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分化

知识分子的分化_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

如果说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初始阶段，知识分子阵营整体表现出了边缘化的态势的话，那么，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逐步加深，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发展，知识分子市场化、世俗化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其主要表现是知识分子队伍出现的分化现象。

所谓知识分子的分化，是指由于市场的出现，知识分子不再完全依赖于政治体制所提供的资源而生存，他们有了选择的可能性，于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投身市场，与市场相结合，直接参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以独立经济人的身份，直接为国民经济的增长，为国家财富的积累作贡献。与此同时，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于各种原因未能直接进入市场，这部分知识分子一方面也并非完全与市场隔绝，而是以间接的方式或多或少与市场发生联系；另一方面，他们与市场保持着相对的距离，以学院化的生存方式，为社会做出贡献。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两类知识分子的情况予以讨论。

1. 进入市场的部分

我们将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大致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种，通过科技发明、技术转让获得专利的知识分子；第二种，参与企业经营管理、与实用技术应用相关、制度建立与创新、市场规范机制建立等方面的知识分子，如技术专家、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股票经纪人、律师等等；第三种，弃官、弃学直接“下海”经商的知识分子；第四种，与大众文化、媒体相关的知识分子。

以上这些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比较快的进入市场，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与应用性或曰实用性技术相关；二是与新兴产业有关。

我们在前面论述知识分子边缘化问题时曾经分析过，在改革初期，财富积累的方式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力，这个阶段的技术知识含量相对很低。随着市场化的深入，经济的增长更多的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应用。这是因为，科学技术一方面可以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提高企业的利润率；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会使人们整个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近些年来，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广播、电视、电影、广告、报刊、电话、传真、电脑网络等信息传载手段的变化，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科学技术的应用是产业结构向高档次发展的主要原因。从国际上看，从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已经出现明显的从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趋势，因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率一般都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率。我国随着改革的深入，开始在许多领域拥有高新技术并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应用领域的总体上看，我国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少数高精技术部门和绝大多数技术落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并存是我国的现实状况。我国每年可以研究出一万多项科技成果，但能得到应用的只占20%—30%。因此，市场急需新的技术和相关的知识技术人员的加入。与此同时，在基础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第三产业的崛起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第三产业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括的门类和行业非常多，从类别上看有三大类：一是包括金融、保险、邮电、外贸、航空、铁路等经济要害部门；二是直接与生活消费有关的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住宅、公共交通、文化娱乐、教育、医疗卫生、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行业；三是咨询、信息、技术服务、旅游等新兴服务行业。这些行业有的虽然不直接创造价值，却参与了价值的实现，是价值创造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我国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虽然有了巨大的进步，但还远远不够。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60%以上，中等收入国家在50%左右，低收入国家平均在35%—40%，而我国还不到30%。具体来看，比如，就一般情况而言，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一般是高于或相当于其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而我国的第三产业是以18.8%的就业人数实现了26.8%的国民生产总值（以1991年为例），其吸收剩余劳动力的潜力具有相当大的空间。此外，随着市场力量的显著增强，金融、保险、信息、房地产、技术服务等行业变得更为重要，第三产业急需有更快的发展。第三产业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需要相关知识的知识分子的加盟，如那些以经济、管理、信息等为知识背景的知识分子。可以说，导致以上这些类型的知识分子步入市场的，正是市场需要本身。^[28]

在讨论进入市场的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时候，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群体，一个是白领阶层；另一个，我们可称之为自由知识人。之所以将这两个群体作为重点，是因为，白领阶层涵盖了上述所涉及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大部分，因此，它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选择我们称之为自由知识人的这部分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主要是由人文知识分子构成的。我们在讨论进入市场的这部分知识分子中少有人文学科的知识人，更多的是理工科中应用学科的部分和经济、社会、管理类的文科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除去那些放弃本专业走入市场并改行的以外，大部分人是难以进入市场的，特别是在市场化初始阶段对边缘化感受最深就是他们，因此而带来困惑最多的也是这部分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当中进入市场的部分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关系到对知识分子整体分化和知识分子世俗化问题的评价。下面我们逐一分析。

(1)关于白领阶层

白领阶层的概念更类似于西方的中产阶级概念。中产阶级的概念虽然有着不同的定义，但一般而言，主要指从事脑力劳动的行政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商业营销人员以及职员、教师、店员、文秘等。中产阶级实际上指的是介于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这一阶层是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与社会自由活动空间出现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由于中产阶级与西方的资产阶级在使用过程中的雷同，所以，国内学术界一般不太使用中产阶级这一概念，而是用“中间阶层”或“社会精英阶层”等概念来说明。^[29]严格地说，白领阶层属于中间阶层的绝大部分，即知识分子集团部分，主要包括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如建筑师、律师、私人企业的技师、商业和企业的营销人员、经理、与市场运作密切相关的影视、媒体工作者，还包括收入较高的医生、教授、股票经纪人与自由职业者，等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以他们所受教育的背景为资本，即凭借其专业知识、专业技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市场获得各种稀缺的资源——财富、名誉、社会地位、权利，等等。这使得他们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一方面同广大的蓝领阶层相比，处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同广大工薪阶层相比，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距离拉大，他们比蓝领阶层和工薪阶层更富有；此外，他们同那些暴发致富的“大款”和有权势的既得利益者相比，其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理想和价值观念更赋有进取精神与改革的愿望。不是所有的经济富有人士都是白领，概括地说，白领阶层是那些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作为资本来参与市场竞争并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审美趣味更加精致和优雅。知识型的企业家和知识型的能人是当今中国白领的主体。

白领阶层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与其他阶层相比，他们是对中国实行改革态度最为坚决的阶层。正是由于改革，他们成为相对富有的阶层，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享有较高水准的生活质量，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是现存利益的获得者，因此，他们对社会的主流价值、现行政策体系以及现存社会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对改革的支持还在于他们对现状并不满足。与经济精英相比，他们对经济活动中的腐败现象的抨击更加激烈，认为这是社会不公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因此，他们希望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完善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以保证竞争的有序与公平。当然，在改革方式上，他们更希望采取平稳的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既达到改革完善的目的，又不会引起社会动荡。

第二，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采取的是“新保守主义”的立场。所谓“保守主义”在中国是指，当1949年新中国政权建立并稳固后，社会主义已成为现实秩序与国家体制。认同这个秩序与体制在中国就意味着保守主义，而否定或修正这个秩序就是激进主义。“新保守主义”是出现在1994年以后的一种以否定激进主义的激进革命为前提，同时继承了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反思现代性”为旗号，运用西方的后现代与后殖民理论来批判与抵御西方文化的思潮。与“保守主义”不同，“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主张者很多有在西方留学的经历，对发达国家的基本情况比较了解。而且，他们在主张民族主义的同时，也积极地倡导改革开放，而不是像旧的保守主义者那样往往对抗改革。

白领阶层的特点集中代表了中产阶级或曰中间阶层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这个阶层成为社会稳定发展的主导力量。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社会流动人口的增加，权利与财富的分离，社会的人群结构越来越呈现出“橄榄型”特征，即在收入和财富占有方面，社会最上层的巨富者和社会最下层的绝对贫困者都是极少数，出现了一个占总人口40%作为社会稳定基础的“中产阶级”或曰“中间阶层”，这样的结构是最为稳定的社会结构形式，社会也会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更进一步说，一方面，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是介于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缓冲层次，这个阶层成为主体时，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冲突就相应减缓。另一方面，这个阶层所采取的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在成为主导地位时，激进的思想和冲突论相对弱化，难以成为气候。再加上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依赖这个阶层引导消费以保证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虽然白领阶层在我国的数量和比重还远远不足，但是能够看出，白领阶层在社会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政治上，他们关乎社会的稳定；经济上，他们导引发展方向；意识形态上，他们占据主流；社会上，他们影响到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具有特别意义的是，白领阶层的状况直接反映出步入市场的知识分子的状况。事实表明，他们以独立的身份和人格，第一次以经济的方式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其自主性的增强和独立性的增长对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后的价值实现方式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对一度出现的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尴尬处境起到了有效的缓解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价值评价。无论如何，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实践方式，是知识分子迈向市场、迈向世俗从而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一种路径选择，是对知识分子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积极探索，尽管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其从政治的神坛走下，迈向世俗、迈向民间的探索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实在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2)关于自由知识人

如果说，白领阶层更多的是那些以科学技术专业或者应用性学科为知识背景的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自由知识人，则主要指那些以传统人文学科为知识背景的知识分子，他们与市场结合的方式与白领们相比，自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

自由知识人是指那些生存于体制外的，具有人文知识背景且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游走于社会中的边缘知识分子（这里的边缘指相对于在体制内生存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通过市场提供的资源和机会来谋生，从事着各种市场需要的文化行业，如出版策划、影视媒体等，这些人主要包括文化经济人、专栏作家、小报记者、书商、各种电视剧中心及其制作人员、影视歌各种明星等等。这些自由知识人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体制外的生存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分化程度很低、分化速度很慢、具较强同质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高度重合，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国家是社会中所有重要资源和机会的垄断者。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垄断所有资源的局面被打破，社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并与国家相并列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这种机会和资源又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伴随经济的市场化，文化领域也向市场化方向迈进，出现了非官方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大众文化蓬勃兴起。由此也产生了体制外的文化资本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自由知识人。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与民间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知识分子产生的土壤。这是因为，资源与机会的有限性，使得体制内难以提供足够的就业与深造的机会，大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文化事业单位不可能容纳所有希望获得文化职位的人们。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流动空间的扩展，带来社会空间的多元化，相对于紧缺的体制内资源，在民间出现了新的机会和资源，这无疑为拥有理想和抱负、又苦于找不到门径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绝佳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他们较之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对市场更为敏感，能够更快地适应市场的需求和变化。于是他们占得先机，比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更快地分享了体制外这部分文化资本和文化权利，从而成为新的文化市场的主宰。

公平而言，这些自由知识人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无法得到体制内提供的稀缺资源，他们也更多的为“稻粱谋”。然而，也许正是这样的处境，他们更加自由、更加独立、更加勤奋、更有毅力，他们在文化创新方面具有的自由度、潜力和活力，成为他们的优势，也为社会文化的创新提供了动力。

然而，必须同时看到，由于自身的特点和经历，与一般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对社会的评价往往比较消极，在意识形态方面，激进的、极端化的思潮更能够吸引他们，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危机中，他们可能会成为一些先锋潮流的代表，与主流文化相抗衡。

第二，与大部分白领不同，自由知识人活动的主要范围是在文化领域，从事着各种市场需要的文化产业。从影视创作到出版策划，从商业广告到媒体炒作，总之，与大众文化相关的方面都与他们有关联。对此，来自社会的评价，特别是体制内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评价，则颇有微词。我们从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描述中可以生动地反映出对他们的态度和评价：“批量复制的大量大众文化制品如‘洪水猛兽’泛滥成灾，它们占据了多数大众的主要阅读时空。这些精通中国式市场运作奥妙的所谓‘后知识分子’，不再关心启蒙使命与终极价值，不再制造深度的文化产品，而是在商业利益驱动下满足于用平面的形象文化来描述所谓当下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状态，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我们所说的自由知识人，在这里被称作“后知识分子”）“他们与市场打得火热，唯大众趣味是从。或者在从文的时候兼商，或者把文当商来‘经营’，他们熟练地掌握了不同的资本类型如何相互转化的诀窍，一方面靠文化资本跻身商海，以名取财，得天独厚；另一方面又用经济资本来进一步扩大巩固文化资本，以财买名。真可谓财（经济资本）生名（文化资本），名生财，财名相得益彰。”^[30]

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评价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化的需求而产生的。客观的讲，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产品以其世俗化、娱乐化的方式，将开放意识、商品意识以及科学民主观念在大众当中进行了有效的宣传，起到了消解一元文化体制、冲击原有的小生产意识和封建意识的作用，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社会进步提供了精神动力。然而，大众文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由于大众文化的市场性原则，使其在本质上更多的追求商业价值而非历史价值，因而缺少对生活的理性思考；在满足人们求新、求变的需求，强调了大众的参与性的同时，却制造了大量的快餐文化和垃圾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影响，使得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如大众文化一味追求消遣娱乐，导致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排挤，使得一时间大众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导致社会生活趋向单调和平庸等等。大众文化的两面性也是评价自由知识人的基本根据。一方面，大众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使得从事这一产业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活动具有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他们的存在顺应了社会、市场和大众的需要，为丰富社会的文化生活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另一方面，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不能忘记文化本身的意义，如果仅仅追求文化的市场原则和商业价值，而忽略其作为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文化建设势必走向反面。在这一点上，作为知识分子，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熟悉市场规则又对大众文化深入了解的人文知识分子，如何把人文精神、精英意识与市场规则和大众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也许是个难题，然而，对大众文化的导引、对人文精神的坚持与发展无论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还是体制外的自由知识人，都应该是他们共同遵循的原则。

以上我们对进入市场的两类知识分子的情况做了简单的分析。无论这两类知识分子进入市场的方式怎样，也不管其效果如何，仅就他们第一次进入市场，以实践的方式探索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实现方式本身就值得充分的肯定。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对知识分子今后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当然，我们也看到，尽管他们以各自的文化专业素质在影响社会，但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在建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理想和价值方面，缺乏主动性和自觉意识，他们更多地站在自身立场上关注社会和政治，而缺乏超越意识和对社会的总体性的关怀，有的甚至在市场的考验面前完全被利益所驱使，放弃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起码的良知和社会责任，这是特别值得知识分子予以警惕的。

2. 未进入市场的部分

以上我们探讨了进入市场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下面我们来分析未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的情况。

未能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教育系统的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等各类学校的教师；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仍在国家体制内的文化单位的知识分子；国家公务员当中的知识分子部分等。在这些知识分子当中除了公务员当中的知识分子以外（他们不能进入市场是不言而喻的），最主要的是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那么，为什么这部分知识分子未能进入市场呢？

首先，市场的有限性决定了它无法涵盖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我们知道，在整个社会领域内，经济、政治和文化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三者之间既是相对独立、相对分离的，又是互相联系、彼此相关的。在经济领域，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逐渐深入，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正在建立并逐渐完善。也就是说，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调节供求关系和资源配置方面，市场已经逐步成为主要的力量，并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介入经济社会生活，市场的作用已经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值得肯定的是，竞争性的市场是最为有效的进行资源配置和从事生产的合理而有效的方式。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市场不能够在社会中孤立存在，它也不能够在一切领域和一切方面都起到自发调节作用。其有限性决定了市场需要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支持、补充、矫正、导引等等。比如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的许多作用是市场无法替代的，像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投资、保护生态环境、人口控制、减少灾害和贫困等等，不仅在中国，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这些问题都是由政府来负责的。而市场自身的运转同样需要政府为之提供相应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体系予以保证。特别是在中国，政府的干预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第一，不同于西方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由党和政府推动的。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到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整个改革开放始终表现为一个积极倡导、宣传、推进的过程。政府对市场的态度始终是主动、积极的，表现在政府主动的不断的“纠偏”，取消那些与市场机制作用相抵触的做法，政府的干预不再作为一种超经济的强制力量，而是作为对市场的有效补充。第二，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整个探索过程中，政策调整始终是必要的力量，法律和体制的完善也同样是一个过程。第三，中国改革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复杂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同时存在，矛盾交织在一起，极具复杂性，单靠市场是无法进行协调的。第四，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同时，在有些领域，既不应当由企业负责也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而是由政府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比如，社会福利事业、社会保障、教育、科研、医疗保健、环境保护、消除地方性壁垒、控制地区收入差距等等。此外，在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消除公平竞争障碍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等方面，也主要依靠政府和法制的力量。

市场的有限性决定了教育和科研等领域的发展不能完全由市场来起作用，这是教育和科研领域的知识分子没有进入市场的原因之一。

其次，从教育与科学研究自身的特殊性来看，也不完全适于用市场的原则来规范。就科学研究而言，科学研究是创造知识和整理、修改知识，以及开拓知识新用途的探索工作。就科学研究的分类来看，一般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其中基础性研究是最为基本的，因为应用性研究以及开发性研究都是在基础性研究基础之上的有目的的有计划的研究。从基础性研究的性质来看，它们没有商业目的，而是以知识创新和探索为目标。它既没有实际的要求，也没有时间的限制，更不急于评价，经费没有固定要求，基础研究也没有保密性，成功率一般只有不到5%—10%，其实现商业化、企业化比率相当低。即使是从事应用性研究和开发性研究的科学其成功率也不是100%。也就是说，科学研究本身提供的是物化的可能，而不是物化的现实。科学研究离实际的应用还有很大的距离。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科学研究与其他行业相比也许是最不实际的工作，然而，正是它的超越性和规律性的特征，使得它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是无法替代的，正是有了牛顿、爱因斯坦等伟大的科学家的发现，才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科学研究的不实际的特征，决定了它远离市场，并不被市场所青睐，而进入市场的更多的是那些依赖于科学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技术和发明。教育的目的和特点同样不能完全进入市场。对于市场而言，虽然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资源，然而，教育的主要特征却无法完全满足市场的利益性原则。比如，教育本身周期性长、成本高，它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间接性资本；教育当中的基础教育部分具有非功利性原则的特征，它不是自愿的、可有可无的，而是义务的，是人实现自身社会化的基本要求。由此可见，科学研究和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们的主要活动和成果是无法进入市场，或者说，它们与经济和市场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在其《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一文中曾经说：“市场体系没有为某些才能和兴趣不在追求利润之经济活动的人士提供机遇。在市场中，如果你没有向他人提供其所需求之物，你就得不到收入。人们确实具有非常多样的欲望，但这种欲望不会多到有人竟然想掏钱雇人去研究古代语言，或者放在60年前，也不会有人想到要掏钱雇人研究量子力学。市场不会建立一支空军或救济穷人，市场更不可能供应婴儿。我的结论是，社会总是需要不止一个市场。”^[31]这段话恰恰说明了市场的有限性以及教育和科研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们与市场之间的距离。然而，以教学和科研为主导的这部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各种原因未能直接进入市场，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从此远离市场、与市场毫无关联呢？乔治·斯蒂格勒进一步阐述，“普通教育、科学进步和民主制度的巨大发展，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在地点上，都与赋予市场以生机的自由企业制度如影随形，符若合契。”（同上，P85）事实上，未能直接进入市场的这部分知识分子一方面与市场保持着相应的距离，他们在相对独立的系统中保持“自转”；另一方面，他们仍然与市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自转”的同时还围绕市场在进行“公转”。我们以大学为例，来说明未能进入市场的这部分知识分子的状况。

由于我国的改革首先是在经济领域中进行的，所以社会改革相对滞后，科技、教育等领域更多的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仍然在原有体制内发展。因此，大学更多的依赖于政府的支持和养育。

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由于物质财富的极度匮乏所导致的物质增长的优先性和物质增长方式的粗放型，一度使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工资待遇上的“脑体倒挂”等现象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使得社会和政府充分意识到，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不仅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而且会摧毁社会价值体系，从而危及到改革的深入发展。教育和科研是国家今后发展的立国之本，只有正确和慎重地对待知识分子，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充分理解和尊重知识分子由职业性质所决定的个性特征，并使他们能够达到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才能在根本上保证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

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和支持首先体现在教育投入的增加。在原有基础上，从1978年开始，教育经费逐年增加。到1998年，政府进一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中央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连续五年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仅此一项，中央级财政从1998年到2002年底，五年累计可增加教育经费489亿元。在中央政府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地方政府和社会也纷纷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教育经费得到较大的增长。2001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19%，达到了1989年对此项指标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根据国家发展计划的要求，到2005年前后，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中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4%的目标，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到2015年达到5%左右。^[32]

除了经费投入外，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持还体现在通过立法、建立相应的制度保证来鼓励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和高校自身的自主性发展。1978年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教师资格条例》等10多项教育行政法规。国家教育部在职权范围内发布了200多项教育行政规章，有利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从规模上看，从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当年在校大学生人数为62.5万人，经过大约10年的发展，在校大学生的数量已经达到199万人，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3.7%。（引自《教育统计年鉴》）而到了2002年，全国各类高等学校（包括普通、成人、电大、远程教育等）共招生620万人，比1998年增长了350万人；各类在校生达1600万人，比1998年增加约820万人。其中普通高校招生由1998年的108万人增加到320万人，在校生由1998年的341万人增加到900多万人。同期研究生招生规模和在学人数也分别由1998年的7万和20万，增加到2002年的20万和50万。高等教育升学录取率和毛入学率大幅度提高。2002年全国普通高考录取率超过59%，比1998年的36%提高了23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到2002年已由1998年的9.8%上升到15%。我国高等教育首次初步跨入国际公认的所谓大众化发展阶段，我国宏观教育结构中高等教育规模偏小的局面开始得到历史性的扭转。与此同时，教师的工资、住房等各项待遇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从根本上改变了“脑体倒挂”的状况。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一方面，高等教育单纯依靠政府支持的压力越来越大，高等教育的投资额巨大且增长需求也在不断加大，政府的支持和投入仍然无法满足高等教育急速发展的需要；同时，政府自身也在不断适应社会转型的基本要求，努力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对高等教育在继续加大支持力度的同时，积极鼓励和支持高校自身的改革和发展，在政策上、法律上为社会支持教育和高校自身发展提供保障。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这迫使高等院校必须面向社会、面向市场来转变观念、转变职能，通过不断的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的大学发展战略。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积极谋求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支持。

高等院校为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首先，高校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调整了专业设置，增设了社会发展急需的相关专业，既满足了基础性、研究型的人才需求，也培养出技术型、实用性的专门人才，使得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实现了多层次的发展需要。

其次，积极探索“产、学、研”一体化的办学模式。科研、教学、生产一体化，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科学和经济综合发展的产物。也就是说，建立以高等教育为主导的、同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的联合体，是世界各国推行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共同模式。它的客观必然性在于，新技术革命和现代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反映了科学理论对新技术的指导作用以及科技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大学人才荟萃，智力密集，是产生新知识、开发新技术的源泉，与企业合作就可以把大学的潜在生产力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对新兴产业的建立、新技术的开发，都能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美国的“硅谷”、韩国的“大田科技工业园区”、北京的“中关村”都是成功的范例。目前我国各高校都程度不同的建立了科技产业园区，以实践这一发展战略。

再次，多层次办学结构、多途径办学方式的实现。经过不断的努力，目前，我国在育人模式、人才培养结构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在本科生、研究生教育的基础上，高等职业教育蓬勃发展，远程教育从无到有，加上原有的成人、电大、自学考试等多种类型的继续教育，开始形成我国的终生教育体系。与此同时，民办教育、学校与地方和企业共建、联合办学、国内高校与国外高校合作办学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通过以上努力，高等院校与经济和市场的关系更加紧密，一方面，高等院校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为经济发展提供各级、各类高级人才，提供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提供社会需要的各种智力支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教育和科学的进步，越来越离不开它们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又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物质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乔治·斯蒂格勒有一段著名的语录：“由于知识分子一点也不廉价，所以在现代企业制度兴起之前，没有哪个社会能够养活大量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猜想，在古代雅典，在伯里克利治理的鼎盛时期，全脱产的知识分子恐怕也就只有200人，也就是说，大约每1500个人中有一个知识分子。后来的几乎所有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不断地上升。今天，美国至少有100万知识分子，或者说每200 人中就有一个属于知识分子，这还只是那些专门靠笔杆子和嘴皮子生活的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每5个人中起码应该有4个人，应该把我们舒适的生活归功于市场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这些教授应该更多地感谢亨利·福特本人，而不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并散发他的财产的基金会。”“市场的生产成就养活了大大增加的知识分子阶层”^[33]“市场经济能够最有效地促进一个社会的经济繁荣，而一个社会的富足是其知识、文化、科学蓬勃发展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34]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未能进入市场的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整体状况给予如下的评价：

第一，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是与知识生产、创造、传播和应用相关的工作，他们是知识的载体，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和应用者。这一性质和功能是由社会分工造成的，是社会需要规定了知识分子的特有的社会性质和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然而在此之前，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的偏差，使得知识分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长期以来，我们关于阶级划分的标准，将知识分子视为某个阶级利益集团的依附者，是其“皮”上之“毛”，因而，根本没有其独立性和独特的社会功能的发挥。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性质和社会作用的认识逐渐得到更正，党和政府也进一步明确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同工人、农民和社会各行各业的人们一样具有为社会创造价值的独立的身份、地位和人格，他们所从事是社会精神文化的创造，他们是社会理性的载体，其社会功能及其价值是不可替代的。未能进入市场的这部分知识分子正是以专业化的方式，从事精神文化的创造活动，科学文化知识是知识分子拥有的资本，是他们服务社会的凭借。他们不再是原来意义上依附于某个利益集团的附属物或工具，而是独立创造社会价值的一部分，他们同其他社会劳动者一样处于平等的地位，有着独立的身份、地位和人格。

第二，未能进入市场的这部分知识分子，主要的是学院化的生存方式，他们同市场和社会的相应的距离，使其更好地保有独立的精神和意识，形成健全的社会理性。同直接进入市场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不同，未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在自己的领地里生存，如大学、科研院所，科塞对他们学院式的生存方式给予了充分的理由：“1.大学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在这里共同从事不受约束的智力追求的人们可以相互交流，并在不断的交流中磨砺自己的思想。2.大学定期支付教授报酬，尽管大大低于一些非学术职业的报酬，但能保证他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3.大学向高级学院人提供任教期的权利保证使学院人得到制度上的保证，从而免于受到捉摸不定的市场的影响和经济压力的阻碍，而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其工作中。4.大学把其教师的时间安排制度化，这样，使他们能够把大部分工作时间投入到独立的思考和自主的研究中去。5.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学承认其成员的学术自由。”^[35]学院化的生存方式、学科的制度化、知识和思想的独特体系和专业化的传承渠道，有助于知识分子独立的思考，形成独立自由地思想，建立独立的话语体系，形成独立的价值观。在积极关注现实的同时，与现实社会的必要的距离，相对独立的中性立场，能够使他们维护自身超越、客观、公正、理智、冷静的视角，从而以设计者、评判者、导向者的姿态介入生活，对社会变革和文化走向、对大众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形成强有力的影响，使他们更好地发挥引导社会舆论思潮的自觉性和对社会文化建设、发展的高度责任感。

知识分子在生存和思想上的独立，使其在精神生产和社会改造中的功能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以上，我们对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伴随市场化的不断深入而产生的分化现象进行了分析。那么，分化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分化现象本身对知识分子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一，分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标志，标志着知识分子独立社会地位的获得。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与一元化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相关联，作为工具和手段而存在，他们始终附着在无产阶级，即工人、农民身上，是公有制这张“皮”上的“毛”。他们没有选择的可能，因而，更谈不上分化。社会转型使得社会由以政治和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知识分子随之走向边缘，在失去其中心地位的同时，也获得了自由和解放，从此不再作为附属物而存在。与此同时，他们需要在新的社会框架内，重新寻找自身的定位，获得新的价值确认。随着改革的深入，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精密，这种分工是以独立和独特为前提的，此时，知识分子作用的独特的社会功能显现出来，他们以无可替代的社会作用获得了独立、自由的地位和身份。分工同时意味着具有了选择的可能性，正是在选择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以其作为知识载体的特殊优势，获得了多种选择的机会，从而使知识分子队伍出现了分化现象，我们将之归结为进入市场和未进入市场的两部分，并加以具体分析。因此，我们说，分化是以知识分子独立地位的获得为前提的，是对一度出现的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否定，它是知识分子地位由中心（非独立的）——边缘（还未独立的）——独立地位的获得这一历史过程的反映，因而，具有历史的意义。

第二，分化彰显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的社会作用。众所周知，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的边缘化地位，使社会和知识分子自身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价值评价出现了怀疑，甚至否定（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知识分子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经济的增长更多的取决于科学技术的水平以及劳动者的素质；甚至，中国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失范、精神缺失等问题，恰恰反映出知识分子作用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更加多样化，由于知识分子在与其他劳动者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在社会各个领域都有不俗的表现。无论是进入市场的白领阶层、自由知识人，还是未进入市场的科研人员、教师和文化工作者，他们在为社会各个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更将无法替代。

第三，分化现象本身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一方面，分化使得知识分子内部由于经济利益所导致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不平衡从而在心理上、认识上、甚至行为上产生不平衡的状况。另一方面，不同领域知识分子存在自身的偏差。如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部分，他们在建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理想和价值方面，缺乏主动性和自觉意识，他们更多的站在自身立场上关注社会和政治，而缺乏超越意识和对社会的总体性的关怀，有的甚至在市场的考验面前完全被利益所驱使，放弃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起码的良知和社会责任；而未进入市场部分的知识分子，其学院化的生存在强化了知识分子独立性和独特功能的同时，也使知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距离加大。作为知识分子整体而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急需的理论建构、意义支撑、文化导向、价值建树以及实践层面的制度建设，仍然缺乏足够的紧迫感和责任意识。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知识分子的自觉，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共同努力。

以上，我们对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世俗化的表现和基本特征进行了阐述，这对于重新认识和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和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知识分子的世俗化揭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地位的根本性的变化。关于世俗化的基本涵义，前面已经做了交代。世俗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化、合理化的同义语，它的核心是消解神圣，是对宗教神权以及准宗教的神圣价值的否定。世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不再需要同神圣的精神价值相关联，而是从现实的社会生活本身去寻求合理化的依据。我们正是在此意义上，来使用世俗化这一概念，以说明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在中国的语境下，世俗化消解的不是神权，而是准宗教性的、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的专制王权和教条化的国家意识形态，从而使世俗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从准宗教化的意识形态教条中解脱出来，建立世俗性的法制，肯定人的日常生活的诉求。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就是从教条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专制主义的政治权力中摆脱出来，从而获得世俗化的生存意义。我们在上述分析中回顾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方式的特点：古代士人与政治权力的同构，决定了其依附的地位；伴随着现代化的启蒙，近现代知识分子曾经有过可能获得独立的机会，然而，中国近代史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同工商业相互支持，从而获得牢固的经济基础，他们仍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解放后30年的“皮毛理论”，更是形象地描绘出知识分子完全依附的状况。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开始向现代化转型，知识分子才真正获得了历史性的机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标志着知识分子与一元化政治体制的分殊，他们从此走下“神坛”，开始步入世俗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知识分子逐步在新的社会框架内的不同领域找寻到自身的位置，知识分子的分化表明了其新的社会地位和独立身份的确立。

对此，也许有人会提出，进入市场部分的知识分子，是以独立的身份直接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而未能进入市场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仍然未能完全独立于政府，甚至，他们大多数是政府机构中的从业人员。这其中有两个连带关系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一个是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另一个是在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当中，知识分子还是独立的吗？首先，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按照萨义德的观点，知识分子是“对权力说不的人”。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把自己看作是站在与权力对抗的立场上，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而发言。对此，文化理论家托尼·本尼特在其《文化：改革者的科学》一书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这种知识分子/国家权力的二元对立结构无法解释西方当代知识分子的类型变化，以及他们同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知识分子的研究空间和批判舞台并不完全在政府之外。政府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既包括警察、军队等国家机构，也包括关于人口的教育、训练等机构和过程。因此，教育系统以及它的一个部分的大学，也是属于政府机构的一个部门。因此，在谈论某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时，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之间的关系，而是政府一个领域（比如大学）中的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另一个领域（比如文化政策机构或广播电视机构）中的知识分子的关系。也就是说，问题不再是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是政府不同分支部门的知识分子的关系。^[36]本尼特的观点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摆脱了政治依附后，在当前与政府、社会的关系的理解上具有启发意义。经济学家高佩义在80年代所写的文章《单一政府购买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下降的根本原因》中，从经济学角度论述了知识分子/政府二元结构的关系，他认为这是一种单一政府购买关系。这种关系有四大弊病：“（1）断绝了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血肉关系，强化了他们对政府的单向依赖，从此大众的丰歉盈亏及种种需求与他们无关系，他们的地位、命运，大众也不关心了。（2）割裂了知识商品与统一市场的关系，将之排斥在市场之外。（3）导致了知识分子双向关系的失衡：一方面社会对知识与知识分子的需求大于供给，另一方面培养出的知识分子过剩，因为国家消化不了。（4）知识分子自身素质的劣化：社会角色官吏化，知识结构‘御用化’，个人品质‘奴性化’。”^[37]他的论述非常准确地揭示出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与政府、社会之间二元关系的弊端。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不再是二元关系，还有第三者——市场，其基本逻辑为，市场经济促进了社会的繁荣，社会富足养育了知识分子，使得社会的知识、文化和科学进一步繁荣。三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关系密切，每一个系统以自身的存在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彼此联系、交相呼应，有了政治系统的远见，就有了市场系统的发育；市场充分的发育，有了社会的富足，才会有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才会为知识分子的生存发展提供基本保障；有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充分发挥，就会为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提供源泉，就会为民主政治的建立提供支持。其次，在以上关系结构中，实际上已经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市场化本身意味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的功能的分化，“这种分化保证了符号商品的生产者在经济上独立的最基本的条件”。^[38]（这里的“符号商品生产者”指的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我们在上面和知识分子分化部分都做了阐述，未能完全独立于政府的知识分子也不再是以往那样为现存社会秩序歌功颂德或为政治制度寻找理论根据，他们主要在“学统”内从事与知识的生产、创造相关的事业，此时的身份和地位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之上的独立地位。

第二，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充分揭示了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作用及其价值。世俗化是现代化（现代性）的伴生物。世俗化在消解神圣化的同时，作为宗教偶像崇拜之对立物的科学理性精神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从西方现代化的历程来看，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要求将理性的、推理的、逻辑的思想及抽象活动与别的精神活动分开，科学一方面同宗教相分离，另一方面，也从广义的哲学中逐渐分离出来，形成了各门独立的学科。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大学和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相应出现，科学工作越来越专业化和职业化。这使得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角色认同得到强化。同时，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大众的文化素质和文化需求进一步提高，加上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关于社会事务的思想、信息和观点。这就形成了知识分子赖以存在，并可以通过对其施加影响而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公众。这些为知识分子发挥其独特社会功能创造了条件。此外，社会进入现代后迫切需要有人来担任原来由巫师、教士或士大夫担任的社会核心价值创造者和维护者的角色。

那么，在中国当代语境下，世俗化不仅是对教条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消解，同时也需要世俗价值的建构，即用科学和理性精神来建立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道德、新规范、新价值。建立这一新秩序的责任落到知识分子身上，齐格蒙·鲍曼称之为“立法者”。

这是因为，现代性的根本目的是要有目的有理性地控制一切。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将宇宙看成是有序的整体，它有规律可寻，前景可测，过程也可以被控制。只要按照理性的原则，遵循正确的程序，获得客观的知识，就可以有效地控制这个世界。知识就是力量，正确的知识导致有效的控制。由于知识产生于人的理性，理性的主体既是知识的立法者。而人的理性能力，只有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因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团体比非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利来获得更高层次的（客观）知识，他们被赋予了从事仲裁的合法权威”。并且，“他们的知识，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完善有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关系。他们被赋予了对社会各界所持有信念之有效性进行判断的权利和责任。”“他们超越了各种不同的帮派利益和世俗的宗派主义，以理性代言人的名义，向全体人民说话。这种密切关系还把惟一的正确性和道德威望赋予了他们，只有作为理性的代言人，才能被赋予这种正确性和权威性。”^[39]因此，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的生产者和创造者，而且是正义的维护者和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上述的特殊作用和身份也使他们成为价值的审订者：评估和批判一切价值，体现某些道德理想。

事实上，同西方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在中国，世俗化的过程要复杂得多，中国的市场化和世俗化是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等多种文化的重叠、交叉的文化语境中出现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是一个极其混杂的价值观念与文化形态，知识分子的作用也不是单纯的“立法者”或“阐释者”的角色认同，他们的任务是多重的，价值也是多方面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价值体系，还要对来自前现代的落后、封建的价值观念进行清算，对于后现代的种种西方的价值观念进行梳理和批判，包括现代化、世俗化本身的消极、负面的影响，以及所有这些文化价值观在这中国世俗化过程中的畸变。这需要知识分子群体的高度自觉和自醒，毕竟，这是中国社会目前最为薄弱也最为需要的。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还需要知识分子更多地亲历亲为。这与当代理论界强调知识分子的超越功能略有不同的是，在中国特殊历史阶段和特殊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实践意义和超越意义的实现同等重要，这既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自身先天不足的恶补，更是当代知识分子价值实现的必然选择。

【注释】

[1]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

[2]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1页、第559页、第641页，第3卷，第847页。

[3]参见：朱文显：《知识分子问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第582页

[4]参见：朱文显:《知识分子问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第583页

[5]参见：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第31页。

[6]参见：亚当·库珀：《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680页。

[7]参见：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p179。

[8]80年代脑力劳动者低于体力劳动者的情况，参见“1982年北京市脑力、体力劳动者月收入比较”，《经济研究》，1982年，第8期，第38页。

[9]参见：赵毅衡：《走向边缘》，《读书》，1994，1。

[10]参见：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许明主编，《中国知识分子丛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33页。

[11]参见：梁振华：《反观与重塑——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生存形态的历史流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5，第211页。

[12]参见：许纪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论丛》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32页。

[13]参见：许纪霖、蔡翔等，《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第5期。

[14]参见：高瑞泉、袁进等，《人文精神寻踪》，《读书》之“人文精神寻思录”，1994，第4期。

[15]参见：许纪霖等，《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第5期。

[16]参见：许纪霖等，《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第5期。

[17]参见：P·布迪厄，《艺术生产的场域：论艺术与文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第112页。

[18]参见：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178页。

[19]参见：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第235页。

[20]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6》，第42页

[21]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90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22]参见：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第177页

[23]参见：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第158页，第160页。

[24]参见：许纪霖、陈思和等，《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年，第5期。

[25]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3页。

[26]参见：许纪霖：《寻求意义——现代化变迁与文化批判·自序》，上海三联书店，1997，第5-6页。

[27]参见：曼海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论》，英文版，第126—127页。

[28]以上数字参见：《中国统计年鉴》。

[29]孙立平认为，“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这个社会精英集团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民营企业家阶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包括部分国有企业家，特别是较大程度实行了新经济体制的企业中的管理者。二是知识分子集团，特别是各个行业中的专家。三是形成了对中心具有越来越大离心力的地方行政精英集团。”（见《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第32页。

[30]参见：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p162，p165

[31]参见：乔治·斯蒂格勒其《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第83到84页。

[32]资料来源：教育部财务司、国家统计局社会与科技统计司，《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1。

[33]参见：乔治·斯蒂格勒：《知识分子与市场》，选自F.A.Hayek　Robert Nozick，etc，秋风 编，丛书主编：何怀宏《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第75页。

[34]参见：郑也夫:《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第183页。

[35]参见：Coser：Lewis　1970，Men of Ideas，New York：Free Press，第280页。

[36]参见：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第181页。

[37]参见：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第185页。

[38]参见：布迪厄：《艺术生产的场域：论艺术与文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第112页。

[39]以上参看张汝伦：《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选自《研究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