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

毫无疑问，在当代社会中均衡民主或自由主义民主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政治生活中的现实，但在市场社会中，人的本性表现为无止境的对物质的追求、消费和占有，这与民主所追求的人的道德发展原则相背离。更重要的是，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是为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服务的，是为了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维护经济社会的不平等，与民主的要求相背离，无法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

在麦克弗森的民主思想中，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是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建构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前提。在麦克弗森看来，自由主义民主之所以无法满足民主的要求，在于其基础性的假设即对人性的假设，是存在明显问题的。这种假设就是占有性个人主义。麦克弗森将占有性个人主义假设追溯至霍布斯。霍布斯的个人主义观首先开始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认为人最基本的需要就是自我保护，人们追求能够保护自我的手段，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护卫自己，包括力图征服、摧毁对方，甚至剥夺对方的生命。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集中表现为权力的使用。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有天然的权利裁定为保护自我而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因此，“在没有一种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42]

在麦克弗森看来，作为个人主义在17世纪的肇端，霍布斯的个人主义描绘了一种产生于战争式无序状态的人性。这种人性对于霍布斯自己所处的时代而言，倒也不失为相对正确的描述，当时英国正处于建立市场社会的初期。占有性个人主义最终通过洛克找到以财产权利作为个人主义的基础而得以完成。洛克与霍布斯不同，他的理论论证前提不是人的本性或欲望，而是上帝的意志。上帝创造人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因而人所具有的生命、财产等权利是天赋的。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是“某种形式的人际关系；它的存在（当它存在时）不牵涉处于其中的人的政治经验；而且它可以存在于包括当前在内的人类历史的任何阶段。”^[43]在自然状态中，人是自由的，人人可以根据理性计算自主决定自己的行动。人与人之间又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享有多于他人的权力，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即人类的理性教导着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44]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是自然法为人类规定的基本权利，是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其中，财产权利是人的自然权利中最基本的权利，其他权利都以财产权利为基础。洛克对财产权利的强调是近现代历史上所有论证私有财产权利合理性的思想家中最彻底的一位。正如麦克弗森所指出的，洛克做得太过分了，他竟然把有限的占有权变成了无限的占有权，“洛克的惊人成就就是把财产权利建立在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基础之上，然后把所有对财产权利的限制从自然法中清除出去。”^[45]然而，这一论证却为资本主义社会私人所有制度提供了最好的注脚，从而完成了对占有性个人主义的伦理阐释。

在麦克弗森的视野中，占有性个人主义推动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在政治领域也相应形成了一种新的体制及其理论形态，即自由主义民主。在大多数人看来，自由主义民主的主要价值在于它能够实现人的两种最大化：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和个人能力的最大化。^[46]这两种观点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有着显著差异，前者把人视为效用的消费者，后者把人看作是使用、发展自己独特能力的人。把人视为有着理性目的的活动主体的观点一直占据着西方思想传统的主导地位。直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前一种观点才开始处于支配地位：虽然人还是一个理性的动物，但理性行为背后的人本质上变成了一个效用的消费者和具有无限欲望的人。人类进行消费和满足欲望的方式就是无限制地积累财产——一种最有价值、最为合理地运用人的能力的方式。的确，在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作为消费者的人本质观以及占有性个人主义伦理促进了经济的巨大增长。

但是，麦克弗森把个人能力的最大化视为比个人效用最大化更加符合人的本质要求，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比之自由主义更胜一筹之处就在于它在提高人的能力方面应该做得更好。但现实并非如此。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自由主义民主社会发展的结果却是一种“榨取能力”的兴盛，而不是民主所内涵的“发展能力”的最大化。^[47]麦克弗森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在市场社会中没有土地或资本的人是缺乏“榨取能力”的，因为他们使用自己的禀赋和能量去制造产品的生产能力，不断地出售给那些拥有土地或资本的人，以此换取工资来补充自己的能量，为下一次继续出售生产能力作准备。由于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只能用于维持基本生命，因而对于这些劳动者阶级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可能去占有、控制他人的能力，因为劳动工具（包括土地、资本）^[48]的所有权被一个少数人的阶级所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社会是“由其本质决定的，强迫一些人不断地把自己的一部分能力转让给另一些人，结果是减少而不是使自由主义民主所宣称的个人享有平等地使用和发展自己天然禀赋的自由最大化。”^[49]资本主义市场进行能力的交换，但却不是一种公平的交换。即使在后来出现的福利国家中，也没有消除这种被迫的转让和能力分配的不平等，因为一旦消除这些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就会消失。麦克弗森指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占有性市场社会和占有性个人主义伦理。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结果背离了现代民主的内在要求。现代社会中民主被那些向往和追求它的人们视为一种个人与个人所有复杂关系的社会整合形式，而不再简单地是一种选择政府和使政府合法化的机制。民主内在的平等原则规定了“每个人享有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获得有尊严地生活的平等和有效的权利”。民主社会中个人应当是一个对自己能力的“行使者、发展者和享用者”，而不仅仅是“效用消费者”。民主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推动每个人能力尤其是发展能力的最大化。而衡量民主最大化程度的标准，麦克弗森认为应当从消除对个人使用自己能力的障碍这一角度去测量。构成民主最大化的障碍因素主要有三个：缺少不受他人攻击的保护；缺乏生活资源；缺少劳动工具。^[50]只要消除了这三种障碍，民主的最大化也就得到了实现。

缺少不受他人攻击的保护，在麦克弗森看来是相对容易解决的，只要通过社会行动，由国家来保障公民自由，并提供不受他人攻击的人身和财产的保护便可以实现。在自由民主国家，这些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至于资源的稀缺问题，麦克弗森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17世纪以来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假设实际上是特定时期出现在特定社会中的现象，与资本主义兴起阶段的市场经济运动密切相关。尽管对于人类的“真正”需要是什么尚不十分清楚，尽管技术革命大大提升了生产力，但只要人类仍然把自己看作不受限制的消费者，生活手段的稀缺必然无法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换一个视角来看，把人主要看作是自己能力的使用者、发展者（这也是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本义所在），那么，即使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资源稀缺问题也可迎刃而解。即使是那些不发达国家，只要将生产力提高到克服物质绝对稀缺的水平，也就可以解决生活手段的匮乏问题。因此，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主要问题不是如何分配稀缺物质，而是如何看待资源的稀缺，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51]

同样，人们赖以发挥他们能量的劳动工具的缺乏，也属于人类社会的建构问题。土地和资本的稀缺并不是由于它们的绝对数量不足，而是这些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合理分配和利用。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私有制度使得一大批人无法拥有或接近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这些人不得不转让他们自己对劳动能力的使用。而资本家远远不能充分利用其占有的生产资料，总体上社会对生产资料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占有性市场社会中劳动工具的稀缺是必然的，是由社会制度结构所决定了的。换言之，只要存在着占有性个人主义伦理，只要存在着保护占有性个人主义伦理的社会政治制度，那么，劳动工具的不合理分配就不可能使每个人充分和独立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虽然技术在解决人类资源的稀缺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麦克弗森认为，在占有性市场社会中，技术进步仍然不能充分实现人本质中的民主内涵。民主要求生产力的提高应当使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够更加充分地使用、发展自己的禀赋和能力，而技术进步带来的成就并没有改变生产力增加后的社会分配格局，占有劳动工具的资产阶级仍然控制着其所购买的劳动力，控制着被购买劳动力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及其附加值。^[52]正是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社会所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占有性个人主义伦理，是无法实现民主最大化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