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脑体分工到专业分工

知识分子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之上的。由非知识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型，使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分工发生了改变，建立在传统分工基础上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及其社会各阶级或阶层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知识分子的产生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的产生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正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马克思在“真正的分工”这几个字的旁边写道：“与此相适应的是思想家、僧侣的最初形式。”恩格斯说：“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人类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就是这样“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可见，正是由于社会分工引起社会分裂和阶级分化。脑力劳动者或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的产生与阶级的产生都是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剩余价值产品的出现和社会分工的发展。

由分工所形成的不同职业集团，正是演化为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历史起点。脑体分工显然造就了一个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的脑力劳动者群体，他们从事不同于体力劳动的政治、法律、国家管理等活动以及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等精神活动。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使得知识分子与其他阶级和阶层处于相对分离或对立状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传统社会中属于特殊阶层，在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之间处于既敬慕又对立和排斥的矛盾状态中。“学而优则仕”是知识分子千年不变的正途，国家通过科举制，定期在“士”中选拔人才，士成为官员的主要来源和补充。因此，中国百姓对有知识的读书人一向敬重有加，敬慕不已。但同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又是对立阶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士大夫是封建官僚阶层的后备力量，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力量，广大劳动者视之为高人一等的异己力量而怀有警惕和对立的情绪。又由于他们不参加具体的生产实践，所以被视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是需要劳动者来养活的“寄生虫”，这种轻视、排斥的心态在中国社会影响至深，对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同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同时，脑体分工的程度也反映了知识分子与其他劳动者阶级或阶层关系的远近程度。农业社会，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基本上被排斥在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之外，他们同劳动者之间处于分离状态。工业经济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分子凭借科学技术直接参与社会生产活动，并成为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中一支不可缺少的独立力量。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们成为社会物质生产劳动的骨干力量。知识分子也因此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作用”。^[10]

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精，学科领域越来越多样化，生产领域越来越专业化。大量新技术的采用，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人类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即生产结构、生产过程、生产规模和生产组织方式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生产自动化的采用和发展，大大扩展了职业化、专业化的需求，社会的现代化、智能化生产需要大量的科学家、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来完成。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高等教育积极面向社会，一方面，为社会培养适应各种不同行业的专业人才，以满足科技化程度越来越高、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的需要。另一方面，知识体系自身也更加专业化。由于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增加，高等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因此，在管理方式上，逐渐靠拢企业化的科层管理模式，知识按照严格的学科分工建制进行生产和流通，并且以一套严格的学科规范对教授的知识成果进行专业评估。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甚至人文学科也被技术化和专门化。学术之专业化或职业化的发展，是现代社会或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表现。韦伯早已指出，以理性化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分化，造成了职业化的合理发展，也是现代化由以发展的条件之一。从我国的情况看，科学研究的专业化及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在近代大学的建立过程中已逐步确立。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职业化或专业化在解放后30年始终受到阻碍，关于“红”与“专”的讨论及其不同的结果正是这一反映。改革开放后的专业化，正是对以“红”为标志的泛政治化的否定，它与国家的改革建设目标相一致，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正是教育、科研的专业化制度的发展作为条件之一促进了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巨大发展，而这种专业化的制度的建设仍然处于建设和发展阶段，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专业化还远远不够，需要大力推进。

随着知识成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知识经济时代必然是知识分子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时代。在知识社会里，知识分子队伍会迅速壮大，并上升为社会的主体力量，成为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农民阶级和产业工人阶级的绝对数量及其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日益下降，而知识分子的地位、数量与作用都与日俱增，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体现着从物质生产到知识生产、从体能劳动到智能劳动的历史性进步。那么，随着知识分子在知识社会成为主导力量，知识分子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有的社会各阶级均向知识分子转化，全社会成员都知识分子化，社会不再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作为社会分工的基础，原有意义上的脑体分工的界线被模糊化，随着知识种类增多、知识内容的不断更新、知识创新的速度加快，新的社会分工是建立在不同知识背景基础上的专业化的分工，社会成员之间只有不同知识、知识程度的差别和不同专业领域的职业区分，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发挥着专业劳动者的作用，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的差别也只是知识社会运转的不同环节，原有意义上的阶级差别被日益淡化并逐渐消失，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逐步淡化以至湮灭，知识分子专业化的趋势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