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从理想到现实之间有一系列相当复杂的形成以及分化等过程，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离不开士人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的作用。当士人个体或群体面临暂时的困境之时，他们往往根据现实状况进行重新选择和组合。因此，重组是由于士人之间价值观念的不同而出现的阶段性断裂，为此需要加以交换和重新组合，是巩固传统价值观念和形成新价值观念的过程。
(一)重组因素
对于身处行政空间的士人而言，他们每天都要处于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之中，尤其是政局纷争的时刻，能不能调处好上下、同僚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其仕途通达与否的关键。因此，作为一种职业本能，一些士人往往以中庸思想作为他们进行重组的主要理念，从而能够实现明哲保身的目的。王让，洪武末，由乡荐授国子学录。“时同事之臣陈山、张瑛以顺旨被宠，戴纶、林长懋则强谏不少诡随，惟让谦默寡言。”[119]明末张至发，“处理政事游刃有余，时明神宗倦勤，叶向高以独相辍机务出典。”[120]德平葛守礼，“忤严嵩，罢尚书。举朝攻高拱，来约公。公不可，然不附拱。张江陵与太监冯保相比，卒去拱，欲杀之，赖公解免……如公，所谓中立不倚者欤!”[121]总之，行政空间内的中庸观念，体现了士大夫审时度势的态度，有利于士人内部的自由重组。
同时，面对明末动荡纷争的社会现实，士人之间由于利益关系和价值取向不同，进行重组。对于以兼济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来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们敢于牺牲自我，调节各种矛盾和冲突，为挽救社会危亡而努力。翟凤翀针对明末边患愈重的情况，提出了请益兵、置健将、建常平仓、括赎锾、节公费等一系列主张。同时，他还“疏荐举钟羽正、赵南星、邹元标等，因言宋季邪诌之徒终日请禁伪学，近年号称讲学者，不幸类此，一丘一壑，犹不相容。”[122]向君主荐举有识之士，一方面反映了翟氏对国家危亡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则间接反映了他们之间利益与价值观念的相近性，有利于士人的重组。此外，御史翟凤翀于万历时期，指出当时社会弊病，“时而川人行政偏以阂隔，醸叢脞之阶，折槛批鳞之士，或传重辟而元大恶大憝，反以夤缘生出脱之路，煢惑屡售浸假，遂开如吕贵冉登凌登之事，旬日间迭见告矣。”[123]小人作威作福祸害政局，“大臣造膝无从，小臣叩阍无路。宦寺浸用，政令多违。实开群小假借之端。成太阿倒成之势。”帝大怒，谪山西按察使经历。凤翀既谪三迁，天启初为南京光禄少卿，四年以大理寺少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魏忠贤党御卓迈、汪若极连章论之，被削籍[124]。从翟风翀的坎坷仕途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忠直之士的重组体现了他们共同对社稷隐患的忧虑，而卑劣之士的重组不利于社稷的安危。刘一相执政时期，“时江陵相既败，余党牵连自存，公挺疏掊擊之……。”皇帝大悟，欲尽黜遣[125]。这种群与己的嬗变，体现了社会结构变迁之时，士人的结群方式和分群行为。
此外，当时局危亡之际，行政空间不能为有志之士提供发展的机会时，一些士人则弃笔从戎，开始重新选择自己报效国家的空间。淄川韩敬止，家本世胄，“幼习举子业有声，及长翻然曰:‘大丈夫会当从六郡良家子，跨铁緉裆驭啮马’……当其时珰炎薰天，流寇西江，蹲沓蝟集，伏莽从起，所在糜烂，枌榆社人人自危，举匿锁城中州邑，亦在在乘墉，与黄巾角也。会朝廷又团练乡兵之命，邑人交推将军。将军重违桑梓意，乃摄谡门。”[126]值得注意的是，地域性因素在士大夫仕途或罢官后的重组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刘鸿训曾以尚书毕自严善治赋、王在晋善治兵，向皇上荐举，“请帝加倚信。”[127]同样，一些因各种外在原因而被罢官但心系天下的士大夫，同一地域优势又使得他们能够得以重组，李开先虽罢官居家，但闲居生活，并没有消磨他士大夫所特有的济世利人的价值取向，利用他手中的笔，积极为百姓寻求庇护。嘉靖二十年返回故乡，此时冯惟敏前来拜访[128]。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忠诚之士大夫无论是在个人政治生涯受挫还是国家蒙难之时，他们身上所特有的与天下同忧、与天下同乐的精神，使得士人群体形成了相似的价值观念，这种连锁效应，又使得彼此能够相互补充，调节与抑制当时社会上的低俗势力。
(二)重组形态
1．相同的位置，不同的形态。纵观士人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士人之中确乎有那么一些清醒正直之士，他们胸怀宽广、忧国忧民，能孜孜以求，奋不顾身，搏击豪强，为民请命。还有一些士人则为求高官厚禄，不惜苟且偷生。因此，就出现了士人在外部重组或内部重组时出现了不同的形态。
明朝末年，山东士大夫因忠正不阿，敢于直谏，多为阉党所害。张至发家居，虽为魏阉矫旨命吏部起用，但公养亲不出。刘鸿训、翟凤翀也因忤魏珰被削籍。临清周朝瑞极力上疏声讨魏珰罪行，又救熊廷弼，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顾大章等栲毙镇抚司狱，世所称“六君子”[129]。青州钟羽正，与邹元标、冯从吾建书院讲孔孟之学，广纳正士，“谏垣，多弹中官及部寺之不法者;升宪副，益持风节。红丸、移宫诸案，与群贤相应和，阉党恶之。”最终升工部尚书，却被阉人攻去[130]。刘鸿训，倪元璐为其撰写传记之时赞叹其有泰山之容、沧溟为量，天启四年，“魏珰欲结以自固，使人招致，公立斥之，珰怒矫诏以夺其官。”崇祯元年重新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廷对密奏忠直过甚，为含沙者所挤，被谪雁门，卒戍所。旋得旨赐祭葬，其详载明史。公性简严重，丰神峻洁，方正不阿，好面斥人非，居官鲠直，批逆鳞忤同僚常事也。”[131]像上述因弹劾魏忠贤，而导致被罢官的还有东莱赵胤昌，因马帅柳河之败，“疏论首辅丁绍轼(会丁魏结党)，直声振一时。调行人司司副，以平海寇功进太仆寺卿，见魏珰擅权，引疾归。”后察觉魏忠贤党专权相机而归[132]。
除了以道抗势之外，在国家危难之际，士人虽颠沛流离，但依然重复着尊崇气节的人格、践行着匹夫有责的价值观念，他们仍然爱国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以说，这是动荡时期，士人重新组合的精神需要。崇祯七年正月有二日，赵士宽分守颍州凤阳通判，崇尚风节，不屈而死，“卹死事者，以士宽与其妻女仆役慷慨赴义。”[133]清初吴三桂在云贵叛乱，淄川高之騊，“时云贵总制甘公犯难死之，是非之际，无敢弔临之者，公毅然往哭其柩……既而颠沛流离，几不免于虎口，九载归来，落职家中。”[134]莱阳姜埰二十三岁，“时畿辅多事，与左公懋第为同学友，平居相对，辄为流涕。”[135]还有些士人在多事之秋，能够急流勇退，谓之知机，且不肯顾。王崇义，号见一山人，著《见一笔谈》。“因前人有‘林下何曾见一人’句，思为解嘲，以示急流勇退之意，生平以知足自乐。”[136]毕自严，天启六年改南京户部尚书，后忤魏忠贤，引病归[137]。顺治康熙名臣孙廷铨告归较早，享山林之乐。可见，过多的经验积累，使得他们选择激流勇退，以退为进。
2．自由重组，不同位置同样心态。从士人为政爱民和忠君的情感来看，即使他们处于不同区域，面临不同问题，但忠君报国的理念无处不在。皇帝敕谕都指挥佥事王象丰:今命尔以参将职衔分守临清等处地方。驻扎临清，管辖德州、滨州、沙溝三守备。济南、东昌、兖州三府官兵，俱属管理调度。无事操练兵马，招集精壮，修理城池，缉捕盗贼。有事移驻德州，督率滨、德二守备，相机截剿。如临境报有贼情，亦要提兵策应，毋得观望坐视……正己率下[138]。
同样，罢官之后，一些士大夫虽然位卑而未敢忘忧国，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重组，表达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唐梦赉(1627－1698)，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南坡村人。字济武，号岚亭。清顺治六年(1649)中进士，后授国史院庶吉士、秘书院检讨。顺治九年(1652年)，“皇帝初亲大政，一日有中涓捧二册书至政事堂，命词臣之通国语者翻译以进，乃玉匣记伭帝化书也。公勃然曰:‘此非圣之事何由得徹御览’，上颇感悟，然恶之者必欲得而甘心焉，卒赖圣明仅罢官去。”[139]罢官后，唐梦赉退居般水之阳，闭户读书，筑志壑堂，专心诗歌，性好山水，经常与高珩等徜徉山水。至历燕赵吴越，悠然忘返，到处以济人利物为念[140]。唐梦赉为友高义，又好提携后进，如杨万春、谭再生、苏元行等皆成进士，所交亦当世名流。在本地经常与附近或其他区域的士人游览赋诗，王渔洋先生曰:“凡国计民瘼利病休戚，皆借箸而筹之，可诗文成就甚高。”《志壑堂文集》中收录的《铜钞疏》、《禁糶说》、《备边策》等奏疏展示了其经世之才。高珩就曾经指出了著述与现实的关系:“学者治书，英雄创业，其道略同。夫经营四海属意关中者，汉皇独有卓识矣。操觚之士，何独不然，故著述不在多，顾利世何如耳，利世之著述□□耳。其一为明道之书，天经地义，子孝忠臣所以立人极也，其一为济世之书，含哺康食，亨屯出蹇，所以延人命也，而二者又各有缓急，不可为典要焉。”[141]这在唐梦赉的《志壑堂文集》中，也有所体现，虽有致君尧舜之思想，但可惜的是终身不得抱负其志。唐梦赉筹国之诚，救时之切，虚怀下问，“今国用浩繁，银日少而民困，俸日薄而官难，上下古今之政非行铜钞以救之，将来海内之急有不止于此者。”[142]
(1)自然灾害与以民为本。明末清初淄川自然灾害更是使百姓生存状况雪上加霜。唐梦赉就亲眼目睹了饥荒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崇祯十一年、十二年(1638、1639)之间山东大饥，“余时年十一二岁，比邻而居有父生杀其子而食之者，某弟欲食其病兄，其兄知之自投于井者，掘死人肉而藏之满甕者，某所食死人之骨填半井者，某至于死不能埋而弃之，久饥一饱而顿成食厥者，益复指不胜屈矣。偶一日岁暮，过山村遥望石坑中一人哀叫，云:‘尔稍待我，尔稍待我’，我举首乃见一人，持刀携筐而至，将生割之。余惊窜而归，然是岁大约闭户不敢出门之日多，生平每自料理衣食时，偶动一奢想意怦怦便思及此。即见他人衣食少华靡者，便欲叙此事谏之，而不敢骤然也。”[143]由于饥荒的频繁发生，流民问题成为当时的社会问题，在《文抚军赵松石书》中针对山左饥荒，国税难缴，呼吁捍灾卹患。《张中丞公书》则反映了流民生存问题，“连日来如青之临淄、益都昌乐、济之章丘逃荒沟路，乞则无与之食者，居则无与之室者，或弃其子女于道傍，或夫妇同缢一树，纷纷奔窜，大约南则沂莒，西则投济阳陵县，或此处稍熟乎?闻流民到处，地方畏惧不敢收留，甚有解回原籍者，如此将安所归耶。”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应对策略，“凡流民到处，许其五家互结，便容留住，不许驱逐，此为目前第一条生路。至于已流者安插赡养，未流者缓征捐赈，台臺自有妙略。”[144]那么官员应该如何配合呢?首先，唐氏揭露地方行政弊端，不敢直言，下情难以上达，赈济瞒报人口的实际情况，“当本县初闻赈济之令，止造饥民一千余户耳。嗣后奉宪行驳查，恐有遗漏，而流亡渐归，饥民渐众，遂造至一万余石矣。目下奉行进止约以三千余名为率，将欲行地方再造则为日不及，不得不酌成三千余名之数。恭候亲临散赈而所以删定之，故民间尚不知也，且未奉详允。而此番曲折，凡深山穷谷之中急难晓谕，有如散赈之时，民间不知其删也。”[145]
其次，如何解决饥民问题呢?作者指出:“故敢合词以请者，则临清仓米是也。按三仓所征皆本年秋粮也。因去任署即马二公偶将临米早解一次，后遂为例。不俟秋成，春夏即来提解已数年于兹矣。每岁吾邑米到临清之日，皆各县杳未开仓之日。凡各县大约起解皆在中秋，而报完每至冬杪，此有节年解役可问也。向来年丰之岁，早晚总期速完。民间殊不甚觉。今岁异常荒俭。闻里长斗米将持钱四五百文去，尚恐不足召买本色，岂堪解旧米，而不俟新米乎……目前办粮已难，又复办米，恐民之逃者必益多，合无但炤旧例，仍俟八月秋成后，令往买本色上纳，即吾邑秋成无望，邻邑之米亦必贱，若仓差来提，或赐回文云秋米尚未熟，或暂使里长资送来差回去。吾邑且办大粮，稍一缓之民间大有所省，既不悮起解，又不关考成，而且有益于钱粮，仁人以为何如耶。”[146]除了上述策略外，唐梦赉等还针对多发的自然灾害，提出长远救济之策，设立义仓救济。唐梦赉说明义仓难行，多因捐粟有人，而食粟之人不知为谁。为此，提出了积粟自备济人的建议，“一遇凶年，凡积粟之家皆烦，主事先造筭清册一本，某人原粟若干，几年得利若干，其积粟之家各有本族及亲友之贫者，听其各人同亲友到仓，或图书亲笔帖，至应借给多寡，俱听积粟各家之愿，但不得本分外多支耳。人各急其所急，而凶岁无贫民矣。”从唐梦赉的文集中，我们能够找到许多关于救济百姓的奏疏，所以有如此多的奏议，主要是他罢官后一直闲居在家，能够亲眼看到地方百姓的生活，士大夫的责任感油然而生[147]。高珩也作《募建义仓序》，援引周村义仓，发动众人力量为善，“仁人各行其德，智者自防其困，可以济常平之所不及，而且过之则又莫善于义仓，苟非以视人死亡为乐事者。”[148]面对富家大族极端的奢侈浪费，从唐梦赉的诗中，我们却感受到了百姓因极度贫困导致的社会伦理的沦丧。明末至清初社会灾害频繁发生，“旧农怨榖贱，新农怨雨迟。帝意两哀之，雨及麦秋时。无税长吏怒，无榖妇子悲。”[149]面对饥荒，百姓无奈之余，卖父之坟，《有鬻其父已葬之坟者感赋》:“盖棺论定是闲词，入土为安不可知。尽道汉陵金盌出，人间亦有卖坟儿。”由上述例子可看出百姓生活如此艰苦，以致于置传统的伦理道德于不顾，卖父坟、兄弟相食。同时，乡里风俗也在变化，常常为一点小事而争斗，《观奕时乡邻有斗者》:“由来知足近神仙，剥啄何缘破昼眠。蜗角蛮争声动地，蚁封虎斗血滔天。树阴不厌韩持国，聊矢频烦鲁仲连。除却休心无别法，逢人一味老婆禅。”[150]在风俗的变化面前，许多望族之家发挥他们移风易俗的责任感，发动乡绅来改变时况，发表他们的真知灼见。
司寇公高珩针对流俗奢于丧的情况，通过《风俗说》、《遗命说》两篇文章对其进行反复论证。唐梦赉指出了司寇公《遗命词》具有训世功能:“先生之为此命也。毋亦谓向者风敝俗靡，士夫不能自立，乃至为商贾奢滥所惑。一丧礼彩棚之废，曾致累千金，无财者坐是久掩亲柩积岁不克襄事，迩来业率同志易之以布幕，亦既熙然成风矣。独是俑人楮马之属，纍纍冥器之外，又增以百十事。侈于地下，而涂饰地上之耳目，何当焉?先生之为此命焉，所以训世也。”[151]
同时，当时社会治安状况也不是十分理想，“自奉檄以来，单骑屡出，保甲联络，鸡犬不惊，皆仰赖仁人方略肃靖一方也。至挑壕一节，尤属弥盗切务，淄邑士庶最为鼓舞……”[152]淄川地区的讲约在唐梦赉的文集中有所体现。康熙二十四年(1685)十一月朔闻邑侯讲约“萧瑟三冬农政余，粪除堂序启清虚。久悬大令通民榜，新读中丞进御书。(张南溟抚军十六谕解经，陈说岩总宪启奏御览)□鼓乍鸣狥木铎，龙牌高设拜银鱼。意枌榆社无那栖，迟野老居□□□。衣冠初制乡三老(乡约冠顶，新易以锡)，礼乐真烦鲁两生(相近奉礼选择)。朝会不辞群吏集，观听解使阖城倾。为申北极蓝田约，(十六谕原奉上传)久待西成好畤畊。将奏九重知燕喜，太平饮射古人情。”[15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淄川讲约主要是蓝田乡约为指导的，通过讲约对地方社会教化，在明末清初已经成为士大夫改变社会风俗的主要途径。总之，唐梦赉、高珩等致仕居乡，以移风易俗为其核心理念。《还淳约小言》:“窃与众以仁亲邻，以让诲子若孙，以约而御下，以法抑趋善如归，而讼过不吝也，众君子交闻而如不及焉。谓若言余药业，若事余师也。行有不得，谓勿使先生知，其乡之父老率能言之。”[154]
此外，他们还身体力行，在各地学宫的修建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比较活跃的唐梦赉、高珩等多好倡导，“余不佞嘉多士之好义而乐观其成也，以质之高司寇念东先生，先生曰有是哉。凡我缙绅畴类子弟国侨训之，抑亦何独晏然，盍出所有，以为士大夫先声乎?”[155]
(2)淄川经济的关注。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是由商人所创造和经营的，士大夫或许与此并无直接的关系，但传统社会既然赋予了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他们就会以士人特有的方式，秉笔直书，关注并参与着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明代新城王之都曾告诫自己的弟子说:“文章要在经世，如户口、屯田、兵防、水利、盐法诸务，不究析其要领，虽得科名，譬诸石田，无所用之。令读其平赋、擅政、榷关、计僚、首雍诸牍，言言济济，可谓司民社之百世师，则公问学之精也。”[156]而明清时期的淄川，就出现了这样一位精通经世之学、关注民生的士人，虽然他的家族并不显赫，但他本人的著书立言却都与地方经济息息相关，这就是唐梦赉，在本节中我们论述以唐梦赉为中心，淄川众多士人对地方经济生活的关注。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淄川所处的胶东地区也成为重要的商品物资交流中心，市镇本来是社会物资及各种社会群体交流的中心地，但由于奸商牙侩的参与，某种程度上扰乱了地方社会的正常生活，“齐东东南乡九户集，闤阓小市也，而农商之贸迁者必赴焉，以办国税利民用繫重也。年来牙侩、县胥倚公攫利，商民裹足，盖市无人矣。”[157]唐梦赉在《和念东先生闲居三首》中反映了其担忧，“金生廪竭春粮后，市贱愁添麦雨中。海运未开官税重，缙绅贫不过山东。荡家不计税全输，但祝床头剩一壶。平伸近厘金最贵，彞中滴泪病难苏。三时播种租犹欠，一日闾阎气顿殊。身在江湖心魏阙，先生早上监国图。”[158]
随着牙商的攫取暴利，地方望族的一些士人也参与到此角逐中来，当然并不是为了获取暴利的角逐，而是为了设义市便民，与百姓同心共同抵抗奸商与牙侩。淄川西关立市，本来打算用新集市所得税金以养活守门民壮工食，但唐梦赉等认为这样只会导致市场坚持不了多久，于是，士绅和地方官吏联合起来捐税，“至于司寇高念东先生，首捐斛斗以给市用。孙给谏树百严禁示以诫族人，同舟之呼谊取共济耳。本市除牛驴抽税，每年纳银七两二钱外，又代东南北三关每岁纳课程银四两，如不书之于石，后来者何由得知，然非汪父母阖县蠲除陋例集钱，又严处剪绺之徒，革除行户之害，市亦不可久也。”[159]从上面这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官吏、乡绅、望族之家如高珩和孙蕙开始参与地方社会经济中去。此外，唐梦赉自身也与同邑之人潘生、郑生、王生、善人李某等，“愿捐金纳税，以去市蠹除牙杂课程。每岁额银即依期完纳外，县衙并不遣一役入市。余有田一厘在市之北。岁雇四人司斗秤之役，不取市中一钱，于今数年远近称便。”[160]
明清时期淄川地区众多士绅由于长期居乡，深深地体会地方百姓的苦难，他们本着为民请命的使命，直言上疏反映赋税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国初，邑令某清丈田亩，乡派一人司事，谓之督丈。里中无赖贿胥吏得与其选，大肆威势，高下其手。蒲柳泉先生，年方稚，编《督丈词》，皆市井俚语，形容鄙态，令人绝倒。《督丈词》皆以七字为句，县志有云:旧步弓长若干，今骤减若干，为害匪浅。未知即此时否。”[161]反映了胥吏丈量土地、坑害百姓的现实。王樛在《柬阖邑乡绅》中也指出了类似现象，只能导致百姓生活举步维艰，“吾邑步弓忽缩于旧，若有不得其平者。稽之司农新例步弓以官尺五尺为率，即市尺之三尺五寸也。吾邑田瘠赋重，地亩常狭，较之他县已大相径庭，然向步弓仍有三尺二寸，今若一旦减去，则阖县之田皆倍于万历年间至旧额。此后正供维艰，资生无策，逃亡荒芜不再计而决矣。”[162]
此外，唐梦赉还针对明季淄川灾荒相仍，而田赋弊病诸多情况进行了揭露，“顺治十四年奉旨修定赋役全书，内开万历年间四等共地六千三百五顷零。崇祯年间四等共地六千六百七十二顷零，较之万历之额，反多三百六十余顷。”显然是与当时的社会现象不符合的。经核实“崇祯间有蠹书罗思信、韩三荣欺隐田粮”[163]，为此请求淄税额应与全国一样以万历年为准额。至于急切的赈济问题更是说明了地方社会的弊端，“当本县初闻赈济之令，止造饥民一千余户耳。嗣后奉宪行驳查，恐有遗漏，而流亡渐归，饥民渐众，遂造至一万余矣。目下奉行进止约以三千余名为率，将欲行地方再造则为日不及，不得不酌成三千余名之数……散赈之时，民间不知其删也。万人皆至，而册上有名者止三千余人。一时呼号不散，何以遣之?”[164]除此之外，唐梦赉在《钱粮比较说》中反映了地方上钱粮、保甲、讲约等事虚行的情况，“迩来州县相沿陋习，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比较，日日打板，为烦琐也……于是钱粮而外，议保甲不过行票造册了之，谁为入籍之民，谁为不入籍之民，无从而知也。而东人之有无盗贼之出没，无从而知也。曰那得有工夫，恐悮比较也。议教化不过出告示具，遵依了之，讲乡约何能亲至，劝农桑何能亲至，谁为恶人，谁为善人，何处风俗好，何处风俗坏，本县何暇及此，比较而已。”[165]同时，他还真酌济世，从整体上把握国家经济命脉，指出了历来各省州县禁糴之令的有害无益，持禁糴止说之人为了获利，往往四处宣扬，“本处丰收，四方来糴，则本处之粮大贵，或且糴者多，而粮必尽。贫民必至于饿死，则是禁糴者体上天好生之仁，卹一方无告之众。”在此基础上，唐梦赉进一步辩论禁糴说给社会带来的危害，“然既已禁糴矣，则此糶者糶之何人?曰糶之本处人向外贩者，糶之外来贩买人有依靠者，糶之本处大家有钱能收囷者。但一经禁糴，则粮价顿贱，向之糶一石者，今日糶一石几斗，而后足糶之日又迟。在官，粮不完，则敲朴之日既多，在民，衣不办，则饥寒之日又多，相对号呼。”这样势必给衙蠹带来机会，“独使衙蠹地棍，白昼公然抢夺，车驴则弃之于荒野，而不敢归。梁石则付之于何人，而不敢问，白夺平吞甚于强贼。”作者之所以严厉禁止此说，主要是淄川曾经发生过类似危害百姓的事情，对获利之人给予深刻揭露和批判，“且自丁巳戊午以来，曾经年丰粮贱，无人搬贩之时矣。每十粟曾价至钱二十余文，是斛斗二斗五升也。处处无人糴买，农家积粮满囷，鸡犬门闼依然无恙，一不能辦税，全家而逃者有之……或有为之说者曰:‘民间原有一种无寸宅尺土右手好闲之人，专以糴升斗为生者，独不为若辈贫民计乎。’曰:‘若辈亦乐以搬贩升合为生者也，一禁糴则若辈亦苦矣。’良民之为商贾者，无罪而罹于法。衙役之承风旨者，横飞而食人肉，此一举也。惟有衙役等人乐耳。有心世道者，尚深思而得之哉。”[166]最后作者强烈希望禁糶之令解除，这样就可以缓解一方民众之艰苦。
除了关注民生和地方社会外，他还对国家如何恢复元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应“病热则报以凉剂，病凉则报以热剂”，在于改变铸钱方式，“今官之元气在增俸，民之元气在大蠲租。国之元气在兴兵屯，于东南以为异日戍镇之计。此三者之元气，又在铸当两大钱，民以纳税，官以糴粮，上下交通便可支官俸兵食矣”[167]。
综上所述，唐梦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针对当时“国用浩繁、银日少而民困、俸日薄而官难”的实际情况，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上疏，“今如铸铜以代银，即用钞糴粟，即以供天仓，即以供大军，即以支驿站，即以养马，且以供各省存留支用。所糴粟与铜钞兼支，又所省之银即可资兵饷，不亦善乎?又何必定用银乎?”[168]或问十二则，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对国家积贮粟米之法、买米公平现价、改漕之法、严禁私铸铜钱、铸钞之法、铸钞之制等问题产生了质疑，进而指出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心问题是铸钞积粟，佐军兴之用而纾司农之忧[169]，筹国之诚、救时之切可见字里行间。在《行铜钞疏草》中，他请定一代之钞法，开万世之财源，以济目前军需事，“凡钞关官仓及省会军前，皆令铸钞糴粟米麦豆，买布绢等物以流通于民，其零星交易仍用康熙钱如故，而民间纳税俱令五分纳钞五分纳银，以流通于官，官民既已流通，则炉座所铸之钞便直发军前可以充饷，此国家百倍之利，不取之民间，而滚滚不息者也。”[170]罢官后，唐梦赉能够忠勤慷慨，有致君尧舜之思，并且提出了许多急救民间之剜肉医疮策略，可见唐氏非凡的经济才能。然而这些罢官之士的重新组合，他们的抱负和由此而生成的社会责任感其实不过是忠君道德的某种表现而已，他们企图利用一种温和手段用来调节社会秩序的理想，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只不过是一个泡影。
3．士人价值观念的重叠。在行政空间内，作为服务型士人，他们由于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因而在行为方式上也呈现出诸多重叠之处。
明清易代，从士人的心理上看，还是出现了不小的波动与混乱，至清初社会基本稳定之时，士人的价值观念开始趋于正常化，他们继续发扬与延续着所谓的一身正气之风。铁面御史淄川王孟震，虽重疏国本，但明神宗万历皇帝特用孟震言，以致权贵胥为歛手，争相戒勿犯髯王。光宗时，“嘉其忠直不阿，疏名缄。”之后，魏忠贤擅权用事，可是独欲得孟震为重，但最终因震孟，“屡使人示意拒弗通阿珰者，遂诬奏其党附异类，予杖谪戍云南。”[171]即墨郭琇也以直声震天下，为御史时，参劾不避权贵，如疏劾徐建菴、高江村、太傅明珠。相传参纳兰太傅，当其寿辰，擕书稿登门求见，长揖不拜而屡引其袖。太傅喜曰:“侍御有寿诗见赠乎?”曰:“非也，弹章也。”太傅读未毕，公从容曰:“郭琇无理，当罚!”自饮一巨觥，趋而出。满堂愕然[172]。虽然王孟震和郭琇二人处于不同时期，但他们身上均体现了传统社会士人抗直不屈的精神。
由于相似的道德情操，一些官员在治理地方社会时，在治理观念和方式上往往也会出现重叠之处。卢雅雨守颖州，濬西湖，清出湖岸余地，拨四百亩给欧阳文忠后人以奉祠祭，其余收租以备修堤之用。诸城王敛福，雅雨同年，继守此地，“亲勘，復其原额。又开浚清河，以疏水患。两公德泽，至今颖人思之。”[173]同时，士人在行政空间内的频繁流动，使得地域空间得以相互交流。“吾东程君为黔中正安州牧，教民养山蚕，后人为立祠。先有行之者，则诸城青岑刘公也。公牧宁羌州，州居万山中，土瘠民贫，为秦蜀孔道。忆来川时，过五丁峡宿此，明日过闵家坡，上下十五里，越涧登七盘岭，路甚崎岖……公登山见栩叶，谓可以蚕。以乡之蚕种分给里下，刻板晓示，教以饲蚕、抽丝、纺织诸法。民习其业，繭绸与山东争价。山多漆，教以按时取漆……百姓呼为刘父，每饭祀之。公孙文清公居京师，戚某岁时相视，必嘱其带家乡繭绸来制衣。盖沂水多山蚕，沂水、诸城连界，人习其法，而公以之利民焉。及为四川布政，或言为人所制，不得展其志。”[174]总之，士人在行政空间内通过不断得积累与借鉴，使得其治国安民之策，存有诸多相似之处。
(三)士人重组的效应
士人有清浊忠劣之分，也就意味着他们在行政空间内面对仕途、金钱、国家危亡等选择之时，表现出多重形态。正直之士在社会变革之际的重新组合，往往能够起到力挽狂澜、稳定社会和民心的有效性。而卑劣之士的群聚，臭味相投便称知己，只能引导社会走向恶性循环。而二者所代表的两股不同势力对抗之时，往往是小人一时当道，但社会总体的发展趋势是邪不压正。王之猷品性正直，不仅自己不受贿赂，还揭发贿赂之人。“守廉洁，人不敢甘以私。有裨将某子甲受取狼藉，惧公，奉金幣为寿，以尝公。公正色叱之去，仍发其贪状致之法。于是，郡中吏凛凛慑公。三年奏最，擢礼曹郎。有楚藩为假印文以请封，众莫辨，公熟视曰:赝。证之故牍，果然。于是，条上藩封议十二，著为令。”[175]翟文贲，“会以人言解组归，归之日僦居淄城……公居淄十余岁，虽苍头族属不闻有輘轢乡曲……相传一市侩缘蹊田小故操戈造门，邻里恶之，公若不闻也。”[176]通过他们自身的社会影响与高尚品德，对地方社会的教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士人重组之后，在地方行政空间内有了酷吏与循吏、清醒与迷途知返之士区分。在中央由于彼此的是非恩怨和权利相争，导致权利的分与合，对国是而言是无效的。此外，从士人在行政空间所处的位置而言，他们虽然处于传统政治体制的中心，但是显亲扬名、青史留名始终制约着士人的精神世界，而且作为君主的奴仆，他们可以象征性地参与政治，可是却始终无法完全拥有个人权利和自由，一直处于传统政治的边缘。
小结。本章以士人价值观念的变化为主线，分析了士人价值观念的普遍性与传播性。由于士人知识结构的不同、社会格局的变化等内外因素交织，影响了士人在行政空间内的为政理念与利益选择。总体来看，忠孝节义等传统的价值观念一直在激励着士人，他们之间相互砥砺。与此同时，他们的价值观在不同层面也存在纠结。从他们在行政空间内的表现可以看出，是传统士人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体现，这种价值观也潜移默化于中国人的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以及民族精神之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那么，该如何看待区域社会的士人，其价值观念和行为实践是否有共性?我们说，士人由于其所受到的教育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社会选择，但是处于不同空间层次之士，由于经济基础等条件限制，政治因素等影响，在价值取向有所不同，如何能做到学仕合一、道术合一是他们一直以来苦苦思索和探求的问题。而他们认同的基础要素是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生活遭遇，社会交往等形式则是这种认同的重要表征。
【注释】
[1]［明］王象晋:《天启新城县志》。
[2]据黄阿明:《明代户部机构及其运作——以16世纪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参照其文中《明代户部尚书、侍郎分区统计表》。
[3]据《明史》各列传统计。
[4]《颜山孙氏家乘》，《文定公》。
[5]《高氏家模》，卷下《司寇紫霞公录神道碑铭》。
[6]［清］毛奇龄编:《易斋冯公年谱》，475、479页。
[7]［清］张鸣铎修、张廷寀纂:《乾隆淄川县志》艺林石印局印，《赠太常寺少卿秋澄王公祠记》。
[8]［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石隐园稿序》，韩其发大爷提供。
[9]［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78页。
[10]赵琪修:《东莱赵氏家乘》，《制诰》，青岛永厚堂1935年铅印本。
[11]《高氏家模》，上卷《中丞东溟公录》。
[12]［明］王象晋:《天启新城县志》，《王公生祠记》。
[13]［清］张鸣铎修、张廷寀纂:《乾隆淄川县志》艺林石印局印，卷六《循良》。
[14]［清］张鸣铎修、张廷寀纂:《乾隆淄川县志》艺林石印局印，卷六《循良》。
[15]《淄川高氏族谱》，卷八。
[16]［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26页。
[17]［清］张鸣铎修、张廷寀纂:《乾隆淄川县志》艺林石印局印，卷六《循良》。
[18]［明］王象晋:《天启新城县志》，《王观察传》。
[19]［明］王象晋:《天启新城县志》，《敕谕》。
[20]［明］王象晋:《天启新城县志》，卷十三《毕赠公传》。
[21]［明］王象晋:《天启新城县志》，《耿冏卿传》。
[22]［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93页。
[23]［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2页。
[24]《高密张氏族谱》，1924年石印本。
[25]《淄川毕氏世谱》，西铺家祠藏版，光绪十三年刻。
[26]［明］王象晋:《天启新城县志》，《王中丞传》。
[27]［明］王象晋:《天启新城县志》，《王光禄传》。
[28]《淄川韩氏世谱》(增补)，卷二人物志，68页。
[29]《东莱赵氏家乘》，卷三《世谱》。
[30]《颜山孙氏家乘》，《阳江公》。
[31]《淄川窎桥王氏世谱》，2001年重修，1292页。
[32]《淄川窎桥王氏世谱》，1292页。
[33]［明］王象晋:《天启新城县志》，《重修城隍庙记》。
[34]［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79页。
[35]［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六《紫霞先生传》。
[36]《刘氏家谱》，卷三。
[37]［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06页。
[38]［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01页。
[39]《西河翟氏世谱》，1995年重修。
[40]［清］张鸣铎修、张廷寀纂:《乾隆淄川县志》艺林石印局印，卷六《循良传》。
[41]［明］姜埰编、清姜安节续编:《姜贞毅先生自著年谱》，713－715页。
[42]［清］丁在麟等纂修:《山东黄县丁氏族谱》，清宣统元年(1909)，57页。
[43]《淄川韩氏世谱》，39页。
[44]［明］王象晋:《天启新城县志》，《进开天玉律》。
[45]《淄川韩氏世谱》增补，55页。
[46]山东各地地方志中摘录整理。
[47]《王氏一家言》卷之九。
[48]［清］高珩:《栖云阁文集》202，齐鲁书社1997年版，268－293页、277－279页、287页。
[49]［清］孙廷铨:《沚亭删定文集》，齐鲁书社1997年版，200－7－23页。
[50]《高氏家模》，卷下《司寇紫霞公录神道碑铭》。
[51]［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419页。
[52]［清］张鸣铎修、张廷寀纂:《乾隆淄川县志》艺林石印局印，卷六《循良》。
[53]［明］王象晋:《天启新城县志》，《太仆王公传》。
[54]［明］王象晋:《天启新城县志》，《王中丞传》。
[55]［明］王象晋:《天启新城县志》，《王中丞传》。
[56]［清］丁耀亢:《家政须知》，235－395。
[57]［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六《明大学士少保张公传》。
[58]［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页。
[59]《王氏一家言》卷之十一。
[60]《王氏一家言》卷之三。
[61]［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47－48页。
[62]［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6页。
[63]［明］王象晋:《天启新城县志》，《同陈泰兴登狼山望海》。
[64]［明］王象晋:《天启新城县志》，《忧旱》。
[65]［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26－27页。
[66]《清史稿》卷一○九，第03184页。
[67]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8页。
[68]赵琪修:《东莱赵氏家乘》，卷六《传记》。
[69]《天启新城县志》，《少司徒王公传》。
[70]《天启新城县志》，《少司徒王公传》。
[71]《淄川县志》(嘉靖)，淄博市图书馆藏。
[72]［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73－174页。
[73]《天启新城县志》，《王公忠勤祠记》。
[74]《天启新城县志》，《为九边请赈请饷疏奏》。
[75]《天启新城县志》，《皇帝敕谕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王象乾》。
[76]［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一，《丁洛给谏疏藁序》。
[77]《天启新城县志》，二册卷九《恩恤》。
[78]《天启新城县志》，《王方伯传》。
[79]［清］张鸣铎修、张廷寀纂:《乾隆淄川县志》艺林石印局印，卷六《续孝友》。
[80]《东莱赵氏家乘》，卷六《传记》。
[81]《天启新城县志》，《王方伯传》。
[82]韩喜凯:《邢氏兄妹》，山东省临邑县文史委员会主编2001年版。
[83]［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5－16页。
[84]［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26页。
[85]《明史·张溥列传》卷288文苑列传四，第07406页。
[86]《明史》308卷，第07935页、第07936页。
[87]［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9页。
[88]《清史稿》卷二四五，第09633页。
[89]［清］唐梦赉:《志壑堂集》，《齐东九户集捐税小记》。
[90]［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淄川县志田赋小引》。
[91]［清］张鸣铎修、张廷寀纂:《乾隆淄川县志》艺林石印局印，卷十《积贮社序》，354页。
[92]［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于陵周村镇捐税碑记》。
[93]《天启新城县志》，《王方伯传》。
[94]《刘氏家谱》，卷三。
[95]［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67页。
[96]［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98页。
[97]［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407页。
[98]［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六《明大学士少保张公传》。
[99]［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04页。
[100]［清］赵执信、赵蔚芝、刘聿鑫点校:《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
[101]《天启新城县志》，《太仆王公传》。
[102]［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页。
[103]《王氏一家言》，卷之九。
[104]［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90页。
[105]《天启新城县志》，《都门送别》。
[106]［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20页。
[107]《淄川窎桥王氏世谱》，1292页。
[108]《天启新城县志》，《王观察传》。
[109]《东莱赵氏家乘》，卷六《传记》。
[110]［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一《於陵静观堂记》。
[111]［明］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四，《中宪大夫巡抚辽东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冲阳毕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第七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4页。
[112]［明］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四，《中宪大夫巡抚辽东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冲阳毕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15－17页。
[113]［明］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四，《中宪大夫巡抚辽东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冲阳毕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9页。
[114]［明］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四，《中宪大夫巡抚辽东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冲阳毕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52页。
[115]《明史·余应桂列传》卷260，第06750页。
[116]《清史稿》卷一二二，第03600页。
[117]《颜山孙氏家乘》，《文定公》。
[118]《颜山孙氏家乘》，《丰侯公》。
[119]《淄川县志》(嘉靖)，淄博市图书馆藏。
[120]［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六《明大学士少保张公传》。
[121]［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5页。
[122]《西河翟氏世谱》1995年重修。
[123]《淄川县志》(嘉靖)，淄博市图书馆藏。
[124]《西河翟氏世谱》1995年重修。
[125]《刘氏家谱》，卷三。
[126]《淄川韩氏家谱》64－65页。
[127]《明史·刘鸿训列传》卷251，第06483页。
[128]卜键:《李开先传略》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
[129]［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47页。
[130]［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76页。
[131]《刘氏家谱》，卷三。
[132]《东莱赵氏家乘》，卷六《传记》。
[133]《东莱赵氏家乘》，卷六《传记》。
[134]《高氏家模》，卷下《平越慎旃公录》。
[135]［明］姜埰编、清姜安节续编:《姜贞毅先生自著年谱》，707页。
[136]［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6页。
[137]《淄川毕少保公年谱》，北京国家图书馆1998年版55－709、56－1。
[138]《天启新城县志》，《皇帝敕谕都指挥佥事王象丰》。
[139]［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十二杂记。
[140]［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十二杂记。
[141]［清］高珩:《栖云阁文集》齐鲁书社1997年版，202－169。
[142]［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又上高念东先生书》。
[143]［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十二。
[144]［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五《文抚军赵松石书》。
[145]［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五《与施砚山抚军书》。
[146]［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五《邑令马允大书》。
[147]［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二。
[148]［清］高珩:《栖云阁文集》，202－181页。
[149]［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五。
[150]［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三。
[151]《高氏家模》，卷下《题遗命词》。
[152]［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五《与济东道丹公书》。
[153]［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五。
[154]［清］唐梦赉:《志壑堂集》，《还淳约小言》。
[155]［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二。
[156]［明］王象晋:《新城县志》，卷十三。
[157]［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一。
[158]［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三。
[159]［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一。
[160]［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一。
[161]［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56页。
[162]《王氏一家言》卷十一。
[163]［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七。
[164]［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五。
[165]［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七。
[166]［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下《禁籴说》。
[167]［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五《又孙树百书》。
[168]［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五。
[169]［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九《筹饷巵言丙辰年榖贱时作》。
[170]［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十，《行铜钞疏草》。
[171]［清］张鸣铎修、张廷寀纂:《乾隆淄川县志》艺林石印局印，卷六《重续命臣》。
[172]［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79页。
[173]［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25页。
[174]［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80－381页。
[175]《天启新城县志》，《王观察传》。
[176]［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八《陕西按察使司清军驿传道副使翟羲图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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