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交往空间的多样性

就士人的交往空间来看，十分广阔。首先，从士人的交往对象与目的来说，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士人与社会上商人等其他阶层的交往具有广泛性。其次，士人交往的重要载体促进了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与社会交往，如地域空间(城乡)、社会与政治空间(百姓、社会流动)、精神空间(豪华宅第、书楼画室、园林别墅)。

(一)士人交往对象的多样性

总体来说，士人由于不同的身份与自我修养，决定了他与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士人与社会各阶层的交往具有广泛性。本部分主要以淄川士人唐梦赉的社会交往为个案进行研究^[1]。

唐梦赉一生交友颇多，透过《志壑堂文集》中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交友十分广泛。他的笔下既有好友、当地有名的士人、同年、业师，又有官吏、医者、僧道等形形色色的人群。作为一个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的生活状态在文集中尽情展现。

1．与淄川望族的社会交往。明清时期淄川望族进程中的基本法则，就是利用文化因素支配家族和地域社会。在这种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望族本身的包容性是非常强大的，同时也为单身之士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而唐梦赉就生活在这种时代，他与淄川各望族之间均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

韩氏家族中的韩允嘉，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高才博学，子维垣、维塏皆能诗，与唐梦赉友善，著有《尚友堂古文选》。尤其是韩维垣，幼承家训，潜心古学，尤其擅长诗律，与唐梦赉唱和居多^[2]。唐梦赉还为韩冲撰墓志铭，并对《淄川韩氏邑乘》给予较高的评价:“麗宇于其始祖之由分者详之，则其近族之宜合者，可不待言而喻也。今夫一人之身也，右手搏左手而胜，则右手鼓舞不自禁，不第鼓舞已也。凡耳目鼻息之附于右者，皆婉愉而为右手贺曰:甚矣。右手之多智也，其有力也无他宿憾。故耳左足踣右足而不胜也，则左足躃踊而大戚。凡肝膈肾俞之附于左者，皆弔之，弔之，贺之，涂之，人皆知之，但不知其受庆弔者总为何人也。读寄生之说而憬然大悟者，是所望于韩氏之后贤矣。”^[3]文中采用借喻的方式，赞扬了韩氏修谱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同宗之人庆弔互知，相互配合，实现家族和睦。

与窎桥王氏的交往要源于好友高珩。王樛小高珩几岁，但二人志趣相投，共同游山水，后又同在北京做官。因为高珩与唐梦赉关系友好，又同在士林，唐梦赉曾为王鳌永撰墓志铭，为王樛的诗作序，为王居正的诗作跋。在《王氏一家言》中，关于唐梦赉的诗也有七首之多，在唐梦赉《志壑堂文集》中，有《九日同高念东在衡及敷政侄游丰台》等诗。唐梦赉在《王生入庠序》中写道:“吾家累有戚谊，又夙知为筠苍银台先生之诸孙，其令嗣子辰，余虽未获相识，窃尝从友人所见其试萟蔚然，佳士也。”^[4]说明了唐梦赉对王氏士子虽然未曾谋面，但深信其家族深厚的文化根基定出佳士的信念。

由于与高珩情谊笃深，唐氏与高氏家族的关系尤其深厚。琭祖，号振东，中丞东溟公高举之孙，顺治甲午(1654)举于乡，康熙丁未(1667)进士，隐居不仕，平生好诱掖后进，凡所教授，多成名士。居家冠婚丧祭，必有常度，教子以义方，与其四个儿子，一时口语有五佛之号。唐梦赉为祭文:“于惟我公，渤海著里。中丞文孙，光禄令子。一门之内，高辛多材。爽鸠比寺，惠文西台。我公崛典，风流文藻。鹿鸣张宴，鸡鸣起草。看花凤城，题名雁塔。玉屑霏霏，美髯飒飒。庞公不仕，弃家採药。玉鼎砂炉，清泉丹壑。五湖知交，三党婣睦。焚券田文，脱骖尼父。道成厌世，霞举缑山。”^[5]此外，对司寇公高珩所作长歌，唐梦赉认为“先生之为此，命焉，所以训世也。”^[6]高氏还建有载酒园，所居栖云阁五楹，“唐济武先生詠堂文为益都冯文毅公溥书，新城王文简公手书一联。”^[7]《淄川高氏族谱》卷八《高氏诗文荟萃》载酒堂集锦序，录有王士祯、王培荀、唐梦赉、蒲松龄、袁藩、赵执信、毕海珖等题载酒堂。

关于毕氏家族，唐梦赉清楚地回忆其八九岁时见到毕自严的情景:“当里社报赛之役，曾一诣先生别墅，所谓拱玉园者。则见池馆张灯，鬚眉对奕，宾客数辈，意者先生其在焉。”^[8]毕自严本人更是勤勤恳恳，大司马张坤安称为“真司农。”唐梦赉认为其审慎国是，申明宪章，“先生之入也，稽户版考祖制，明目张胆，与中外争之。所虧额者几何，所侵冒者几何，釁甲衂师而藉口于饷者，何事缺员旷伍而漏卮于饷者，何官历历如印泥画泥沙，疏朝上而夕报可。行之一年，而累百万之虧赋以清。又行之一年，而累百万之存库有余。”此外，唐梦赉还认为张相国至发之家训、毕木之家训、高司寇念东之祖训、讷庵痴说，为般阳四宝，“若故相国宪松张公训其家曰:毋宁负屈，毋宁让人，务使吾家有官若无官。高司寇念东前辈述其祖训曰:有不打人一掌，詈人一语者，真吾佳子孙。而先生之祖赠宫保尚书黄发翁家训曰:不放债，不居间，不攻煤井，不开盐店，巍巍乎，此三公之言。”^[9]唐梦赉还为毕际有代写一则婚启，《通毕公载绩刺史婚启》:“榴吐红巾，坐文梁之燕语;荷张翠盖，发晴浦之鸳书。茑萝绿松荫以干霄，棠萼依长林而并茂。渺渺银渚，喜河鼓之躔明;望望枌榆，庆门楣之瑞霭。天作之配，文定厥祥，恭惟匡时董贾奏勗龚黄。世第簪缨，曳履敞星辰之府;家学霄汉，分符颺凫鸟之声。”^[10]

袁氏的中心人物是袁藩，康熙十五年(1678年)南游江淮，二十四年(1687年)与毕载积先生际有同居石隐园，校雠其先世诗文集，秋以病卒于家，年五十九岁。与同邑唐梦赉、孙蕙、毕际有诗相倡和^[11]。由此看来，通过文学形式唐梦赉加强了与该地或相邻区域其他望族之士的交流。

2．与淄川士人的社会交往。蒲松龄(1640－1715)，崇祯十三年(1640)出生时，高珩二十九岁，孙蕙九岁，唐梦赉十三岁，毕际有十八岁，王士祯七岁，施闰章二十三岁，崇祯十五年(1642)挚友张笃庆生^[12]。诗坛盟主王士祯，曾与唐梦赉、高珩、蒲松龄、毕盛育等有交往，《蠶尾集》有《宿唐济武太史志壑堂即事》、《寄题念东侍郎载酒堂》^[13]。在所有交往中，高珩与唐梦赉交往最密，同游当地山水，并游吴越，还与蒲松龄等八人游览了崂山、诸城等地。唐梦赉《志壑堂文集》中《载酒堂舟成招饮》、《念东先生东池见招》、《青萝洞行》、《载酒堂题壁诗》、《赠笠云阁主人并呈念东先生归孝仪赋》等诗都是写给高珩的。高珩惊羡唐文笔，托唐为其写《遗命词》。高珩去世后，唐梦赉撰写了《紫霞先生传》、《阖县乡绅唐梦赉等祭司寇公文》，均载入《高氏家模》，并且为毕自严《石隐园藏稿》作序，认为其内容兼度世与济世，关系民瘼，以经济文章天下扬名。高珩去世后，赵执信于清雍正辛亥夏(1731)为高选纂诗集，定名《栖云阁诗集》。新城王士祯高度评价其诗:“念东句比乐天真，子底才名李杜伦。更有词场唐梦赉，时从逸处见嶙峋”，“足徵吾乡文献。”^[14]

在唐梦赉看来，士大夫交游聚会的目的是:“定当以正风俗正人心为事，同志多则行，然须以身先之，遇有心人即与讲明，不可放过。若云我不能，此非其时，终是力薄，独奈何相为，唯长奢靡不止耶。”^[15]淄川地区的士人之所以能走到一起，除了共同的爱好、志趣、乡缘和错综复杂的联姻关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每一个士人群体都有相似或共同的命运，具有独立的人格魅力，不向权贵低头，敢于直言抗疏，因此许多士人被罢官而回。王士祯、唐梦赉、赵执信被罢官后都纵情山水，漫游各地，赋诗赋歌，在这种环境中也促成了儒学地域化，以及与其他区域士人的交往。此外，张笃庆还与唐梦赉、孙蕙、赵金人暨二弟酧唱为乐。在新城与王尚书士祯时相唱和，其诗尚书手为评定^[16]。同时，还与银台公王樛、高珩、唐梦赉相互唱酬，友情最深。“偶偕诸公迟月于船溪之圃，念东先生约以联句七律十首。公有句云:蜀笺已尽题莲叶;豹严先生续之云:斑管生寒怯蓼汀。听麗谯之鼓已丁丁三下，一时逸兴如此。诸公旅馆驿舍，所至留题。公于广川中见念东庚辰题壁有云:‘酒痕遊子袖，薌泽美人家’。”^[17]

明清时期尤其是明嘉靖以后淄川文人辈出，形成了一定的区域文化，许多名流对他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四库全书总目》评高念东珩谓:‘诗学皮陆’;评张历友笃庆有云:‘下笔洋洋洒洒’;评珩子之騱云:‘诗学西昆香奁之体，姿致有余。’又引昔人评秦少遊诗:‘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评孙给谏蕙诗云:‘极清丽无尘俗气，而篇幅微狭’;盛秦川百二序谓:‘雅淡如海丰杨太宰巍。’惜未付梓。银台公诗刻三次，各自为集，念东先生谓:‘出入沧溟、渭南’;唐豹岩先生谓:‘近体刻厉沈鬱，七古跌宕自豪’;崑崙山人谓:‘匠心独造，包摄众有’。公持论以自然为宗，以养性为本，不事鉤棘，不袭陈言，惜无人呈进，不列四库之目。唐豹岩先生诗，雄深雅健，亦未盛行。”^[18]

从上面对高珩、珩子之騱、张笃庆、王樛、唐梦赉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文体各有千秋，这恰恰说明了他们当中的某些士人为什么一起结社唱酬?其中互相砥砺、互相学习的成分寓于其中。魏环极先生，则说出了自己的感受，寄吾淄高念东云:“先生以真字为本，故待人真切，论事真实。”又云:“阮亭才品卓然，不止诗文。”此真知己。又问:“唐济武近日学问如何?”魏公以程、朱为宗，念东、济武两先生兼及二氏之学，而水乳相契如是^[19]。可以看出高珩与唐梦赉二者在诗文上的互补与默契，是二者交情很深的重要原因。此外，书以咏志，士人往往通过著书立说，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关怀。

3．与其他人士的交往。唐梦赉被罢官后，对释道潜心研究，交往人群中僧道大有人在。《重修淄川西郭关帝殿廊序》记录了其弟凉武病重，修西郭关帝殿的经过。其弟夜里梦帝君对他说:“此菴不足庇风雨，尔其为我修之”，弟辞不能，帝君又强调:“尔但倡之可也。”万般无奈之下，大司寇姚端恪公，募化中外宰官二千余金代偿官帑，以修此殿^[20]。虽不能直接反映唐梦赉的交往，但侧面反映了其对释道的信仰程度。此外与僧道有关的各种序文中，如《刻楞严宗要募序》、《菴子溝寺募序》、《死菴华阳颂序》、《死菴大师》、《济南开元寺募序》、《济南黑虎泉吕仙祠募序》、《重修興福寺募序》《准提菴募序》等，同样也反映了其与僧道的交往活动。其中，他还揭示:“西竺持诵之旨，儒生尝惑之矣。顾年来每从士大夫宴会，辄见奉准提秘咒者，尝比比而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士人对释道的普遍信仰。

此外，从其祭文、游记等记录中，还看到了以他为中心的多种社会关系。祭文中，既有其先师，又有好友，如祭先师大司寇姚若侯、匡时善俗之才王冰壶、高在衡侍郎、袁中丞九叙、山左学使戴岵瞻京兆、王参政绥山、王兆怀太守、前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岵梅章公等。还有条陈国计民生凡十三疏的日照丁洛，词诗朋友吴海木、王朴斋、宣城汪徤菴。医者王汾滨、齐月川、良吏张樵岚(以山右世家佐治，奉符向览其劝民四说、设立乡约)。^[21]卷之二，表达了唐梦赉对好友上任、入庠的祝贺。在《章丘令挹峰朱公贺序》中还反映了“乡三老嚣嚣，虑邑中拘牵敝，例不得当”的社会现象。《代寿青城令周逊斋寿序》表现了作者对其主张倣古人千百贯钞法之制、申乡约能除盗，稍缓催科即免租等观点的赞同。卷之四，主要是作者与周彞初、刘钟宛、袁九叙、施砚山、归孝义、监院吕公按临、臬司余公、周霖公学使、钱珥信学使、与青州道郑公、周介菴少参等启文，说明了作者与上层官僚的交往。《志壑堂诗后集》卷之一，以时间顺序，以诗歌的形式，反映了作者与友人共同游历的情形，大都在途中所作。与念东先生近百首诗相互唱酬，赠吴海木近六十首，近一百五十首与官吏同僚相赠诗，与僧人近二十首。其他还有与本地张历友、袁藩、毕载绩、韩丽宇、赵执信、孙蕙等唱酬诗^[22]。

当然，《志壑堂文集》中最能反映作者交友之广的，还是其多次游览名山大川，所结交的不同区域的士人。卷下记载了与吴海木、朱逸庵、毕载积、高念东、鲍夏生、李子常，同登范公读书堂，往复五日五人之行(高鲍二公与李子常未至)。卷之七和卷之八是吴越日记，记载了沿途风俗人情、社会治安及好友会聚的场面，先后会晤同年夏敬孚、陈万镒、谭道、王德迈、卞图南、杨守备丕显、戴京兆岵瞻、李君石、绥山兄。郁光伯同年、张可绩、王鹤汀、云居禅师、陆鹤田、姜京兆定菴公子、张蕙嶫、李吉津、孙树百、严侍御方贻、陈吉云(理学经济士)、戒拜莲池大师、韩燕翼年兄、张稚恭(念东同年)、董侍卿云知。其中，卞居士和杨丕显、张稚恭都是念东好友，也就是说在朋友的交往圈中，也间接扩大了自己的社会交往。其中，《圣驾东巡纪事八詠有序》于德州道上作，说明了康熙甲子(1684年)十月初五日，臣原任内翰林秘书院检讨唐梦赉、随原任大学士臣冯溥、原任兵部侍郎臣孙光祀、原任刑部侍郎臣高珩、任克溥、原任翰林院侍读臣萧惟豫至德州恭迎圣驾的经过。

(二)士人交往的重要载体

从明清时期山东士人的交往载体来看，如地域空间(城乡)、社会与政治空间(百姓、社会流动)、艺术空间(豪华宅第、书楼画室、园林别墅)，促进了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与社会交往。

1．地域空间。首先，士人所生活的地域空间，为士人与当地官员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便利。秀水盛秦川，官淄川令。博览载籍，善于考证，“主泺源书院，一时名流多所赏拔。”潍县科第之盛，或云前令郑板桥先生燮为之修改某处，以培文风，未知果否?^[23]还有一些学使爱才如命，选拔人才不以人情所支配，以文为参照，扩大了双方社会交往的空间。张鹏展，“主山东嘉庆十五年(1810)乡试，留督学政。当时，制艺競尚尤、王一派，概不收录。所取文，清而不薄，刻而不纖，复见先正风规，是能力挽颓澜者。复留心风雅，续选山左诗钞，委一学博任其事。”^[24]

其次，同一地域内的士人交往。有些士人交往，是后学者为了请教同乡前辈为学之道。德州田雯，少年登第，见高念东先生问:“当读何书?”先生曰:“君将出仕，先读律，次博览古今奏议及《郡国利病》，其余词赋，雕虫小技耳。又询及性命之学，告以出世、济世为圭璋之合。”国初诸老大半讲学杂入禅宗，然立心行政，单乎不群^[25]。有些士人的往来，纯粹是为了相互砥砺或因志趣相投而交。如高珩与蒲松龄诗文往来，高曾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序，蒲讬高办事，高必为其办。蒲写《上高司寇先生》，高办后赋诗《量田行》，并为其提供聊斋的素材。蒲写《上仙》、《侯静山》之后，高为其写序文。蒲写出俚曲《琴瑟乐》后，高珩还为其作跋。高珩知识渊博，一生著作颇丰，有《救荒略》、《仕鑑》、《劝孝汇编》、《窒慾编》、《畏天等歌》、《存心二十三则》、《劝善等说》、《迂儒话》、《戒杀广义》、《放生汇编》、《醒梦戏曲》、《四勉堂说略》、《栖云阁诗文集》等，人称山东文章宗伯，国史笔。同时，同一地域内士人的送别之诗，更反映了相近区域性为其交往所提供的便利，如《同念东游天宁寺坐塔下小饮》、《卧病漫赋兼赠载积》、《送高震青返里》、《送大司农谢苧萝予告归》、《送毕载积》、《与毕仲有夜坐》、《和高念东秋思》、《初冬同仲友维辰话乡俗感怀》、《寄毕载积》、《初秋偕毕信涉勒石兄葆赤侄水泛舟》、《送高念东省观东归》、《秋夕即事同毕载积王丹崖分韵得西字》、《秋夕听载积弹琴》、《寄毕载积》、《夏至步毕载积韵》、《寓园夜集同念东济武分韵》、《贻上集内有赠徐东痴四绝句》、《因东痴托宦西京这访霍小玉旧居零落否读之不免失笑漫赋数绝并东东痴》^[26]。

此外，同一地域内的士人聚集在一起，由于具有相同的经历与相近的价值观念，他们往往热心参与地方事务与文化实践，如修书院，办义学;修宗谱，撰方志;刻书藏书，购置文物;结社订盟，推动讲学等，促进了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冯溥，“与博山孙文定、赵清止，吾淄高侍郎念东交最密。穷极经史，天文地志、兵书图纬，罔不该通。对客微吟，泉注云奔，不屑争字句工拙。晚乃益事追琢，出入三唐。官文华殿大学士。”^[27]山左理学，“推安邱刘直斋先生……直斋与吾淄孙若群先生为济北大儒;考功与胶州法镜野、潍县韩理堂以文学行谊相切劘。”^[28]

2．社会与政治空间。在行政空间内，通过一些士大夫的社会流动，为其他同乡士人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也间接扩大了士人的社会交往。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形式。其一，某一负有盛名的士大夫将同僚引荐给同乡，或把同乡引荐给其他官员。海丰吴垣尤爱才，绵竹李雨村在京候补，有文名，引之见诸城刘统勋。“公薨，嘱雨村为祭文，有‘人惮王陵之戆，天怜汲黯之忠’，深喜其切公性情。雨村以小故失官，吴为不平，及奉特恩开復，乃招饮赏菊于椿衚衕之我堂，举杯属曰:‘今日必有好诗’。李即席赋云:‘群贤集我堂东，四面图书映画栊。九月天逢枫叶雨，一时人醉菊花风。’是雨村于袁清悫外，又得一知己也。”^[29]赵执信在天津时，“尝闻赵秋谷在天津，诗酒遊讌，徵歌选舞，一时名姬，皆为品题。久之，乃知主人者为俞尔望，字肃瞻，业鹾务，饶于赀，招致名流，如姜西溟与秋谷辈，供其挥霍，诚豪举也，名亦因诸人以传。秋谷晚年目盲，四方求诗文、以诗文求正者不绝，先生口占以授人;又令人诵外来之作，随诵随记，即加品评，日三、四人供役，疲于奔命，而先生从容自如也。”^[30]德州卢见曾先生，“康熙十六年进士。有吏才，总督那禄图特荐之……在扬州，修小秦淮红桥二十四景，招集名流，极一时文酒之盛……。”^[31]康熙十八年(1679)，王渔洋入《明史》馆后，上明代山东即墨人王邦直《律吕正声》于史馆^[32]。施闰章督学山东时，选拔出一些山东士子，如张笃庆、蒲松龄等，激发了士子的学习之志。“张尔歧，自号松菴居士，深于经学。崑山顾炎武少所可，一见心折，来往必主其家。”^[33]冯擢，“幼应县试，有神童之目。长而好学，在泺源书院从桑弢甫学，读书刻苦……乾隆甲午中乡举，闱文九转丹成，然犹在落卷中，为主司搜出。先生循循善教，馆泰安宋氏，从逰日众，数县之士将毕集;思裁成里中后进，乃归家教授，一时多所造就……。”^[34]可见，当时居官山东的士大夫对于一些士子们来说，具有知遇之恩。

同时，心存济世的共同理念也促进了山东士人与家乡官员的来往，高珩在《栖云阁文集》中，通过《陈侍御名宦乡贤录序》、《张西山救荒疏序》^[35]等文间接反映了自己与淄令、长山令、莱芜令等之间的交往。对于官吏来说，他们与当地士绅之间的交往，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己在当地巩固统治的需要。为此，他们需要寻找二者交往的途径，赵怀玉，“乾隆四十五年召试举人，官中书，除为青州府同知。在都与吴毅人、蒋心余、张船山诸人倡和，诗名甚盛。”^[36]当然，这种交往，对于地域社会的治理还是有一定益处的，俞兆岳，雍正五年官青州知府。“是岁，山东大旱。以事捷大府，大府演优宴同僚，公在列……公在青，常布袍敝履行市井，民间苦乐无弗知。偶冒雪过一绅士家，绅言为民害者数事，立除之。”^[37]

此外，山东士人通过自己在行政空间的流动，也拓展了自身的交往空间。普遍的经历与共同的价值观念，使得心存高远的他们能够互相吸引。士大夫在行政空间的交往，结纳名流，往往使二者成为莫逆之交。“南川周肃斋先生，以孝廉宰禹城……先生官山东，与先王父小山公、历城周林汲先生莫逆。及官直隶，邀先王父往游;辞，乃招先君读书署中数年，笃于友谊如此。”^[38]有些士大夫之间莫逆之交，源于仇将恩报。新城于璧按浙，“一县尹陆姓者，自恃进士，见公倨傲，公怒朴之。”后陆升山东学宪，首莅新城试士。“时公已家居，而在学子弟方盛，公语子弟以故，令各努力。及唱名，多居前列。陆公执属礼反益恭，更与公为莫逆。及试青州，一故人子考劣等乞恩，陆公曰:‘汝父与我甚厚，而子不我厚。新城于氏其父不与我厚，而子弟却厚我，我亦莫知之何已。’竟不允。”^[39]还有些士人之间的交往属于仇将仇报，却反其然。隆庆元年乡举，王象坤在河南取中式，因与吴中汇产生小矛盾。吴公欲加以报复王氏，而厚酬有德于己者临邑某公。但是，万历十六年，累升山东学宪，“试新城场中颇烦搜索。时王氏子弟与试者众，无犯规者，唱名又多居优等，秋闱中试者三人，临邑某公子弟，夙号名士，反以小失受撲。”^[40]

其二，同乡之士的互相提携，体现了乡谊观念。孙宝仁，“自幼蒙爱于本家文定公，同里赵清止，临朐冯文毅，皆推重之。新城王大司寇称为青州名士，一时徵文翰而刊金石者，无不以公之文之书为重。公除觞咏外亦别无他嗜……晚家中落，时与同里赵秋谷、般阳李希梅相唱和，或与弟石菴相唱酬，余则兀坐一小楼中，手把一编终日吟哦，愈老愈穷，诗亦愈工。”^[41]张元，博闻强记，力学过人，居恒手不释卷。生平师法，具有渊源，“一时名流若唐太史梦赉、毕解元世持、谭太令再生，皆深许之。诗则学于其祖父崑崙山人笃庆，高间古淡，自成一家，尤善诱进后学，及门多所造就，常主永平敬胜书院，文风丕变。”^[42]三君子，益都冯溥、孙介黄、赵进美。“先是高(弱冠)与赵(垂髫)相识，后到青州试，遇冯孙相识。相约京师酒肆中，介黄意气奋发，‘意锐甚，以必捷南宫为期。予与孔博了无仕宦意，且笑问时事如此，何用大冠为?吾辈勉上公车，意在遨游，一睹宫闱止耳。’甲申三月城陷，七月予乃抵里，时赵方在江右，介黄已返驾久矣。(与孔博荡舟诗书)丁亥孔博入京官庶常，予以十二月入都，寓韫退处，则四子一时咸聚矣。复偕同里诸君子结社，数日一小聚。”^[43]可见，这种在行政空间内的交谊，既联络了乡谊，又增进了士人之间的感情。

3．艺术空间。与存在且看得见的地域空间和政治空间不同，豪华宅第、书楼画室、园林别墅等精神空间则成为士人之间进行交流的最佳媒介。书画在士人交往层面，不仅仅表达了士人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还成为士人相互艺术交往的一种空间。邹平张延登，渔洋述其楹联“门多将相文中子，身系安危郭令公”。董香光曾亲为其作记，亲书于册，字径六、七分。并与新城王象乾交往甚契，其三代诰命，皆香光楷书。又与毕自严平日友善，“毕氏藏其书画手迹最多。余在长山袁琴池家见香光所书屏十二幅，甚佳，后有陈眉公继儒跋语，字极古雅，不多见也。”^[44]

园林别墅，不仅是士人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还是士人交往的重要空间。因此，明清时期山东一些士大夫家族出于对自身尊贵的炫耀以及质朴自然生活的渴求，往往筑有园林别墅，以供士人之间陶冶性情和文化消遣之用。临朐冯氏，代有闻人。“家有冶园，擅水竹之胜。朱竹垞尝遊之，以为山水胜绝，高梧一林，修竹万个，泉流其中，酈善长所云‘分沙露石’者也……冯易斋相国绘‘冶园图’，高念东先生题之，有云:‘崇祯之初里无事，走马南寻仰天寺。古洞乳垂幢盖形，老苔名剥金元字。迤逦遂为冶水遊，十里未至溪声幽。流泉纵横行略接，名园错落环沧州。千亩渭川青玉簇，槎枒老树凌清秋。碧潭万丈绠难续，父老云有神龙游。’或谓下通海眼，观此诗非虚矣!”^[45]由此可见，冯氏通过冶园建筑风格的追求，体现了士大夫特有的回归自然的心境。王瑞水，世居淄东窵桥庄，有园曰野望，园之亭曰顾光，“专声韵之学，去隐于仙岩，仍倣望闢园在古屋之西，遂额曰西园，慕雅集意也。欲仍效顾光作亭，而力不逮”^[46]，是士人对自然追求的反映，也是他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有炫耀的成分蕴于其中。

总之，士人交往对象的多样性、交往空间的广阔性，一方面为他们交往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士人之间价值观念的组合与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