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民主理论家的看法一样，麦克弗森认为近代以来较早出现的民主模式是自由主义民主。为了区别于当代的自由主义民主，麦克弗森将这种早期的自由主义民主称为保护式民主（protective democracy）。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倡导者边沁和詹姆斯·密尔将他们的理论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及古典政治经济关系的假设基础上。他们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提出了一种人性模式（作为效用的最大化者）和社会模式（具有冲突利益的人群的集合），并以此为前提来解释政治现象。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拥有最大财富的人具有最大幸福，因而，所有人的最大幸福就要求所有个人具有平等的财富。功利主义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限制地使自己的幸福或效用最大化；由此导致与其他人的利益产生冲突；社会是由不断地攫取权力、以他人为牺牲获得利益的个人所组成。对个人而言，寻求最大的幸福被归结为获得最多的物质或权力。在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中，担心饥饿而非获得的希望（hope of gain）成为普通人劳动的动力；大多数人从来不会仅仅满足于生存的状态；对于较为幸运的人而言，获得的希望是生产效率最大化的充分动力；获得的希望要成为生产的动力，就必须绝对地保护财产。[30]这样，对财产的保护就超越平等原则而成为最高原则。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中，个人无限地利用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但是，麦克弗森指出，边沁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财产保障能够使生产效率最大化，使不平等永久化，却不能产生效用或快乐的最大化。边沁误解了两者的关系，将财产的最大化等同于效用的最大化。[31]与这样一种功利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政治体系，就是一个公民具有投票权的体系。边沁主张公民投票权逐步扩大，因为防止政府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唯一办法就是人们频繁地更换管理者。通过不断地选举，政府的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而非管理者手中，这样就会提高所有人的幸福。这种由公民通过投票来确保统治者维护自己利益的民主模式就属于保护式民主。[32]
詹姆斯·密尔对普遍的公民投票权原则作了最有力的辩护。詹姆斯·密尔对人性的假设与边沁相似，他认为，无投票权即无权力，无权者将受到有权者的压制，为了保护自己，每一个人都需要投票权。与边沁一样，詹姆斯·密尔关于公民投票权的观点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是复杂的，既允许普遍的公民投票权，又对某些阶层、群体主张政治排斥，排除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投票权，包括年龄、财产资格、性别等限制。边沁和詹姆斯·密尔均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使每一个人都能依据功利最大化原则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民主政府的好处就在于能够将他人干预或妨碍他人的现象减少到最低。麦克弗森指出，这种保护式民主的根本性缺陷在于“没有对民主的热忱，也没有形成一种道德上变革力量的理念；它只是为了治理本质上是自利的同时也是相互冲突的个人（被假定为个人利益无止境的追求者）的一个逻辑结果”。[33]这样一种民主观念仅仅维护了狭隘的个人权利和利益，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并无多大帮助。
19世纪中期以前，民主制度的基本假设建立在自利的个人和市场社会基础之上。公民通过投票可以防止统治者压制被统治者。但19世纪中期后社会发生了两个明显变化：一是工人阶级逐渐被看作对社会财富的增长构成威胁；二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34]这一状况连一些自由主义者看来在道德上也是不可接受的。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民主模式，麦克弗森将这种新模式称为发展式民主（developmental democracy），其主要代表包括约翰·密尔、麦基弗（R.M. Mac Iver）、杜威等。
约翰·密尔与边沁最大的区别在于对民主政治体系目的的认识。他没有忽视公民投票权的保护性功能，肯定人们需要保护自己以反抗政府的观念。但是他看到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即人类改善的机会，因而他强调人类的发展。他的民主观是一种道德的观念，对人类发展的道德关怀。民主体系是人类改善的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是所有社会成员自我发展的基础。民主体系比其他政治体系能够更好地促进这种发展。这一理解的核心在于不同于保护型民主关于人的假设。在发展型民主模式中，人是一种可以发展自己能力的存在，人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发展这种能力。不同于保护式模式将人理解为消费者和剥削者，发展式模式将人理解为能力的发展者和使用者。好的民主社会即鼓励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民主就是使所有公民在政府的活动中具有直接的利益，推动人民积极参与，至少通过投票支持或反对政府。民主被认为可以使公民获得知识，在与他人的讨论中形成自己的观点。与任何专制政府不同，民主使人们在政府的活动中具有实际的利益。民主使人们更积极、更有能量，它推动人们在知识、道德、实践方面均有所提高。[35]因此，约翰·密尔眼中的社会不同于保护式民主下的社会。
从道德上讲，麦克弗森认为约翰·密尔的民主理论是一种十分理想的民主模式，认为这种模式与保护式民主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具有一种人类可能改良及社会能够实现自由和平等的道德视野。而且，他也赞同约翰·密尔关于人的基本假设，并将其作为自己民主理论的出发点。但是，麦克弗森指出，约翰·密尔受到一个基本问题的困扰，即人的平等发展要求与权力、财富的阶级不平等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他无法正确地认识这一问题，从而在理论上也难以解决。[36]约翰·密尔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不平等的客观性，认为这与发展式民主是不相容的，但是他认为阶级不平等是偶然的、可以弥补的。麦克弗森认为约翰·密尔在这一问题上陷入了矛盾：一方面，一人一票的平等参与原则是发展每一个人自己能力所必需的；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之间存在着对立。由于工人阶级人数众多，一人一票意味着阶级立法，使得自私、短视行为普遍，从而有损其他阶级的利益。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人数众多的阶级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主导立法的过程。约翰·密尔的做法就是为人数少的阶级建立一种复数投票的机制，使得没有哪个阶级能够在立法上强加阶级立法。[37]对此，麦克弗森认为，约翰·密尔的民主模式实际上比自由主义模式还倒退了一步，因为后者至少原则上规定了一人一票。但是，从道德的角度，发展式民主比自由主义民主更为民主，它试图朝更人道、更平等的方向发展。[38]
20世纪后麦克埃弗、杜威等人的发展式民主观念仍然坚持个人自我发展的民主理想，认为公民理性能够克服民主制度的不完善。但是，现实出乎这些理论家意料之外，保护式民主体系在减少政府对选民负责的同时却延续了下来，这使得他们经常遭到经验政治学家的批评。发展式民主论者未看到的是，20世纪中期后一种类似市场的民主模式已经牢牢占据了民主思想的主导地位，这一均衡民主模式（equilibrium democracy）似乎更加适应市场社会。
均衡民主模式有时也可以称为多元主义精英模式。这一模式是熊彼特在1942年提出的。这一模式的主要观点认为：首先，民主只是一种授权和选择政府的机制，不是一种社会体系，也不是一种道德目的；其次，这一机制是由少数政党推选的政治家之间的竞争投票所形成的。投票者的角色不是决定问题，而是选择代表即哪些人来作决策。投票的功能不是决定问题。这一模式祛除了发展式民主模式中赋予民主的道德内容，强调参与本身不是一种价值，也不是人们实现更高社会目的的工具。民主仅仅是一种市场化选择机制，投票者是消费者，政治家就是企业家。[39]这一模式似乎对应了现实政治：政治就是一个市场，投票者是消费者，政治家是企业家。在市场中，实行自由竞争，市场实现对劳动、资本和物品进行最优的配置。在政治领域同样，政治家和投票者是理性的最大化者。这一模式同样假设政治人是一个消费者和剥削者，人们对政府的需求多种多样，使政府决策满足这些需求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根据这些需求的比例来进行分配，就像竞争性经济活动那样。由于需求如此众多，没有一种天然的方法可以形成多数意见。这样，一种能够提供不同比例政治物品的企业化的政党制度就出现了，通过多数投票可以选择一个执政党。作为形成多数意见的最好方法，多数投票原则能够产生一个使供给和需求均衡的稳定政府。
相比发展式民主，麦克弗森认为均衡模式更接近社会现实，其描述性更强，但是他质疑这一模式的合理性。如果选民政治行为的理性以及对信息的了解是不充分的，那么这一模式就缺乏坚实的基础。政治体系如同市场，但却是不民主的，这种均衡民主只能形成一种不平等的均衡。这是因为：首先，在政治市场中，均衡民主所谓的消费者主权仅仅是一种幻觉。政治购买力如同货币一样，每个人的财富是不平等的，一些冷漠的公民肯定不如积极公民那样获得更多的回报。社会不平等也制造了政治冷漠。由于政治购买力的分布极不均衡，结果是大多数人的政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许多公民对参与投票不感到兴趣，是因为他们认为投票活动并不能使自己的政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其次，在政治领域，不存在像经济领域那样一个充分竞争性的市场，政治市场只是一个寡头市场，少数精英和几个政党垄断了市场。作为政治产品的供给方，政党向消费者提供产品，不管是否符合需求，消费者只能被迫消费他们不一定需要的产品。[40]
尽管均衡式民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治现实，但这种现实是否合理，是否就不会发生变革呢？均衡民主依然是以占有性个人主义和市场化社会的假设为前提，所追求的价值如自由、平等也未得到有效实现。均衡式民主维护的“是一个无法超越垄断的经济市场，一个无法克服阶级不平等，一个无法让人们克服把自己看作本质上是消费者的社会。”[41]显然，那些所谓的经验主义民主论者忽略了政治生活的变革前景及改善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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