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大一统天人感应论

【大一统】

董仲舒的少年时代是在文景时期度过的，曾跟随儒生子寿治公羊《春秋》。由于学习刻苦而且能够结合实际阐发新义，不久就名声大振，学业有成，景帝年间便被立为博士。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因而下帷讲学时，门庭若市座无虚席，颇受世人尊重。

汉武帝时经过多年恢复，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发展到兴盛阶段，下诏求贤以询大道之要、至论之极。董仲舒蒙武帝亲自召见，畅谈天人关系宣扬大一统思想。其实董仲舒的大一统政治思想并非其个人独创，而是对以往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大一统政治思想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天命观念，夏殷之际人们已形成了天是最高主宰的意识，即政权天命的意识。董仲舒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以儒家为主干，兼及阴阳五行、法、墨等中国古典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成为历史前进的必然选择，为董仲舒大一统政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虽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但是作为古代天人合一说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发展阶段，在生态伦理方面确实包含了一定的积极因素。

【天人一类】

董仲舒通过天人相类与天人同构的观念进一步阐述了天人合一思想。在他看来，人的生理构成与天相类似。天不仅是自然的苍穹，而且是宇宙间所有秩序的本原与依据。天为百神之长、万物之祖。既然万物都是由天创造的，那么人类也不例外：“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由此推导，人的一切都来源于天，天是人之成为人的本原和依据。董仲舒把人体结构与季节四时相比附，并认为人依于阴阳五行而类于天。他认为，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日月，人有耳目。“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他把人体结构与外在形状与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相比附，并把人体的上下结构与天地的尊卑联系在一起：“人之身，首而员，像天容也；发，像星辰也；耳目戾戾，像日月也；鼻口呼吸，像风气也；胸口达知，像神明也；腹饱实虚，像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腰）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为带。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以下者，丰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四方，地形之象也”。

董仲舒还认为，人的性情也起源于天，或者说人的性情就是天的性情的外化。人的喜怒哀乐与自然界清暖寒暑是相通的。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四气者，天与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蓄也。故可节而不可止也。总而言之人的一切都是由天决定的，并与天相类，天人之间不仅结构相类，而且深层次的情感道德也相类，因此天是放大了的人，而人则是缩小了的天。由此得出结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天人感应】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以天人相类为基础，明确地提出了物以类动的观点。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因此天将阴雨，故人之病为之先动，或使人欲睡卧，这都是天之阴气与人之阴气相互感应的结果。董仲舒把同类事物相互感应的现象看做是背后有天的主宰的、有目的的活动，并以此为依据证明了天的存在。在他看来天以感应的方式调节人的行为使人不至于背离天道。至少不至于过分背离天道。人既可以以符合天意的善行维护宇宙整体稳定与和谐，又可以以违背天意的恶行来破坏这种稳定与和谐。

所以董仲舒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就是遵循了天道，才会出现风调雨顺、老百姓衣食充足、社会安定的局面。他说：“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相反，如果人们不遵循自然规律，大兴土木、涸泽而渔，自然界就会报复人类社会，各种自然灾害就会频繁发生，“夏大雨水”、“冬大雨雹”、“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可见，人与自然的对立必然带来危害人类社会自身的灾害。人与自然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确立使天人相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换，从而使社会的运动离不开天的运动和天的意志的约束，对生态伦理的构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