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自然经济缺乏人与人之间的横向的社会联系,人们相互隔绝,因此,社会整合只能以纵向的上下等级归属的一体化方式进行,呈现的是纵向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每个人都有固定的身份和地位,都属于一定的社会等级。它把人人为地分成尊卑贵贱的不同等级,并体现的是人身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性使人的各种需要、各种活动都不能相对独立地实现,只能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控制下进行,在维护政治秩序的背景下进行。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型社会,即皇权集团占据金字塔的顶端,塔尖之下,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士位居四民之首。但值得注意的是,士作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传统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一方面,儒家的伦理道德为统治阶级奠定了经世致用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通过科举考试,士大夫可以入仕为官,成为皇权统治成员的来源和补充。因此,它同统治阶级有相当紧密的关系。然而,统治阶级需要知识分子为其政治统治提供思想基础、为其“代言”,却不需要凌驾于其上的、能检验合理与否、正义与否的“道”,于是,知识分子始终是“代言”、“依附”、“工具”的身份,始终没有独立的存在过。加之脑力劳动的性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广大劳动者视之为维护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是高于自己的异己力量,因此,他们始终又与从事体力劳动的其他劳动阶级处于相对对立的状态。
近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于本世纪初,伴随着风起云涌的现代化革命的浪潮,统治阶级一元化的强权话语体制受到来自“现代化”的挑战和质疑。然而,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条件不能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的生存条件,既没有民间社会的形成,也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只能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
解放后30年的情况我们在前面作过专门的分析,在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不存在传统社会中人身依附关系的经济和政治基础。然而,由于国家地位至高无上,所以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资源高度集中,每一个组织或群体除从国家获得所需资源外,没有任何获取资源的渠道。这就使得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不可避免的高度依赖国家,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上的相对独立性,也就不可能有相对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意志。从社会结构看,除城乡分化外,在城市中,主要是干部、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体之间的划分,这种划分,不仅是阶层和职业的划分,更是一种身份等级的区分,其主要特征是身份等级间界限分明,身份之间很难改变,且身份内部的社会成员之间具有很高的同质性和平等性。此种分化带有很强的“先赋性”。对个人位置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职业、地域、所属的组织或群体,而主要是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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