外官入相自公始。既执政，寓书戒臧获辈曰:‘毋宁负屈，毋宁让人，务使吾家若无官，其笃慎如此’。”[57]其兄张伴鹤先生，“虽居朱门，而有高尚之志。”[58]不仅如此，士人所特有的正义、忠厚等为政理念也在家庭内代代相传。窎桥王君赏，擢升为浙江道监察御史，主持正义，与贪官斗争。后巡视河东盐务，惩贪官，除豪强，发现盐政官署的银两比上报的数多出数万两献出来，用来购买学田，修建学校。巡按陕西，好友与陕西当政者是儿女亲家，请给关照，但查清此人有贪污受贿行为时，上奏皇帝批准，对其进行罢免。之后因事得罪朝贵，被贬到河南开封府许州当一名州判，仅半年提升为开封府主持审案的推官。任浙江道监察御史时，铁面无私，改革盐务，以减少地方开支。当时，浙江杭州人钱谦益对其品德加以赞扬。后又主持河南，兵部尚书张学颜想让自己的孙子当武状元，向其说情，王公还是秉公执法不予录取[59]。受父亲为政风格所影响，王晓在主持行政事务期间也秉持正义，不畏权贵。“隆庆五年(1571)成进士，授行人，旋擢御史视两淮盐课，代狩两浙盐武会试，皆持正秉公不畏权贵，不受请托，风节皎皎，有朝阳鸣凤之称焉。”[60]新城王氏多东林党，“至渔洋所云其先为东林党魁者，司马公象乾、布政公象晋、考功公象春、巡抚公象恒，虽忤魏忠贤，不尽赫赫列名，有事可纪;独同知象復，魏党夜呼城门不为开，不拜珰祠，铁骨铮铮，以官微不得册名诸录。”[61]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社会所倡导的孝，还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选拔官员的主要参照，为孝的推广以及孝空间范围的逐渐扩大提供了客观条件。
3．士人群体之间的道德复制与模仿。当个体的持节重义、诚信仁厚、自强尚勇、好学审势等品质，为其带来某些荣誉和切身利益之后，往往会被士人群体复制，这样就使得士人道德人格呈现群体化和泛化的倾向。
士人所特有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们不计得失、不顾个人安危，抗直不屈、为民请命。窎桥王崇义，明世宗遇宫女杨金英之变，几毙非命。一时宫监株连，填囹圄者累累。“公在刑部理是狱，悉心研鞫，除同谋杨玉香、邢翠莲、姚淑翠、杨翠英、关梅秀、刘妙莲、陈菊花、王秀兰、徐秋花、邓金香、张春景、黄玉莲十三人论磔外，全活七十余人。累世遗泽勿替，皆食公之德云。”[62]
社会动荡不安时期，一些士人往往又以自身所特有的方式表达忧国忧民的焦虑。新城王之城在《同陈泰兴登狼山望海》一诗中表达了对国家的堪忧，“忧国正逢多外患，东方诸将近何如。”[63]王象春则在《忧旱》流露出自然灾害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艰辛，“一年负我远山游，山色无青水断流。隘道饥民声似鬼，出门一望哽诗喉。男妇攒眉突未烟，四乡十巷只空
。邻家逐市归来哭，谷豆重增五十钱。尽说饥肠大欲焚，万人洒泪诉黄云。羽书十道飞来急，不是蠲文是限文。黄臣赤日厌束篱，伏案穷儒亦太痴。云汉一篇读未了，日来黄□不充饥。只将瘠土事勤耕，水不通舟商不行。纵说东方千里旱，其中最□是新城。常平保赤岂无仓，总计中无千石粮。甘载罚锾不积钱，令人苦赵含章。老农倚秋叹平田，几壠枯苗響欲然。二月新丝五月谷，较今真是太平年。任纵地陷与天摧，不碍长安轻薄儿。祗见名园花似锦，那知官道树无皮。”[64]
同时，在行政空间内，他们又以清、慎、勤作为其为政准则，遵守礼法、安于本职、勤于政务。掖县李森先，“巡按下江，诛锄豪右，有海忠介之风。优人王紫稼、三遮和尚淫纵不法，皆立毙杖下，人称‘真御史’，为本朝第一……王西樵曰:‘侍御倜傥英伟，具匡济才，是严郑公、张文定一辈人’。”[65]康熙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枢疏荐清廉，原任侍郎高珩、达哈塔、雷虎、班迪，大理卿瑚密色，侍读萧维豫，郎中宋文运，布政使毕振姬，知县张沐、陆陇其等十人[66]。
此外，士为知己者死又是士人群体交往的最高境界。崇祯九年(1636)，王士禛随祖父在杭州。“冬，左使姚永济入觐，祖父象晋摄其事。姚至京，以征解不及额下狱，象晋闻其事，令守藏吏尽所贮悉输之。吏辞以考成不便，象晋曰:‘若所言吾岂不知?顾姚事急。吾视事日浅，即不及，降秩耳，姚祸且不测。与人同僚，濒危而坐视，吾弗忍也。’于是，择吏趋解至部，验牒课如额，姚遂得释。”[67]东莱赵胤昌也不顾自身安危力救同僚，御史谢秉谦居官清直，以忤魏党议去。“力请留之，屡忤权奸，祸几不测。幸上素悉其直，免焉。”[68]可见，重义气为士大夫之间的深层交往提供了精神空间。
总之，士人在行政空间内的复制版本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上述三者的融合成为士人在行政空间进行实践与表达的主要范式。总体来看，智、仁、义、耻、德是士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而淡泊名利、不同流合污体现了他们的理想人格与高尚情操，和诚处世、互敬互重又是他们之间交往的准则。这些泛化的士人群体精神被加以复制后，一方面有利于士人整体的和谐与共存，另一方面他们为坚持自己的理想所表现出来的固执与偏激，则体现了他们的保守性。
(三)价值观念的多效性
士人通过对自我道德修养的不断深化与积累，精确地复制自己和群体的价值观念，逐渐实现“由内及外”、“推己及人”的目标，使得他们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与公众利益相互融合为一体，这也正是士人价值观念多效性的体现。
首先，由内及外，也就是士人个体内在的道德修养在特定的时空下得以释放，其精神间接影响了他者。明景泰年间，“荣华，丙子科，会场火，救数人，力竭焚死，赠进士，当列进士内。”[69]这种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救助他人的高尚品质不仅得到了国家的认可，而且其精神也会激励众人并加以传承。其他如忠君报国之志已立，也会在不同层面加以实践。王之垣，立朝正直忠厚，“隆庆元年(1567)，徵入为刑科给事中。庄皇帝登极，疏陈安民固本四事。虏入大塞，陷石州，逼昌黎，都下震恐。公陈言边事，请重责实，以图后效。九卿集议，以公策为第一……德平葛端肃公言于朝曰:‘王掌科职远而言直。’……三月改鸿胪寺卿……異时，鸿胪多杂流，黩窳失职。公绝请谒，申旧章，寺中肃然改观。甲戌擢大理寺右少卿，寻转左。时抚臣阙，叙当属公。同官欲度次，讽公让己，公欣然许之，凡越公者两人，终无忤色。”[70]后虽几经迁转，但王公始终坚持平心持正的原则处理政事。
其次，推己及人。除了其本意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这里我们所指的是士人个体的道德观念引起士人群体或者他者共鸣的过程。如淄川王让孝亲必恭，永乐中侍皇太孙读书，“首陈尧舜之道，惟在孝弟。人主躬行孝弟，则天下感化不劳而治。每谈经必端凝拱立敷宣明畅，太孙敬而爱之。”[71]就士人忠君报国之效应来看，为官者与子孙的显亲扬名也容易引起他者的仿效心理。诸城刘文清，“嘉庆十年薨于位，谕赐祭葬。赐物便蕃，将抵里门，每物一人，捧盘悬谕，赐牌夹道而驰，内有红绒结顶冠。盖当时之特蒙殊恩如是……公侄冢宰信芳先生，绰有家风，道光元年薨，谥文恭。上谕追奖其遇事敢言，赐次子华海举人。乙未大挑，与辛巳科同班。背诵历履，肃亲王及大臣再三慰谕。挑一等，以知县用。朝廷眷顾世臣，恩遇隆重，非徒一家之荣也。”[72]新城王重光，为国尽忠，皇帝敕建忠勤祠，“额仍用‘忠勤’，示不忘本，且彰君赐云。”贵州当地也建祠祭王公，“自忠勤祠兴，而邑人知天道之不远，福禄之不可妄徼也，然则黔之祠公而私;新城之祠私而公。公往来呼吸之神，在公而公，在私而私，知其必两有当也!”[73]由此可见，在个人道德修养完善的前提下，推己及人有助于士人价值观念的传播。
再次，社会认同。主要指君主、百姓等在情感和价值观上对士人道德品质和行为的认可。士人的言行如若遇到开明君主，往往会予以采纳，但未必能真正实行。新城王之都万历三十八年《为九边请赈请饷疏奏》:“皇上念及于畿辅各省，即当念及于九边。念及于畿辅各省之灾民，即当念及于九边之军士……故九边者，畿辅各省之肩背，而小民之藩篱也……题奉圣旨:这奏有裨边计，户部知道。”[74]由于王象乾深为国家大计而献策，屡有功绩，得到皇帝的认同与赞许，《皇帝敕谕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王象乾》:“朕嗣服之初，深惟安攘大计，属辽事孔棘，九塞绎骚，特招卿还本部，居中调度，寻以卿请集廷臣议，听卿以枢臣行边。惟兹蓟门，京师左转，扞御东藩，为肘腋重镇……总督王象乾往来关门，防边抚冲，冒风霜，不辞劳瘁，特赐貂皮五张，以为御寒之具。”[75]日照丁氏，所条陈国计民生，凡十三疏，俱得旨下部议覆，施行。“公疏洞中利害，而不为激楚，详陈情事，而不为浮靡，在廷咸以公辅期之。”[76]当然，对于有一些立德、立言、立功的士大夫而言，除建乡贤、名宦等祠外，还专门对其子孙加以恩荫，以示不忘前人之恩，从而激励后者的作用。石琮，茂之子，以父死土木之难，荫锦衣卫百户，世袭。王象贲，尚书之垣子，初游胶庠，后以父三品满，荫官生，授都察院检校，历户部员外郎。王与耔，少师象乾子，初为诸生，屡试优等，辛卯本房已取中，而竟不偶。以父三品满，荫官生。后以平播善后功，改荫锦衣卫指挥佥事，世袭[77]。
综上所述，传统社会所一直倡导的忠孝仁义等伦理观念，经由朝廷倡导，成为士人普遍的价值取向。由于他们在行政层面参与方式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决定了他们建树是无为还是有为，如明末改革家毕自严和政绩平平的张至发就是很好的例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士人价值取向又存在差异，不可否认有些士人则违背了价值核心。这也正是我们下一节所要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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