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人的交往规则来看，往往以温良恭俭让、敏毅严恕和的道德标准来维系人际关系，以人为本、和为贵作为其价值核心，并严格遵循自重自爱、平等公正等理念，来进行有效的组合。由于士人价值观念不一、择友标准不同，决定了他们组合对象和形式也有所差异。我们还应看到，他们虽属不同的空间，但并非泾渭分明，因为士人在交往过程中所组合的文化，说明传统社会交往的模式化和固定化。对内有一种自我表现、相互标榜和彼此认同的观念。对外，则体现了一种排斥心理。可见，这种认同准则差异所导致的士人组合方式的不同，势必会影响士人所属群体的价值观念。
(一)组合原则
交友，一方面反映了个人的道德修养与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从友人的组合来看，则体现了群体的交往原则。友可助，亦可畏，但择友不可不慎。“与君子处，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之俱化矣。与小人处，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俱化矣。吾身之德业品行，吾家之兴废成败，俱关于此，可不慎哉?”[47]因此，士人之间的组合好坏往往决定了个人道德修养甚至家庭兴废。
孙元昌选择贫贱之交，“年未五十婚嫁粗毕，遂闭户却扫，尝有贫贱交，一旦豪贵车马过，存将入门，一闻其声，即飘然引避。晚更谢绝人事，一榻外，惟书箧药囊，不第冠盖车马，闻风削迹，即交遊亲串，亦望室而叹……”[48]可是，一家之中，择友观念因人而异。有些则专与富贵之交，杨天锡，“喜道义交，凡所结纳皆一时名士。”[49]有些则结交直率之人，杨开泰，性聪慧明敏，遇事侃侃众皆感佩，“与人交必择其率真者，人有过常面质之。”有些择好学之人为交，杨图南，“方是时，吾乡多耆宿，同里王先生茹堂、郑先生雪航及邑人王镜沚、菊溪超峰诸先生品行词章质有其文，皆以公好学不倦，订为耐久交，相与讲业，励行往来，无虚日。”由此可知，由于士人个体的倾向不同，其择友原则也略显差异。
扶危济困、轻财好义一直以来是士人交往过程中的重要原则。在明清时期山东士大夫文集中，也将其作为主要讴歌的对象。高珩在《栖云阁文集》就曾多次提及侠义之士，如长山何思，幼年梦关帝与之语:“何思之义，且以如石喻之”。刘必显，“字显之，邑庠生。文笔矫异，不寄人篱下，慷慨好义。”[50]刑部尚书李五絃，捷秋闱之后，中途遇见其故交新城田公，谓曰:“乡无以赠金，今则裕矣。乃解橐以所得坊金，割赠其半。田作诗谢，有‘雨中马上分金赠，鲍叔于今又一人’之句。”[51]王肃然，“似隐而达，似侠而度，(甥徐夜、侄子士骥)。”[52]高玮，少承家学，仕途多难，因遇土寇罢职归田，后又因事牵连罢官。公“虽自放于酒”，但做事光明磊落，一诺千金，“与人交不屑为煦沫，而义所当为付之。”[53]王鳌永，与毕自严家为姻亲，其子王樛娶毕自严女。他认为急国家、急人所难为人臣之气节，“方公为诸生时，邑学博士卒，贫不能具棺，其子闻公，公蓄有美棺，值百金将王母备后事者，匍匐前来求公，即掇与之不少吝。”除了物质上的无私帮助表现出士人的侠义精神外，一些士人还敢于铤而走险，为友人仗义执言。刘冀明，少慷慨，有经世才。“喜交遊，读书任侠，与胶州王无竟友善。无竟狂好大言，嫉俗如仇，里人衔之，乘乱劫杀。”冀明走数百里讼官，置雠于法，养其老母，并序其遗稿[54]。秋水先生，为救滇南刘寄菴先生“乃挺身于两邑，募得数千金，走京师叩贵人之门，力为营救。寄菴方出关，追回。一时义声动远迩”，一如谢榛两次营救好友，“四溟山人，出卢次梗于狱也。”[55]孙崇坫，“公崇道义重然诺，屈者伸之，贫者恤之，一时贤士大夫皆乐从遊，江淮南北无不知颜山之有康甫先生者矣。”[56]总之，士人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在交友空间秉承扶弱济贫、见义勇为的思想，体现了士人的世俗情怀。
同时，互相帮助也是士人之间相互交往的重要原则。新城沈渊，“贫无以殓”，于慎行“与司徒同邑王公见峰醵里中大夫，宫保张公醵诸同门交，共归先生之丧。”[57]唐梦赉，“先生后裔衰微，仅有一人，家贫甚，志壑堂诗文集刻板亦寄存高氏，刘次白中丞刻《山左古今文钞》，亟欲得之，无人送往京都。何阨之于生前者，复穷之于身后耶?”[58]刘一相，“隆庆庚午乡试、万历丁丑会试，俱第七名。甲午播酋杨应龙反，邢公玠奉诏督师。公赞画其间，力主勘议，婉谕祸福，酋感服，遂迁公刑部河南司署员外郎，陞四川司郎中。”[59]值得注意的是，互相尊重也是士人交往的重要原则，有些士人因无视此道理，面临被革职的悲惨命运。济宁州牧蓝应桂之婿潘鹭、杭光晋，俱于乾隆四十二年会试中式。光晋恃才而傲，以岳翁之力，冒山东商籍入学，岁科试辄冠军，文宗深赏其文。诸生阅卷时或从旁窃视，光晋目之曰:“此何足道!吾浙牵一狗来山东，亦可中进士。”是时，山东人为给事中者先在，避客内室;闻其语，忿甚，据实参奏。潘、杭二人俱斥革，蓝应桂发往军台。潘鹭之父潘汝诚，先任濮州牧告归，亦革职[60]。
士人相交，贵在知心，以心相交，真诚相待是士人交往的根本准则。虽然诚信是士人交往的重要原则，但有时过于忠诚，尤其是在行政空间，又不利于士人的发展。栾廷珍，考遗不录，徧求当道无应者，后求抚军夫人转送学院补入，遂中解元。“联捷为主事，擢郎中，凡二十余年，方为员外郎。初，相国某至其部，日已夕矣，诸司无人，独栾坐守一编。问之，曰:‘坐此以待公事’。相国叹息而还。及郎中缺员，相国阅籍见其名，乃补之。某侍郎为座师，怜其贫，使视漕通州，授意谓但云米不佳，千金可立致。及呈米无言，空手而归。侍郎责问，良久对曰:‘其米诚佳，安得言不佳?’左右皆笑。侍郎亦曰:‘子诚廉士，不能为子谋矣!’”[61]
从上述士人相交的多重表现来看，以诚相待、扶贫济困、仗义执言等是士人交往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循的准则，在此基础上，才能使士人之间的组合实现有效性。
(二)组合形式
总体来看，士人交往原则的多重性，直接决定了他们组合形式的多样性，包括了同门、同僚、同年、同乡以及士人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交往等。由此可见，士人之间的组合是地缘、血缘和业缘等多重关系相互交织的共同体。
1．师友之谊。主要指学术上的师承关系，在诗、书、画等讲授和切磋过程中所形成的师友之谊。
作为师门之交，首要任务就是传道授业，这也是决定士人命运的重要机会。如果选择了一个有名望的老师，就意味着士人的交往之道较为广阔。孙霁，“尝从学于惟青李先生，攻苦致疾，遇异人授以宝啬秘诀。隆庆戊子以儒士入闱，先生见文惊叹。于书无所不读，为文秉经酌雅，书得钟王三味，名声藉甚，一时如曹葆素、冯璞庵、赵歧阳、公洲亭皆缔交际，与歧阳游于冯文敏公门，大蒙奖许。”[62]毕世持之子海珖，“受业赵秋谷之门，以诗文世其家。从之学者，丹阳张仲馨、丹徒骆士鹏、山阴吕相烈、会稽姜尧、武陵胡泰徵、淄川毕世持，他无所传授。”[63]道光年间孙崇祚尚道义，点拨士子，助其成名，“质疑问难者踵于门，一经指授便有文名，如魏孔章先生、赵印章先生、马铁石先生、莱邑韩嘉树先生，皆出于公之门墙。公独困于场屋，以明经老，岂非数哉。公尚道义好谈论，与铁石最相契。尝于雪天置酒共谈，直至夜深。铁石兴辞，公与之且谈且行，送至其家，铁石再送公返，如是者三，酒力醒，东方白矣。相视一笑，竟忘天之寒雪之深也。”[64]
同时，师者对诗、书、画等文化传播，也对士子的艺术造诣有着深远影响。沈德潜年少时，将其诗文并及门数人诗，“寄渔洋先生。先生答书，许以特立成家，谓归愚等不但得皮得骨，直已得髓，故归愚终身佩服渔洋。”[65]章邱靳秋水，“善丹青，来吾邑学博高公署。是时高公子西园年方童稚，亦学画，同榻卧起最久。晚年重逢，西园追感旧遊，置酒与饮，作长歌赠之。”之后，西园在济南，渔洋先生病，遗嘱命往新城拜画像，“受赐书，时康熙辛卯也。西园遂称私淑门人”，“元旦悬画像拜祭，见绕屋梅花有欲放者，怅然作诗云:半生画裹见羹墙，今昔垆添柏子香。万顷梅花香雪海，定知烟水梦渔洋。西园性情豪迈，而平生笃于师友如此。”[66]有些士人因家境和家庭环境影响，往往从业于一些有名之士。高中谋，高珩六世孙，与从兄宴谋，俱以诗受知于阮元学使[67]。临朐冯裕，“洪武初徙实辽左，遂为辽之广宁人”，则“从贺黄门讲学，有契悟，中正德三年(1508)进士，复还青州家焉。”[68]还有一些学生则因师之品德所影响，而来拜学，王耿光“由明经廷试第三，授马湖府经历，以让贡世称让德公，远方多来受业”[69]。值得关注的是，传统社会一些师友之谊，不分长幼，家庭之内一些有学识之士主动担当起教授子弟的任务。新城王西樵士禄与弟阮亭，自相师友。有句云:“一从时世矜高唱，谁识襄阳孟浩然?”[70]孙霁，“性友爱，历馆时必携弟自教之。诸侄稍长，皆以次授经。吾家文学如薪火相传，公实为鼻祖，外如王带如、王季木、韩乾宇诸公，皆承函丈一经指授后，俱为名臣。”[71]
正是由于师者品德影响与谆谆教诲，对其门生做人与做事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感恩师德。历城诸生朱敉人，喜结纳名流。“师事刘寄菴、张汉渡。少受业于新城王余人，余人殁，家贫无嗣，为子娶其孙女;刻余人文稿行世，可谓不忘师恩矣。”雅雨先生卢见曾谪戍塞外，“其门下士、六安秀才夏宝传，奋然偕往，三年同归。”[72]此外，许多士人还能将师门精神一脉相承，济宁郑与侨和韩成己同举崇祯九年(1636)乡试，主司为凌义渠。“凌公制艺，天下传诵，是科所取，多知名士，家孝廉公则亚元也。闱墨醇雅，不染明季习气。时流寇充斥，聚众数万，確菴倡义，与绅士杀贼守城……凌公以大理寺卿殉节。確菴丁丑会试对策，极言时政得失，房官奇之，拟第一，主司以触忌讳不录。避兵扬州，还老济上，养母不出。家孝廉公，亦守田园不仕，皆可谓无愧师门矣!”[73]清平刘湄，“官至副都御史。历官多闲曹，为副宪不久，理赈务，以劳卒。故平生淡泊清苦，而笃于师友。乡举为图裕斋门生，裕斋殁无子，家壁立，太夫人尚在堂，先生为措置日月，月有定数，存问亦有定期，终太夫人之身。”[74]康熙二十三年十月，《渔洋续集》刊将成，渔洋属门人鄞县万言序之。十一月十七日，从侄中书舍人启沃护送家事归里。十九日启程，朱彝尊、姜宸英、李澄中、魏坤，门人盛符升、郭襄图、卫台瑺、周在浚、朱载震、吴雯、洪升、汤右曾、查慎行、查升、张云章、惠周惕、刘贞士、王亮工、王戬、金居敬等三十余人，祖饯彰义门外，逾午始发。[75]总之，他们的交往体现了师之精神一脉相承的传统。
2．同僚。古代社会，士大夫群体与皇权和其他利益集团存在着或深或浅的矛盾冲突。因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组合方式也因各自的利益有所不同，既有相互保护成分，也有彼此利用关系。
墓志铭作为一种悼念性文体，一般请人代写逝者的德行、学问、政绩和功业等。而这个代写者必须是和此家关系密切之人，其中同僚居多。如新城王重光去世之后，冯琦、申时行、王锡爵、于慎行、杨巍、石星、王世懋等分别为撰写《忠勤录序》、《题平蛮督木传后》等文。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于慎行，吏部尚书海丰杨巍、兵部尚书东明石星、礼部尚书嘉定徐学谟、兵部尚书肥乡张学颜、兵部侍郎襄城辛自修，均撰写悼念文字送见峰先生[76]。高举崇祀乡贤，阖县乡绅公呈，他们分别是巡抚天津都察院兼户部左侍郎毕自严、原任保定巡抚右佥都御史韩浚、大理寺右寺丞张至发、光禄寺丞王孟震、翰林院检讨孙之獬、河南道监察御史安伸、礼部主事毕自肃、原任蓟州道副使高捷、原任河南南阳府知府车从衡、兵部司务安传、直隶保定府同知管延庆州事宋云霄、原任直隶庐州府通判贾三凤、直隶永平府推官王策、山西文水县知县韩卿扬、原任河南遂平县知县贾徵等[77]。同时，有时士人所作之诗表达了对好友的怀念，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交往程度。王渔洋在《岁暮怀友人》中表达了对好友赵士冕的怀念，“平原公子美无度，留客听歌促赋诗。忆就比红三百首，纨红袖眼两迷离。”吕大器、史可法、王士禄等作诗以颂赵士喆[78]。表面上看，这些所谓的墓志铭与传记，是对所交士人或其家人的赞誉，实际上则体现了撰写者的价值观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以此类推，同僚之间互相恭维性质的其长辈祝寿文体，也均属于此类性质。
此外，一旦同僚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往往以物相送。济阳大司寇艾元徵，在京所居园有梨，甘踰常品。“大学士李公过其寓，食之美，司寇每当梨熟辄摘以馈。其后，园归徐总漕旭龄，又为给谏赵恒夫吉士所有，皆馈如故，几三十年矣。康熙癸亥，梨结实倍前;甲子，李公薨，梨遂枯。一梨与相公终始，事亦可异。”[79]几十年如一日，以梨馈送好友，反映了士人之间的情谊。还有些士人之间赠砚等其他物品，以示真诚。“秋谷南遊长洲，陆其清漻赠以砚”。诸城刘文清公以书名天下，“有砚甚佳，为史绎堂攫取。纪晓岚先生，闱中亦攫绎堂砚去，绎堂以他砚赎之。前辈风流跌宕，犹可想见。晓岚题诗有云:昔我掌乌台，石菴赠我砚。肌理缜密中，隐隐锋芒见。今岁司文衡，适与绎堂伴。此砚复赠余，粹温金百鍊。是文清曾以砚赠文达矣。”[80]刘辉祖，“登州人。有客来，遇之厚，因教以拳勇。”[81]而有些同僚之间手书往来，增进友谊。云南李馥斋文耕，初为邹平令、为政平易，百姓爱戴。“少与同里曹君鹤鸣同学，及同宦山左，曹为蒲台令，公已官臬司。曹以书信往来皆手书，草字飞舞，不拘俗套，古人交谊，于兹复见。公楷书似杂汉隶，古趣盎然，为令时，茶馆旅店每张于壁。盖公诞辰，襏襫之夫云集，登堂相与如家人，有求无不乐为挥翰”。孟津与长山李五絃司寇善，书札往来，合刻巨册[82]。还有些士人擅长诗作，这也是他们交友的资本。于是赠诗也成为士人与不同阶层交往的重要形式。顺治十六年(1659)，二十六岁王渔洋抵京师后，寓斜街。常与汪琬、程周量、刘体仁、梁熙、叶方蔼、彭孙遴、陈廷敬唱和。与李敬为忘年之交[83]。康熙十六年十二月，田雯归乡，宁觐公与林尧英有诗送之。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二十二日，王戬过济南，有题壁诗曰:“调高白雪李于麟，赋重梁园谢茂榛。今日济南推钜手，怜他一气共嶙峋(西樵阮亭二公)。”康熙十九年(1680)，十一月初六日，高珩将归里，与施闰章、陈维崧有诗送行。十二月初六日，高珩将行，移居宣武门西松筠庵。冯溥访之，有诗倡和，公和之。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友人孙蕙、秦松龄、汤斌、施闰章出使，皆有诗送之。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二月，门人乔莱以典广西乡试，行程所撰《使粤集》请为评，并作序。康熙三十一年(1695)。八月二十八日，五十九岁诞辰，孔尚任、门人李象元、何世璂有诗祝寿，请田雯为撰序[84]。顾炎武在德州讲《易》，就住在卢世
家，并有诗相赠。王世琛，明大学士王鏊八世孙。“康熙壬辰状元，丁未视学山东。先生工书善画，与吴门沈颖谷交契。岁暮，使院寂寥，画《历下亭圃》以赠颖谷之内。”[85]
3．同年。古代社会通常指科举时期同榜录取的人，这种科举选士的方式也为士人的组合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他们之间的组合，与同僚相似，往往具有较强的社会功能。只不过同年往往是入仕的前提。袁枚、沈德潜均为乾隆四年进士。当时赵执信还健在，“秋谷康熙十七年(1678)举人，十八年进士，与新举人会先后同年。沈归愚赠以诗云:‘后先己未亦同年’。归愚犹接渔洋、秋谷之芳徽，其负海内盛名不虚，神仙门生。”[86]成其范，渔洋同年，通天文，“其学传河南刘石渠，占皆奇中，为赠尚书盧公梦山道悦所取士，公即雅雨先生父也，人以为得神仙门生。”[87]高珩，与益都孙廷铨、临朐冯溥鼎立相甲乙，齐名一时，无敢抗者[88]。他们“穷极经史，天文地志、兵书图纬，罔不赅通。”在京置万柳堂，“与诗人觞詠流连，遂为胜迹。诸公多有诗载集中。一日，攜诸名士遊善果寺;晚归，取出陈其年诗，令毛西河和，一人唱韻，一人给写，随唱随詠，不许停刻，真绝技也。”[89]可见，同年之交既有同一地域内的士人，也包括了与不同区域之间的士人交往，无形中扩大了士人的社交网络。
4．同乡。联络同乡之谊，在士人交往中也是较为普遍的社会行为。高珩在各省皆设会馆，“所以叙乡井之情，敦协恭之义也……是则一觞一语亦有韦弦，又非止筵侈簪绅欢申桑梓已也。今将比拟诸方，立为春秋二会。爰卜期于四月聿款，叙我同人，并博访各馆成规，以酌定诸贤坐次，永为世守，良是雅谊诸文，如以为然，单至各书尊字。”[90]还有一些士人组成会社，聚会的同时，撰写诗歌，互为评判，达到相互唱酬的目的。蓝铜“与乡之士大夫结会曰耆英会。更为宾主会，月朔设酒置肴尽享欢乐。”[91]沈渊结社唱酬，“尤好为歌诗，体骨遒劲。与李临淮、康裕卿(康从理)辈结社倡酬。”[92]同邑何氏，雅好文墨，集同人为文社，会者七、八十人，延先生与部曹徐子耘先生文骧主文衡。放舟锦秋湖，课毕逰赏谈讌，一时称盛[93]。而新城耿维莘，因为好诗，“与吾淄孟柳谷交最密，闻其病则忧，愈则喜，死则哭，皆有诗自肺腑流出。柳谷晚得子，以幼女字之。古人交谊，于今复见。”[94]刘希庄，“少年与先君同学，为文清真简洁，试辄冠军。以贡入郡，极为宋小坡先生所赏，终见摈于有司。平生不为脑满肠肥之文，虽不得志，终不易辙……(小坡)居京师，以文会者常七、八十人，先生为文设馔丰盛，都中少此举也。”[95]王培荀，“道光元年举人，举孝廉方正，大挑一等，以知县分发四川，补荣县。政事之暇，与邑人士赋诗唱和，镂板行世。任满告归，与同乡王春舫太守结伴同行，于路赋诗甚多、有《蜀道联吟集》一卷。又著《寓蜀草》、《乡园忆旧录》、《听雨楼随笔》、《管见举隅》诸书。旋里后，主讲般阳书院，启迪后进，犹循循不倦。”[96]清代，王渔洋凭借自身的声望，成为地域社会同乡士人交往的核心。康熙十九年(1680)八月，集孙蕙宅，送田雯出任江南学政。淄川孙蕙请渔洋为所著《笠山诗选》作序。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月，为孙宝侗《惇裕堂诗集》撰序。毕际有刊乃父自严著《石隐园藏稿》八卷，公为作序。[97]在淄川，还出现了与渔洋同名之人，窎桥王氏“家成山公，乡谥文恭先生，顺治庚子乡举。名士祯，字叔子，与渔洋同名、同乡、同时。近不百里，或窃有相如之疑，非也。”[98]
除此之外，士人的交游还以同乡所仕地为中心，“顺治九年壬辰……时同邑沈先生为浙东监司入觐回任，招吾父南游，因同至四明，而山阴会稽间亦多游迹。顺治十六年己亥，是年吾父有晋中之游，道过阳邱，予亦试毕而归，晋中沁水令邱荆石先生、临晋令孙柳下先生、稷山令毕载积先生皆同邑亲串，故老父薄游至八月乃反里。康熙元年壬寅余年二十岁，春正月应试阳邱，假馆于齐，如阳邱南之水邨，时与鹿詹同寓……且以鹿詹相与晨夕，故风雅道合，互相砥砺……。”[99]王祖昌，渔洋之族人，“貌樸鲁，好为诗。阮芸台先生视学山东，崇尚风雅，秋水入谷场，作《论诗绝句》数十首，大蒙激赏，拔冠诸生。自是益肆力为诗，求周林汲先生为点定。好游，晚年东西南北，奔走不倦，谒铁冶亭、阮芸台两制府，刘岸淮、刘松岚两观察。海丰张公映玑转运杭州，至其署，留住西湖余月，尽登临遊览之兴。闻洪稚存自塞外归，访之里门。稚存称其诗兴会飚举……其任诞如是。”[100]还有一些士人因个人信仰，独与方士交。高所学，中丞公举子，以子珩赠中宪大夫，“生平以畏天为心，以济人为事，以孝弟为躬行，以性命为向往。自葬中丞公后，即弃家习静于磨庄。去家百里，日与方外士参叩位诠，意有所会辄笔之《随得录》、《续录》、《长生诀》、《无生诠》等书。”[101]
总之，士人根据自己的兴趣与价值观念，交友对象与空间均呈现出十分广泛的特点。就士人与同僚、同年的交往来看，一定程度上含有个人行政扩展和家族名声扩大的需要，从此层面上来讲它体现了强制性的组合方式。相反，士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如以诗唱酬等交往，则反映了自由组合的形式。窎桥王氏前崖公王巽，“万历戊子中副车，绝意科名”，游览大江南北，“故旧赠遗累千金，随手辄尽。客越，与谭思永唱酬，游晋，与王百谷赠答;居乡，与高中白为文友、司云壑为诗友、王静源为理学友、刘肖明为酒友。倦游时，年二十八。作亭水上，植花木，引流泉为曲水，日与朋觞詠。忽一日，闭门谢客，兀坐长吟，曰:‘从今三寸莲花舌，不向人间演化机。’遂无疾而终。”[102]
综上所述，从以上士人的组合与交往形式来看，在同僚、同乡等不同组合层面，略有差异，也存在共性，既包含士人的单独行为，也有些家族交往的延续和官场上的某些需求。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士人不同组合方式不是孤立的，往往根据士人经历产生交叉影响。但是，由于家庭变故、社会变革、个体利益的变化等因素影响，士人价值观念往往发生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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