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化与公共知识分子问题

在探讨知识分子专业化发展趋势的同时，不能不涉及近年来在西方国家盛行的关于“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国内学者结合我国当前市场化的状况也在研究和探讨这一问题，由于涉及专业化问题，所以有必要在此论及相关问题，并阐明观点。

1．“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由来

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思想家们发现，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管理高度化，知识分子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作用越来越局限于所属狭隘领域，服从于市场原则，依附于国家体制和各种社会机构，于是提出了重构知识分子公共性的问题。1987年，美国哲学家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于专业，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并呼吁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引路人的公共知识分子出现。此后，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布迪厄，美国学者萨义德等人进一步论述了公共知识分子问题，从而形成了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理论思潮。

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与学院化、专业化时代的出现直接有关。在雅各比看来，以前的知识分子通常具有公共性，他们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然而，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一代，却成为了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被科学专家、大学教授所代替，后者仅仅为专业读者写作，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消亡，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因此也衰落了。^[11]所谓“公共”的涵义，许纪霖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是面向（to）公众发言的；第二是为了（for）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12]本来属于知识分子本质特征的公共性，在专业化分工和知识上的后现代思潮面前出现了问题，那么，如何在专业化和后现代社会中，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呢？福柯关于从普遍到特殊的知识分子的观点具有典型意义。

福柯把知识分子社会功能的历史演进描述为一个从普遍到特殊的过程。所谓普遍的知识分子，在福柯看来，就是那些以“左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所有人的的意识，代表所有人在说话。普遍的知识分子一向以民众的代表自居，其话语权威依赖于他们的言论揭示了某种真理，“向那些尚未看到真理的人以无法说出真理的人的名义道出了真理：意识和雄辩。”这是普遍型知识分子确立自我认同的重要前提条件。^[13]对此，利奥塔在其《知识分子的坟墓》中揭示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更像是把自己放在人、人类、民族、人民、无产阶级、生物或其他类似存在的位置上的思想家。也就是说，这些思想家认同于被赋予了普遍价值的一个主体，以便从这一观点来描述和分析一种情形或状况，并指出应该做什么，使这一主体能够实现自我，或至少使它在自我实现上有所进展。这种‘知识分子’针对每个个人发言，因为每个个人都是这一存在处或胚胎。根据同样的原则，他们针对个人并起源于个人。‘知识分子’的这一责任和普遍主体的（共有）概念是不可分开的。只有它才能赋予伏尔泰、左拉、佩基、萨特（限于法国范围而言）他们曾被给予的那种权威。”^[14]按照许纪霖先生的观点，普遍的知识分子还包括葛兰西所说的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

传统的知识分子，以左拉为代表，他们通常是自由漂浮的（曼海姆的观点），具有波西米亚人的特质（雅各比的观点），不依附于任何体制，相信自己代表了普遍的理性、正义和理想。然而，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以传统的方式在今天知识被高度专业化和元话语被解构的后现代社会中，是否可能？左拉生活的时代，知识还没有分化，人类的理性发挥了积极的启蒙和思想解放作用。传统知识分子敢于对抗国家理性，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掌握并代表了人类的理性，并且，这一理性是整体的，具有终极价值和依据。然而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的分化，知识也日益分化，各种知识之上的整体知识意义何在？利奥塔认为，所谓的元话语——整体性知识的虚妄性在于，当整体性知识所造就的两套宏大叙事——关于真理的叙事和革命的叙事被颠覆之后，知识分子所赖以存在的知识论依据就被釜底抽薪了，失去了立足之地。^[15]在今天的社会里，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仅凭形而上的普遍知识实施批判，已经很难与那些技术专家相抗衡，不基于专业的批判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有机的知识分子，以萨特为代表，认为在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总是与各种利益集团相联系，并代表着某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声音，特别是代表受压迫的底层人民的声音。在利奥塔看来，这种虚妄性在于：“在现实中已不再出现普遍的主体——受害者，让思想能够以它的名义提出一种同时是‘世界的构想’（寻找名字）的控诉。萨特试图采纳‘社会经济地位最低下’的阶层的观点以引导自己穿过各种不正义的迷宫，但归根到底，这一阶层不过是一个消极的、无名的、经验的存在。”^[16]在福柯看来，在后现代境遇中，人们已经不再要求知识分子充当其他人发言的角色了。所有人都有同权力斗争的资格，不需要谁来代表谁：“所有无法容忍权力的人都可以从自身的积极性（或被动性）出发投入战斗。当投入这场属于他们的、完全了解其目标、能决定其方式的斗争时，他们就进入了革命的进程。”^[17]在他看来，群众没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也能进行革命斗争，而且，他们对自己的认识比知识分子更完美、更清晰，表达得也更好。不仅如此，知识分子代表民众发出声音，事实上阻止了民众直接表达的意愿和权利。知识分子的真正作用是与身临其中的权力形式作斗争，揭示知识话语与权力统治之间的隐蔽关系。②在福柯看来，普遍的知识分子的存在不适于世俗化的社会，对于今天的社会而言，普遍的知识分子不存在了，而只有具体的知识分子——某领域的教授或专家，这些人就是特殊的知识分子。

在特殊知识分子看来，同样是对权力的批判，但普遍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外在于权力、与权力相对的伟大的力量，而特殊知识分子不同，他们认为，真理与权力不可分割，任何权力的背后都有一个关于真理的话语系统支撑着它，给予权力以合法化，而真理之所以是真理，也是因为在现实关系中体现了一种权力的关系。因此，作为知识与真理生产者的知识分子内在于权力之中，是权力帮闲。^[18]正是由于在权力中的位置，特殊知识分子才可以揭示知识与权力的内部关系，与普遍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对于权力的批判不是存在于普遍的意识中，而是存在于他们自身的专业化中，专业化的知识给予他们批判的可能性。^[19]那么，特殊知识分子是如何进行批判的呢？福柯说：“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20]在福柯看来，他自己就是一个特殊知识分子，“我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工作，我并不创造一种普遍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论”。^[21]

2．对以福柯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观点的质疑

我们在评价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时，应该看到，兴盛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潮，其实是对当时西方社会知识文化商品化、人文精神失落、传统道德式微，以及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丧失等异化现象的一种反抗。事实上，在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当中，在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确实产生了一批干预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优秀学术著作和知识产品。我们上述所论及的以福柯为代表的关于从普遍到特殊的知识分子的观点，无疑提供了一种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面对普遍性话语失去其应有地位时，知识分子作用方式的一种进路。然而，将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联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进行分析时发现，尚有许多可质疑的地方。

⑴福柯是在否定普遍性意义的基础上提出特殊知识分子对权力批判的可能性的。而这种批判本身是为批判而批判，在此过程中，尽可能地悬置我们在检验和评估时所提到的那些价值，也就是说，批判不预设目标，亦无方向性，惟有批判本身才是有意义的，他们只关心此时此刻，关心解构权力本身。^[22]诚然，批判性是知识分子的天赋权利。对知识和理性的追求和探索是在不断发现、不断怀疑和不断批判的过程中实现的。然而，一方面，批判是有目的性和价值取向的。福柯的特殊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批判，不是为了社会的普遍目标和普遍价值，对权力的拆解只是为了解除权力对自我关心、自我发展的限制和禁锢。而个人的发展无法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存在，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制度框架内，才能针对相应的自由、正义和平等的制度机制，提出个人的自由如何可能。没有前提的批判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另一方面，批判的目的是对现有状态的否定，以建立一个更为合理的新状态，单纯的批判而无建构和肯定，批判是无法继续的。福柯以康德为例来为自己辩护，他认为，康德所论证的启蒙精神就是一种批判的态度、批判的气质和批判的哲学生活。的确，当康德说启蒙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时，蕴涵着福柯所说的批判和否定的精神，但康德所说的启蒙同时还有肯定的意义，那就是对人的理性建构能力的肯定，特别是人的实践理性，可以实现道德的自我立法，捍卫人作为目的本身的存在和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康德的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在批判精神的背后有这样明确的价值指向。然而，福柯只获取了启蒙传统的一半，这使得他的批判缺乏任何积极的规范意义。^[23]

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在中国市场化的进程当中，知识分子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建构，是批判性的建构，是在批判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利于市场经济建立的种种弊端前提下建构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理想、价值和文化；是对来自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诸多弊端批判基础上对中国现代化准则的建构；也是对来自西方的后现代的文化思潮（包括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批判和分析基础上为中国市场化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福柯为批判而批判的方法值得警惕。

⑵事实上，福柯并没有解决知识分子在专业化和后现代条件下，如何重建公共性的问题，因为，一方面普遍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可能性，而特殊的知识分子完全个人的、没有肯定和建构的拆解和批判，也无法导致有效的公共性的实现。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阶层还能否担当这一重任？为此，我们仍然需要回到问题的起点——专业化本身来看一看。

在本章的前面部分，我们专门论述了知识分子专业化的问题。专业化的趋势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由此加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随着全社会知识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分工已由过去的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分转变为专业化的分工，即以不同知识作为分工的基础，知识分子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那些少数拥有知识的生产、创造和传播权力的人，全社会的知识分子化，使得知识分子的特殊性不存在了，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人人都成为专业化的劳动者。这样一来，作为社会良心，原来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担当的使命变成了所有人的使命，社会良心转变成每个知识分子（也是每个公民）的个人良心和公民义务，建立理想的、共同的社会准则成为一种普遍的自觉。许纪霖先生在借助布迪厄的观点阐述其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时，举了哈贝马斯的例子，这里我们亦可借用以说明我们的观点：“哈贝马斯作为一个对许多社会公共问题有深入研究和讨论的哲学家，在介入诸如科索沃、‘9·11’事件等公共事件讨论时，他那些与众不同的具有反思性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哈贝马斯所凭借的不是所谓的一般知识或普遍道德，而是其深厚的哲学知识。他在谈到哲学对于当代公共生活有什么意义时，问道，由于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化，其功能系统依赖于专门化的知识，这些知识主要来自专家。那么，作为形而上的哲学家有什么用呢？哈贝马斯说：哲学能满足人们对实践导向和生活意义的渴望，哲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要比他们作为专家对现实具有更为广阔的影响力，有助于现代社会达到自我理解，对社会的整体和多方面做出特定的解释，并具有解决正义的或有序社会的基本问题。他特别指出：‘在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一群行动者，他们显得很突出，成为他们既不能要求也被授权去干涉，而是主动运用他们的专业能力，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提出多少是理由充分的看法。由于实现了这种颇有雄心的要求，即在各种情况下公正地考虑所有相关观点，平等地对待各方利益，他们就获得了一种权威，这些知识分子最多能够依赖的就是这样一种权威。’”^[24]

同时，由于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不同类型的职业政治家、监督社会公共事业的管理者、公共问题的理论研究人员、教育者都将职业化，这种基于公共问题的专业化、职业化本身就是公共化。同时，随着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交往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个人与社会关系日益丰富，每个人越来越多地依赖他人，因此而更多地参与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社会交往，同无数其他的个人，从而同整个世界进行普遍的交往，与此相关的社会交往原则更加科学、合理，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有效协调的共同准则，加上社会民主化、法制化的不断完善，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参政议政都有了制度化的渠道，这些都使得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不再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存在，而是依赖于社会的的多元化和相互制约。

【注释】

[1]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三联书店，1997。

[2]参见：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机械工业出版社，1997；苗立伦：《知识价值观的初步建构》，选自《浙江海洋学报》，2000，3。

[3]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4页。

[4]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3页。

[5]参见：于慧玲，《关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价值的思考》，选自《理论学刊》，2001，1。

[6]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2页；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286页。

[7]以上参看张汝伦：《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选自《研究与批评》。

[8]参见：乔治·斯蒂格勒：《知识分子与市场》，选自F.A.哈耶克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第75页。

[9]参看：刘保国，《知识分子：与阶级社会共始终的阶级》，选自《理论导刊》2003，10。

[10]参见：《江泽民重要讲话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11]参见：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12]参见：许纪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29页参见：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6页。

[13]参见：福柯：《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第205页；孟鸣岐：《走向后现代状态的知识分子》，选自《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04，9。

[14]参见：利奥塔：《后现代与公众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16-117页。

[15]参见：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北京三联书店，1997。

[16]参见：利奥塔：《知识分子的坟墓》。

[17]参见：福柯：《福柯集》，第212页。

[18]参见：福柯：《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p22-34；许纪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第54页。

[19]参见：福柯：《福柯集》第470页。

[20]参见：福柯：《对真理的关怀》，选自《权力的眼睛》，第147页。

[21]参见：福柯：《福柯集》，第33页。

[22]参见：福柯，《权力的眼睛》，第48页。

[23]参见：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
参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22页
参见：许纪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第56-57页。

[24]参见：哈贝马斯：《再论理论与实践——2002年4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薛巍等译，载“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网站：www.cc.crg.cn；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第74-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