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的场域

密尔认为民主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进一步培养、形成了个人的公共性格和政治效能感，推动他们更多的政治参与。他认为，民主政治鼓励公民对日常事务的熟悉，使人们学会在日常生活中运用道德规范，超越阻碍他们道德发展的欲望。而且，积极的参与将个人带出只会关注自我的私人生活，发展出关心他人福祉的道德能力。不过，在地方上，除了参加议会选举以及可能作为司法陪审员所起的作用外，民众很少有机会亲自参加一般社会事务的管理，大多数人的参与局限在阅读报纸或给报刊写信、公共集会以及对行政当局提出各种要求。密尔认为，这些活动提供给居民的更多的是在思想方面而非行动方面，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实际上，政治领域提供给普通民众的参与机会是很少的，更多的、富有意义的参与机会是来自社会领域。密尔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指出，民主如果要真正有效，不仅在中央政府和政府内部实行民主，而且大多数社会组织或小事情上也应该贯彻民主原则。^[52]

实践参与式民主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地方性公共事务，尤其是在社会团体内部的事务。密尔对地方上的规模较小的社会团体提供给普通人的参与机会予以较高的评价，认为这一领域的训练和教育并不亚于在政治机构中的参与所带来的教育意义，不但可以参与决策，还可以有机会进行具体的管理。他指出：“在地方团体情况不同，许多公民除选举职能外，还有依次被选的机会，还有许多人，或者通过选拔，或者通过轮流办法，担任许多地方行政职务中的这个或哪个职务。他们在这些职位上必须为公共利益而行动，更不用说思考和说话了，而且，这种思考不能全由代表去做。”^[53]密尔由此认为，地方事务中的智力训练比在一般国家事务中更为重要，那些看起来不太显眼的日常生活，恰恰是培养人民参与习惯的极好领域。进一步，基层和地方上的参与实践可以为更高层次和全国性的政治参与做好准备。密尔指出，如果人们还没有在地方层次上准备好参与，全国性政府的普选和参与是没有用的，正是在地方层次上人们学会了如何管理自己。“一项政治活动，每隔几年才举行一次，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中并没有为这一政治行动做好准备，当这一政治活动要求运用公民个人的智力、道德和品性时，却已经远离了它们。”^[54]正是通过在地方层次上的参与活动，人们才学会了民主的方法。“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别人的告知就学会如何读书写字，学会骑马或游泳，但是通过实践就能学会。同理，只有通过小范围地实践大众政府的活动，才能在更大规模上学会如何运作大众政府”。^[55]

在地方机构中的积极参与扩散了知识，锻炼了公民的敏锐性和判断能力。在地方上获得的知识和政治技能使人们准备好参与全国性的政治。因此，密尔认为，民主实践培养了政治技能和态度，有助于提高个人的政治效能感，反过来，政治技能和政治效能感的提高将进一步推动政治参与。

民主参与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后来参与式民主十分重视的领域，就是产业领域或工作场所。参与所具有的教育功能不仅在地方层次的社会事务中体现，也体现在人们日常工作的地方。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密尔转向了个人道德和知识发展的经济因素，分析了合伙所有权、工作场所的控制变化和经济领域的参与对于人的个性充分发展的贡献。他认为，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产生的经济演化和价值，与个人所有权和控制生产方式的发展具有联系。这一变革具有道德和物质的意义。密尔认为，合作制集中代表了民主原则在产业领域的运用，同时也体现了作为个性和社会多样性基础的独立的道德原则。密尔写道：“如果人类不断进步的话，则应该预料到，最终占统治地位的合伙经营方式，将不是作为主人的资本家和没有管理权的工人之间的合伙经营，而是劳动者自己在平等基础之上的合伙经营，即工人共同拥有企业的资本，经理由工人选举产生并可由工人罢免。”^[56]合作不仅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力，而且也带来了物质利益所无法比拟的道德革命，“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长期不合被消除；人类的生活将不再是各阶级为了谋求相互对立的利益而展开的争斗，而将成为追求共同利益的友好竞争；劳动的尊严将得到提高，劳动阶级将更具有安全感和独立感，每个人的日常工作将变为对社会同情心和实用智慧的培养。”^[57]在工作场所，合作原则是推动民主精神的最好体现。平等地享有合作组织的权利，平等地参与这些组织的管理，将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捷径。

由于经济领域合作组织形式的思想与19世纪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因而密尔被认为对社会主义抱有同情。密尔赞同社会主义者关于工业生产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将采取合作组织形式的观点，但是，他反对社会主义者将现存的所有经济弊病归罪于竞争的看法，批评将竞争看作是引起人们互相嫉妒和敌对的根源的观念，主张竞争能够提高效率，可以推动人们积极进取、提高人们的智慧。^[58]密尔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取舍不仅对他自己的理论是重要的，也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发生转型即消极自由逐渐让位于积极自由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