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发展的集聚与平衡

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和地方政府债务的累积，中国经济正在面临一场如何兼顾效率与平衡的战略选择。回顾过去三十余年的历程，似乎效率和平衡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当市场力量驱动经济向沿海地区集聚的时候，地区间的差距在2004年之前呈现出了总体上扩大的趋势。但很少有人意识到，之所以效率和平衡出现了冲突是因为在中国仍然存在着阻碍劳动力充分流动的制度障碍（主要是户籍和土地制度）。事实上，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均证明，在一个国家内部，如果没有劳动力流动的阻碍，经济向少数地区的集聚和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只是个阶段性的现象，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高，经济集聚的同时，地区间差距却逐步缩小（Word Bank，2008）。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坚持有利于欠发展地区持续发展的转移支付政策的同时，促进劳动力充分自由的流动是兼顾效率与平衡的战略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应在制定内部发展战略的同时放眼全球格局。即使通过割裂生产要素市场以使得经济分散化能够实现区域平衡，这也将损害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优势。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世界各国相互竞争的时代，中国的大国优势中最重要的就是统一的国内市场，这给了企业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条件。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经济的集聚发展是市场力量自发作用的结果，并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特征事实。对于中国而言，参与全球化的程度逐渐加深，而中国的海岸线相对于国土面积却较短，并且海运远比陆上运输成本更加低廉，决定了沿海地区具备了带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地理优势。改革开放的早期，那些促进要素向沿海地区流动的政策，实际上是在为生产要素的跨地区再配置“解锁”，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这条道路本来就可能在早期经历地区间差距扩大的阶段，同时，又因为户籍和土地制度阻碍劳动力流动（特别是低技能者自由流动），区域间差距被加剧了。正确的战略是以进一步推进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主，从而兼顾效率与平衡。

然而，在过去十余年当中，由于劳动力跨区域转移仍然受到户籍、土地等制度的制约，因此，政府为了追求区域间平衡发展的目标，采取了对欠发达地区加大资源转移的扶持政策。值得肯定的是，转移资源的政策的确促进了中国内地更快的经济发展。但遗憾的是，如果承认地理条件对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简单采取转移经济资源的方式来扶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就可能带来不容忽视的效率损失。特别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条件下，欠发达地区采取了依赖投资来实现赶超的战略，而其投入大量依赖日益膨胀的政府借债，这样下去，如果投资不能获得预期的效益，就可能使负债成为地方政府的沉重负担，甚至最终将违背区域间平衡发展的初衷。在一个大国内部，虽然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资源是必须的，但是，转移资源的速度和结构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本章认为，如果劳动力自由流动受阻，而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资源的速度过快、结构扭曲，那么，必然会造成地区间和地区内部的一系列资源配置低效率，反而可能危害欠发展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也给国家整体经济背上沉重的负担。

本章按如下几个部分展开：第二部分论述了区域平衡发展可能采取的战略，以及劳动力自由流动（简称“动人”）和转移经济资源（简称“动钱”）这两个政策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从土地、金融、劳动力等各个方面描述了“动钱”政策的实施状况，展现出十余年区域发展政策的大转折。第四部分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指标，来刻画2003年之后整体经济效率增速放缓的状况。本章的计算发现，2003年之后整体TFP增速不断提高的趋势中止了，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东部地区发展受到了限制。第五部分用TFP离散度为指标来刻画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恶化的状况，同时也总结了文献中这方面的相关证据。我们发现，2003年后，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恶化的趋势确实非常明显，而这一恶化趋势主要是由受到政策倾斜的地区和国有部门的配置效率恶化所驱动。第六部分是小结和政策含义。我们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和投资增速下滑可能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以牺牲效率来换取平衡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债务却在迅猛增长。在这种状态下，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促进国内市场整合和生产要素跨地区再配置，这样兼顾效率和平衡的发展战略已经是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