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书境界中的自然倾向
1．个人志趣的培养。学而优则仕虽然对于士人个体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是读书首要境界是个体是否产生兴趣。刘宗濂，“九岁熟五经，颇通诗学，有咏白燕诗云:桃林玉翦裁红锦，柳岸银梭织绿纹。为渔洋先生所叹赏。”[1]沈渊，“尤好为歌诗，体骨遒劲。与李临淮、康裕卿辈结社倡酬。”[2]历城翟麟江凝，“少好为诗，初自阮公《詠怀》入，继喜新奇。”[3]除了个人兴趣外，社会整体对诗歌的向往与赞誉，更加激励了个人对诗歌的兴趣，使得诗歌创作在当时成为一种风尚。新城耿维莘，好诗，“与吾淄孟柳谷交最密，闻其病则忧，愈则喜，死则哭，皆有诗自肺腑流出，师事刘寄菴。”年七十余，“刻《抱云》、《闲情》二集。将稿焚灰置匣，于山之峭削处，命石工鑿龛贮之，题曰:诗冢。”历城周二南，名乐，林汲先生之族侄也，喜为诗。困顿场屋，晚年成岁贡[4]。平原刘观察松岚，“同邑张雨田之姑丈也。雨田在川候补，案头有观察《娱老集》，吾邑冯秋桥大令为之跋。观察好诗喜事，新城王子文祖昌擕诗谒之，即为刻其全集。”[5]新城人倪晤阳，“目双瞽，好为诗，孟柳谷、石子真、何平子诸诗人皆乐与谈。”[6]因此，个人兴趣是士人文化空间里提升自己文化素养的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学习他人的长处，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观念。
2．观摩与模仿。总体来看，明清时期的山东士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价值取向不同，其所追随和崇信的流派也会有所不同，在对他者不断的学习与观摩中，并加以模仿，有利于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
自从明代成、弘以后，明代文学形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山东士人的文学风格也因此受影响，有诗云:“成弘以后论风雅，许李边刘派最真。可惜袭生吟独苦，不逢健笔门清新。”这里的许即殿卿，李谓沧溟，边即边贡，刘谓天民。有的士人以李沧溟为一派，张敬，“万历丁丑进士。其诗文集序，字学雪蓑，如龙蛇纠结，多不可识。所为古文，衍沧溟一派。诗不多作，独和易近人。”[7]王教罢官，“好为古文，句法本沧溟，而诘曲过之，往往瞠目不能读断。所作诗，绝无晦涩，而高古出塵，不求人知。所刻集，忽忽粗阅一过，短文易读者古趣洋溢，爱莫释手。诗多古风，一字不记。”[8]王渔洋推崇李沧溟。“谓作七律如挽强弓，鲜十分满者，古今惟杜甫、王维、李颀、李于鳞数公耳。”[9]
明代中期以来山东诗派，除了李攀龙之外，还有谢茂榛、殷士儋等人。谢茂榛与李攀龙在北京为官期间交善，互相学习。临清四溟山人谢茂榛，“初与李沧溟善。沧溟赠诗，短褐论交天地间，甚相推重。四溟工五律，有时不能割爱，质之沧溟。沧溟为濡笔涂去，四溟必大叫称快。蒙荣集翠而榛枯勿翦，虽大家亦所不免。删之，如宿莽净尽，快何如也!字句间有支赘，亦莫妙于删除。”[10]后来，谢开始转向周游天下，广泛结交权贵。遇有诗友求援，无不倾囊相助。但去世之后，孤寂飘零，沈归愚《论诗绝句》云:“眇目山人足性灵，诗盟寒后苦飘零。后来谁弔荒坟者?只有吴江计改亭。”[11]殷士儋与李攀龙同里，其所著有《金輿山房集》，“论者谓体齐鲁之雅驯，兼燕赵之悲壮，采吴越之婉麗，是吾乡一巨手。”[12]“万历词人十辈余，邢、杨之外各有遗书。粗才遁句峥嵘甚，古调淳风似弗如。(杨谓梦山太宰，邢谓子愿太仆。)”可见，万历时期杨梦山(巍)、邢子愿(侗)在词作方面造诣颇深。
明末清初以来，王渔洋在诗学上的创见，不仅促进了当时整体诗作的发展，还对山东诗作创作产生了影响，如高珩、唐梦赉等。“低头蠶尾思怀古，放眼山薑喜门新。耳食纷纷问诸派，不知身是济南人。”“念东句比乐天真，子底才名李杜伦。更有词场唐梦赉，时从逸处见嶙峋。”渔洋云:“足徵吾乡文献。”[13]可见，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学特征，士人在学习过程中应明确时代问题与自身所处的位置。以渔洋为例，不同士人随其兴趣，对其诗选择侧重点不同，评价也褒贬不一。“人之选诗，各从所好。邓孝威选渔洋诗，择其萧寂淡远，音在絃外者;沈归愚选其沉实高华，近唐音者;宋蒙泉所选，无体不收，要以神韻为主;《六家诗》、《四家诗》所选入，则以多为胜。《四库全书总目》评《渔洋前集》、《渔洋续集》云:‘其时精华方盛，与天下作者驰逐競名，生平刻意之作见于二集者为多。’或议其《蜀道集》为伪杜欺人。余观本朝诗人，后来如顾晴旭、马墨麟、王述菴，皆自入蜀以后变为险峭警拔，盖山川境地使然，岂皆有意摹杜?何独议渔洋?纯皇帝諭阁臣曰:‘原任刑部尚书王士祯，積学工诗，在本朝诸诗人中流派较正。’自当以圣谕为定评矣。”[14]清初渔洋诗派，在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山东经历了从明代历下诗人群体至山东整体性士人群体的转变。德州卢见曾编纂了《国朝山左诗钞》，收录了百年间620位山东诗人的作品5900余首。其中崇王派有德州田雯、田需、田霡，田雯的孙子田同之等。“渔洋门下士不胜数，乾隆中凋零几尽。”[15]其他还有尊杜派卢世
、姜埰等。宋琬与施闰章齐名，有南施北宋之誉。
总体来看，士人因各自不同喜好，对明代中期以来山东士人在文化上的造诣评价不一，“昔王弇州品明诗:边华泉如上苑春花，无处不发;李沧溟如峨嵋积雪，阆苑蒸霞。本朝诸公，推尊渔洋犹不及李，议之者亦不至如李之甚也。”[16]但是，李尧臣却能模仿渔洋淋漓尽致，真假难辨。“渔洋山人云:‘按之八家尺度，不爽毫黍’。尝代渔洋作文，不独杂之渔洋文略可以乱真，中叙兄弟读书及庭前花木，如身履其地、亲出其口，莫辨其为代作也。渔洋尝叹，故为不虚。”[17]新城伊应鼎，善于谈诗，选《渔洋诗》二册，“自为之註，纸板精好，较《精华录》仅三之一。其中评论自出新意，不似註《精华录》者但引典而于诗意无发挥也。”[18]同时，康熙年间，以济南为中心，还形成了王士禛诗人群体。如王苹、徐掖、何世璂、王士禄、王士祜;邹平张实居。淄博有高珩、唐梦赉、蒲松龄、张笃庆，寿光有安致远、安箕父子，益都有赵执信、冯溥、孙廷铨、孙廷铎，安丘有徐振芳、李焕章、刘正宗、曹贞吉，诸城有丘石常、丁耀亢，莱州有毛漪秀、赵士喆，莱阳有宋琬、姜埰，胶县有法若真。曲阜有孔传德、孔尚任、颜光猷、颜光敏，济宁有林之蒨，泰山有元玉(普照寺僧人)。茌平有王曰高。滨州有杜漺，平原有董讷、董访，德州有卢世
、程先贞、萧惟豫、田雯、田霡、田同之、赵善庆、冯廷櫆、谢重辉、卢见曾等，足见其在当时的影响力。
此外，由于师承关系，文风也十分相似。玉琴先生启叡，“师新城王季木，而益都王太平为弟子，号‘三株树’，张昆仑以为‘笔峰万仞高，文澜千顷注’，高念东以为‘空濛浩瀚，寻常咳唾，皆成韵语’，蓟辽总督吴平子阿衡深相知，延入幕府，奏疏、檄文皆出自其手。”[19]友人之间通过诗评，互相学习，崑崙山人张历友先生《百一诗》，渔洋评阅，蒋大鸿实为点勘。“间有商榷，集中载其来书，即以当叙。大鸿，名平阶，精青鸟之术，居吾淄，与唐太史梦赉及张山人友善。”[20]
3．自成一家之言。文敬公曰:“凡作文字要沈心静气，将题情题理融会贯通，了无疑障，下笔自然中报窾。最忌俗字，须是有道理，文字最忌剿袭雷同，不惟观者生厌，且低却自己品格。文敬公曰:作诗只要写出自己性灵。文敬公曰:作诗不在匹青对白，全以神气为主。文敬公曰:风雅之道义，主讽喻。若专涉讥刺，便伤忠厚，亦足贾祸。文敬公曰:作诗要留得自家骨气在。”[21]刘孔和著有《日损斋诗集》，其论诗云:‘诗取自适，虽拙可喜;诗求悦人，虽工亦俗’，千古名言”[22]。可见，诗作的最佳境界应是自适与悦人，保留自己的特色。
除了专门的诗派与师承关系之外，有些士人虽无流派之分，但往往能形成自己的特点，诗随人性，表现出洒脱脱俗之气，这是士人在文化空间所能达到的较高境界。王季木，徐东痴之外祖、渔洋山人之从祖。“才气绽放，傲睨一切。著有《问山亭集》，务欲超出常轨，惊骇流俗，如项王嗔目叱咤，千人皆废。题项王庙一篇，狮吼鲸翻，几欲唾壶挈碎，厌倒从前作者矣!其余未能称是。自引文太清天瑞为同调，第文太支离;钱某拟以佛法中之魔波旬考功，则未戾大雅也。”[23]毕自严因身兼政事，“为文曲折条达，不染钩棘之习。念东先生见公七言近体，铿锵金石，可分华泉、沧溟之座，则又政事而兼文学者矣。”[24]德州孙子未先生勷，以时文名天下。“先生主持文坛，好士如不及。以扇求盧雅雨为写新诗，见盧与马墨麟倡和新诗，赠诗云:‘老去自怜才力尽，所欣二妙正同时。’其倾倒如此，所作诗亦名家。”[25]翟涛“嘉庆三年(1798)乡举，得武城学博。好为诗，不甚持择，随笔成篇，未免染宋人习气。”[26]
针对一些文人所常有的见风使舵之习，有些诗人不投时好，而且充满性灵之气。新城王书，渔洋从弟幔亭士驪之曾孙。“所作时艺，戛戛独造，劲气硬语，似不从人间来。读者往往咋舌，不解作何语。其实直抉神髓，细筋入骨，惟扫尽浮靡，难投时好耳。”[27]颜光敏，康熙丁未进士，吏部考功郎中。“所著《未信堂稿制艺》，纯是性灵结撰，无人间一毫烟气，关伦常题尤悱恻动人。”[28]刘石菴相国墉，雅不欲以辞章见长，王蘭泉谓其诗“清新超诣，有香山、东坡风格。”[29]谢重辉，“所居村外多杏，尝作杏花图，新城王石丈笔也。名人多有题遊，遂呼之为杏村。”[30]
还有一些诗人之作风格飘忽不定，往往随人生阅历而不断变化。高中谋，“诗非专门，而流派分别，辨若泾渭。里居时，尝以诗进质，先生云:‘古风从高、岑入手，易寻矩;若韩、苏汪洋浩瀚，变化无端，初学未易捉摸’。余深佩其言。”[31]刘松岚观察，“风流自喜，酷好高密李石桐诗，因学之。余于平原张雨田处见其诗，仅一册，晚年作也。风格苍古，不染时蹊。松岚爱张船山诗，每摘句录以赠人。”[32]牟愿相，“族有为蒲台学博者，挟其古文数首，简质古峭，非摹韩、欧之貌以为古者。往往自跋其文尾，谓所作文篇篇变化。其实体格未变，特局陈变耳。”[33]渔洋晚年，“不作长篇，少年英锐之气老至则敛，亦随气血为盛衰也。然小诗弥饶风趣，詠牵牛花云:云蓝舒小袖，错认是黄姑。又云:从来名士皆好饮，未有佳人不读书。又似翩翩少年之作。此诗不载《蠶尾集》、《精华录》，刻《古夫于亭诗》中。”[34]
总之，士人在个人兴趣的基础上，再根据喜好选择一些在文学创作上较有造诣的大家之作学习并模仿，经自己的发挥，往往容易形成不同地域和不同学派的特性趋同。如田雯，就曾带动了其他士人创作的兴趣，营造了交善的氛围。“在通州，九月十日同王阮亭、曹实菴、汪蛟门、谢方山、颜修来诸先生泛通惠河，绘图作长歌纪之，皆有和作。后其图流传冯鹭庭，詠者甚多，而‘大通春泛图’、‘秋泛图’继起纷纷，遂成故事矣……生平以不入词馆为憾，然不数年，官贵州巡抚。所著《黔书》，渔洋以为有似《尔雅》者，似《考工记》者、似《公》《榖》《檀弓》者、似《越绝书》者。黔人肖先生像，祀阳明书院。”[35]此外，价值趋同也往往成为交往的重要媒介，山阴胡裘錞，落魄无家，来扬州求见抱孙先生不得，除夕投诗，“先生见诗，即往拜，赠银数笏。观此一端，其虚怀可知矣。”[36]其时，不独同性之间互为欣赏才华，异性之间才子佳人组合，亦成为当时的风尚，反映女性价值取向的变化与对文化的认同感。王竹素，字寄岩，“能诗，喜与名人唱酬，所居楼题联深自负。闻石寅(掖县赵琳)善琴工诗，大会宾客，索题诗。竹素生于七月八日，诸客诗，无当意，独石寅诗有句云:巧让天孙方一夜，明当玉兔渐圆时。竹素大惊赏，遂委身焉。既归，大妇不能容，渐至憔悴，病卒。石寅哭之，作诗三十首……。”[37]
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空间里的特性趋同，并非是千人一声，而是在对他者学习的基础上，能够保留自己的创作特色，并将其通过师承、友人等加以传播。
(二)书画素养与士人价值观的趋同
除了诗作之外，士人在书画创作风格上，也往往表现不同的价值理念与审美水平。可以说，即使是同一士人，由于其在人生每一阶段的经历不同，书画创作形式也随心境变化而变化。但是，对于艺术的共同追求，又使得他们在文化流通与传播层面容易达成共识。潍县令郑板桥，滕县令李复堂，二君都是兴化人，又皆工画、同官山东，“二君笔迹，流传山东最多……”[38]
其一，以书扬名。由于士人喜好不同，其对于书画的热爱程度也不尽相同。刘石菴先生，“以书名天下，每日必择毫，以为课程。盖深耽其中之趣，故无厌倦，年八十四矣，犹临右军帖。”[39]通常来说，士人擅书，除了个人的喜好和情操培养之外，它还是士人扬名天下与生活的重要途径。桂馥，“工汉隶，笔画如铁，似古人復生。”其所交皆天下名士，在京师与诸公唱和，声噪辇下[40]。历城朱文震，好学，“善八分书。游曲阜，徧观秦汉碑刻，坐卧其间者累月。慕太学石鼓，杖策遊京师，为紫琼岩主人所赏识。所见古人法书……初宦西隆州州同，会开《四库全书》馆，处校篆隶之员，奏授京秩，为詹事府主簿。”[41]历城陈嘉乐，乾隆间以书名，皇九子从之学画。翟灏，“临古人笔迹无不逼肖，唐太宗、虞世南等真行摩刻于石，如见古榻，时人称为绝技，不虚也。”[42]除了专门性的描摹古人字帖之外，曲阜人张琢，画无章法，往往由其心领神会，任意发挥，却也成为其立足的主要原因，“家无立锥，只身走辽东，取坊间粗纸，随意作画，得数钱糊口。无师传，非素习也。画竹、画松，笔力遒劲，价渐高。转之京师，入云林阁冒古人得重值。久之，士大夫多知其名，画益贵重。蓄其子，援例捐职，官四川典史。各上宪亦重其画。市间多赝作欺人，而璞山之名益躁。告归，置田宅，扬扬然列缙绅间矣!尝见所画五松，古幹离奇，空中三瀑布飞落，气势雄伟，卓然大方。竹则人多有之。”[43]
其二，画随人性。崇尚自然的心性，使得山水成为士人作画的主题选择，有些士人喜好山水，如章邱诸生术石髮翼宗，“善画山水，有倪黄笔意。崑崙山人为选订其集”[44]，体现了士人志在高山意自闲的境界。胶州法若真，以布政丁艰不出，通过寄情笔墨的方式，体现人生的自我价值，“居林下三十年，以书画自娱。尝寄王文贞公崇简巨幅，自画……先生诗、古文，皆成家。”[45]赵良，志在山水，“罢官后，日遊泰山，作诗作记，无不佳妙，亦福寿兼之矣。”[46]张浦山《画徵录》，载山东士人擅长画者，胶州法若真工山水，益都钟锷画山水，宗王右丞。临清周之恒，工八分书。朱竹垞称之能诗善山水。曹州朱虚，善写山水，落笔萧疎，脱略蹊径[47]。莱阳姜实节，明朝给事中姜埰之子。“随其父流寓吴。工诗，善书画，山水法云林……当时，求仲子之画者，必得其题句以为重。”[48]毕海生，画山水秀润，并由此而出名，“见所临吴道子关侯像迥与众殊。像为骑马，马昂首迎面而来，风鬃雾鬣，蓬蓬勃勃。侯端坐提刀，神威凛然，祗露半身。乃知古人布置自别。惜未见吴之真迹为何如也。”[49]还有一些士人善画竹、兰等，益都冯起震，善画竹。“时人谓之冯竹，名动一时。”历城杨姓，善画兰，人谓之杨蘭，忘其名[50]。高密李君，善画石。娄凤翥，“亦画花卉人物，渐染雪鸿余习。”[51]历城有韩姓者，从赵希格学画牡丹。泰安赵仁圃相国之幼子为学博，专门画松。淄毕海模画松成林，毕取气格老横，而笔墨秀劲，可谓异曲同工。历下杨徵和致祺，兄弟三人有“三才子”之目。徵和善书能文，随笔画兰，不数作也[52]。除了传承传统绘画技巧外，随着西学东渐的频繁，济宁焦秉贞学西洋画法，人物位置，自远而近，由大而小，不爽毫发，其代表作为《御制耕织图》。秉贞弟子胶州人冷枚，尤工仕女[53]。
总之，士人绘画风格往往与个体的情操相关。杨涵，益都贡生。性简傲，狂放不羁，善画。长山王德昌，“作八分，字画如铁，获其片幅，珍如拱璧。同时，张卯君善鐫图章，新城王石丈善画，称为三绝。”[54]历城朱文震，“精篆隶，工画，又善雕图章。尝宿随园，为袁子才镌小印二十余方，其神速众莫逮也……”[55]渔洋平生好写图，门人查初白慎行题《倚杖图》云:“渔洋最爱蠶尾山，以名其集，后绘为图……亦足见渔洋生平写图之多，而身后散遗，为可惜也。”[56]由此可见，书画于士人，既是个性素养的体现，又是士人价值观念的表达。
此外，我们也应看到还有一些士人为逃避当时的社会现实，精金石之学或埋头于故纸堆，潜心研究理学并加以传播。张贞，安邱拔贡生。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待诏。“博雅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其后人多善篆刻，亦传家学[57]。因藏书楼遇火，其收藏尽化为灰烬。黄易，钱塘监生，官运河同知。工画，善隶书，博通金石。在济宁，凡金乡、鱼台间汉碑悉搜出，武氏石室画像尤多[58]。刘公，字子敬，精金石之学[59]。山左理学，推安邱刘直斋先生，近时人则阎考功怀庭为最，名循观，昌乐人。“直斋自序其学云:“始去外物而见身，继去身而见心，又去心而见理。”考功以忠恕为根本，以伦常为实际，毅然以绝学为己任。二君一似陆，一似朱，门径不同而同归贤一也。”[60]高捷，潜心理学，“著四书疏义，易学辞象二集，万历丁酉魁于乡。辛丑雋礼闱，輙旋里，益开讲席。邑名公多出其门焉。”[61]益都李文藻，“穷经好古，肆力于汉唐註疏。尝与周林汲先生取经史著述之未甚传世者，刻为《贷园丛书》，未竟而卒。”[62]清代山东经学方面最著者为张尔歧，自号松菴居士，深于经学。顾炎武，一见心折，来往必住其家。“与汪钝翁书，称其《仪礼郑注句读》‘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闻达，故无当世之名，而书实可传。’钝翁《论师道书》云:‘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其为名流倾倒若此。”[63]
因此，士人在文化空间如诗、书、画、理学等不同层面的组合，既显示了他们的个性理念，也凸显了群体性的价值趋同。而这种价值趋同作为一种信仰时，体现了士人对文化的痴迷与热爱境界，作为“前七子”之一的边贡曾筑造万卷楼，“藏书甚富，被焚痛苦，遂病。”[64]“后七子”中的李攀龙以白雪楼著名。
(三)流派纷争与附会牵强
与上述志同道合的士人所形成的相互学习与交流的文化氛围相比，明清时期山东一些士人，由于诸种原因造成了彼此在文化层面的纷争，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在交往空间上往往表现出交恶的一面。
首先，面对客观环境的压力，士人在文化空间往往会呈现出被动性，使得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动摇。对于那些中下层之士而言，欲砥行立名，必附青云之士，否则便被埋没。因此，诗作的创作风格与选择方面，往往呈现出附会牵强之意，也间接反映出士人的无奈之境。“附青云之士，而名益彰。袭朂、华鼇与沧溟唱和，人几莫知其为何如人。余见其集，大都筚路蓝缕之风，然亦能自树立。二君皆章邱人，与吾邑为邻。袭朂，字克懋，少贫，为人牧豕，三十始补诸生。时同邑李太常开先、袁西野崇冕，方尚金、元词曲，朂独与李于麟、殷正甫以诗、古文相唱和。华鼇，字空塵，工诗善画……与李于麟、杨梦山唱和。”[65]从袭朂、华鼇与沧溟的诗作唱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也存在以崇尚金、元词曲而著名的李开先、袁崇冕。实际上，关于李攀龙之派，“沧溟才高气盛，分韻挥毫，推倒一切，但务欲胜人，造句或露矜张。其自在流出者，实令人目赏心怡”[66]，至明末清初遭到钱谦益、吴伟业等人的诋毁。而山东刘正宗，崇祯进士，后仕清，顺治五年入阁，任国史编修，累迁秘书院学士。顺治十四年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尊崇历下，力鼎李攀龙，影响了山东一代作家[67]。还有一些士人坚持自己的学派，但终因不合时宜而作罢。翁方刚，大兴人。“视学山东，兴起古学，以不合时宜卒罢去……精经学，多所发明。诗宗江西派，尝手批渔洋诗集……”[68]
其次，清初山东士人王渔洋与赵执信的纷争，一直以来备受学界的关注，关于其分歧之端，莫衷一是。但是，总体来看，二者的诗作主张分歧是学界所论证的重点，还有些学者批评赵为人狷介，才有了《谈龙录》中对王的诋毁。就当事二人所持观念来看，赵执信谓“渔洋不解比兴，持论太刻。”[69]而其本人“秋谷才气凌厉，一切少所许可，独俯首《钝吟集》，良有故哉!”[70]“国初诗学之盛，在山东，首推新城。王先生主盟坛坫者，垂五十余年。益都赵先生晚出，不肯为之下，著《谈龙录》以见意。”[71]清末后学者王培荀则认为《谈龙录》并非是赵诋毁渔洋之作，其中所指诗学所存弊端，针砭时弊。“《谈龙录》多指引后学语，不尽诋排渔洋。其论，泛言河上风景，不知谁为主人，谁为过客，但知数典而诗中无人，虽訾当时，实为后学度尽金针，犯此病者不少也。附《声调谱》一卷，表子材议其拘，但心知其意而不泥其法，则可违之，即失调矣。”[72]而益都李词畹认为二者在诗作上互为补充，“明季诗庸音杂奏，故渔洋救之以清新;近人诗浮響日增，故先生救之以刻露。势本相因，理无偏胜。窃意二家宗派，当调停相济;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按:评两先生之诗甚允，但避议乡邦先贤之名，托之木魅云尔。”[73]因此，李词畹作为旁观者，指出二人应当调和相济。其实，赵执信才华迴绝，科第尽风流。只因当时黄六鸿入都以土物及诗集馈秋谷，秋谷回帖云:“土物拜登，大集敬璧。”于是，黄与之嫌怨，伺机对其报复，以演《长生殿》加以弹劾，断送功名。由赵、黄二人的交恶可以看见，源头在于赵氏的恃才自傲，同样与渔洋有隙也因于此，“秋谷遊吴门，与吴修龄交莫逆。一日酒酣，语修龄曰:‘迩日论诗，惟位尊而年高者称巨手耳。’是时，宋牧仲方巡吴，闻之，遂述于渔洋，两人自此有隙。修龄《围炉诗话》，余家有钞本，议论有新奇处，而偏持意见处亦时有。秋谷锐意求之，特以其有讥切渔洋语，欲援为左袒之助耳。”[74]
总之，作为一个区域性士人团体，他们既有文化认同，也因个人分歧、家庭、仕宦等问题存在文化冲突。但是，在不损害各自利益的前提下，往往不会产生大范围内的冲突。韩娲石先生，“偶遭不根之谤，约同人作大不理于口全章文刻之，名《无伤草》。作者共七人，平奇浓淡，或如太史公自序，或取法欧阳、半山，无一自时中来。后列评语，互相撃赏，想见一时文酒之乐，并见风气所崇尚，非若今之靠墨卷为生活也。”[75]可是，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士人学品与人品之间的内在联系。
清代士人王培荀就曾以王渔洋为例，指出人品是学品的前提，“古来名士，必有先达为之奖借吹嘘，士亦趋如流水。渔洋以诗谒某公，一见称赏，作五古相赠云:‘莫以独角麟，儷彼万牛毛。’若预知其后之主骚坛者。尝见其诗题巨幅，字大径寸，骨劲体肃，端楷工整，其郑重可知。自是声名籍甚，是渔洋第一知己也。乃渔洋手批其诗一卷，不甚推重，单圈寥寥，谓残年秃笔颓唐，非忘本也。渔洋尝谓:‘王孟津晚年人品日卑，字亦日下。’当某公盛时，领袖清流，排斥一切，海内仰若山斗，渠亦气雄词盛;其后名节涂地，志气不扬，晚景落寞，诗之衰颓，自有不知其然者。若百折不挫之士，感激悲壮，较平时更觉出色。人必先立品而后可言诗，信哉!渔阳虽性情和蔼，当太傅明珠隆赫，有人持金笺求先生诗寿之，拒而不许，风骨固自卓然。”[76]
对于大多数士人而言，他们认为学问的最高追求应是至善。唐梦赉，“髫年问父读书以何句为要。父云:在止于至善。时虽从事章句，遂知求程朱之学，迨二十三岁，登上第入词林。”[77]可见，唐父认为读书的境界在于至善。田雯少年登第，见高珩，问当读何书，先生曰:“‘君将出仕，先读律，次博览古今奏议及《郡国利病》，其余词赋，雕虫小技耳。’又询及性命之学，告以出世济世为圭璋之合。”[78]因此，士人在文化空间里，他们认为读书除了培养个人道德素养和积蓄入仕资本外，重要的是读书当以济世、至善为最高境界。这些谆谆教导，对于田雯在日后行政事务的参与均有帮助，“国初诸老大半讲学杂入禅宗，然立心行政，卓乎不群。”田氏以词赋名重一时，为康熙十子之一。日常生活中，士人也常常贯彻至善的原则，如李攀龙，除了以文风享誉文学之领域外，其肝胆侠义、乐于助人的高尚品格也令士人敬仰。他专门在济南大明湖建立白雪楼，用以指导一些爱好文学之士，济南人许邦才、谷继宗、潘子雨等都曾受过他的帮助。在李故去四十多年，王象春眼见李家境衰败，又将这种至善精神严格贯彻，为李买下易主的白雪楼加以修葺，并题诗“蔡姬典尽旧罗裙”。徐掖，新城诸生。初名元善，慕叔夜之为人，故取名焉。“其诗不啻千首，渔洋每求刻之，不肯出。渡浔阳，旧稿沈于水。为选刻，仅二百篇。人极高雅，而痴类虎头，亦有风趣。”[79]王敷政，“公家书籍最富，每夏曬书，牙签散落盈升，家人岁以为苦，今散佚无存矣……仅记《潞河舟中》一联云:种竹不多非隐计，求田太多是痴谋。可以想其胸襟。”由此可见，高雅的艺术作品是士人在文化空间实现特性趋同的重要条件，而高雅的人格又是彰显此精神取向的前提。因此，本章我们讲到的特性趋同，不仅仅是文化欣赏层面的，更重要的是士人对高尚人格的认同与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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