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民主的方法论及具困境

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民主之所以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在于其具有一套完整的、貌似合理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巴伯对自由主义民主的分析和批判就从这一前提开始。

巴伯指出，任何一种理论均是在社会环境中得以产生发展的。理论不可能凭空产生，而是在出于某种意义或者其他“假设”中的前设概念的材料上创建起来的。每种理论都塑造出它自己的象征物，具体表现为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运用特殊的语言习惯，对事实和思想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阐释与解说，同时也假设出一个特别的起始点或者一种“惯性参照系”。^[128]惯性参照系是与被制定出来的与理论发展状况相对照的参考结构，是一种理论家由此建构其论点并且能够进行稳妥的回归的开始或者静止位置。它也是一种概念网络，根据这种概念结构的固定坐标，在理论中的每一种思想的位置和运动矢量都能够被测量到。^[129]巴伯形象地将思维比作是铸造从最初一环到最后一环的逻辑之链，惯性参照系就是铸造出第一个链条的铸造厂，它是理论奠定于其上的前设理论的基础。在惯性参照系基础上进行演绎推理和理论推导，就构成了理论的过程。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就是这样一种惯性参照系。在巴伯看来，斯宾诺莎、笛卡儿、霍布斯、洛克、休谟、边沁、罗尔斯、诺齐克等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分别运用了分析—推理、分解—综合或者推演—还原的方法来构造理论。

巴伯指出，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都属于诡辩派，他们的错误不仅在于其直线式的推理模式存在问题，而且其惯性参照系也是软弱的。

巴伯认为，自由主义民主的惯性参照系包括若干内容，即一个主要原理和几个推论。这个主要原理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前设理论基础上，而这些推论则包括原子主义、不可分割性、可通约性、互相排他性和感觉主义。作为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假设，唯物主义假定人类在所有方面和所有行为上都是物质性的生命体，这些生命体的动机、行为和相互作用都不可避免地是物理性的，所以，人类是被相当于物理的法则所统治的，整个世界就是物质性的世界。原子主义的推论假定，作为物质性的生命体，人是孤立的、完整的、自足的与单一的原子，人们的观点首先是单独个体的观点和看法。不可分割性的推论假定，人类的全部行为是与其整体的动机相一致的。可通约性的推论假定，人们大致上是与其他人一样可以用共同标准进行衡量的，即每个人都是被同样的行为法则所支配，所以每个人的心理或行为都能够与其他人进行互换。互相排他性的推论假定，人们不可能在相同的时间内占据同样的空间，结果是冲突必然成为人类社会交往的典型模式。感觉主义的推论假定，人们的感觉、思考和想象仅仅是对物质性的原因，即感官的印象或者感觉作出的反应。^[130]

唯物主义的物质性假设与其推论之间的联系构成了自由主义民主的核心特征：原子主义可以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前设理论基础，不可分割性可以被认为是享乐主义心理学的前设理论基础，可通约性可以被认为是平等的前设理论基础，相互排他性可以被认为是权力和冲突学说的前设理论基础，感觉主义可以被认为是情感主义、功利主义和具有显著特征的利益学说的前设理论基础。在巴伯看来，自由主义惯性参照系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注重物质性，政治理论家将人类社会描述为由原子所构成的，从而使人类社会具有一种与传统上对人类本质所进行的目的论的、灵魂的与精神的理解非常不同的完整性和客观性，它使得主体“我”及其进行想象和推理的天赋都具有一种具体的、真实的“客观实在性”，这种客观现实性允许它们能够使用物理运动的语言进行描述。^[131]正因为使用了物质性的词汇，自由主义民主不可能对人类互相依赖、互惠互利、合作、友谊、博爱、共同体和公民身份给予足够的考虑，也因此将自由和权力对立起来，对政治持有怀疑主义的态度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然而，这种将个体物质化的做法，用物理学的术语来描绘权力和自由的做法，是完全消极的、不确切的。这种牛顿式的惯性参照系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民主政治理论而言，可能存在着其他更加令人信服的植根于心理学、社会学与历史学并且比牛顿主义更加不证自明的合理结构；二是存在着某种完全回避惯性参照系的政治理论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发展出某种不依赖于一系列的推理因而也不依赖于这种推理必然回归的惯性参照系的自主的政治民主理论。^[132]实际上，除了物质存在以外，人还具有精神存在或者非物质的存在。根据这种非物质性的人的观念，可以推导出可分割性、不可通约性、互助论和意向论。

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推导过程也是充满谬误的。具有正当性的政治并不是在其前设理论基础上就具有任何权威性的逻辑起点，相反，它是自生自发的和自我证成的。将政治建立在某种前设理论基础上就是在沙滩上建立大厦。这种论证方式远远没有证明那些源自政治生活的理论体系的正当性，它让所有的正当理由与所有的合理依据都令人无法接受。因此，自由主义民主的假设前提是不真实的，其一系列推理过程是不成熟的。当然，作为弱势民主的自由主义民主的惯性参照系的问题实质就是其认识论的缺陷。

巴伯将自由主义民主的认识论称作“笛卡儿式的政治学”。与其他政治理论一样，自由主义民主也依赖于某种关于政治知识特性的假设——存在着某种可以认知的独立基础，即某种不可变更的第一前提或者“永恒的客观存在”，依据这种第一前提通过简单的推导就能得出政治生活的各种概念、价值、准则和目的。^[133]寻求确定性是笛卡儿式认识论的目的。人类寻求最终的可观察的因素，为社会知识寻求一种安全可靠的基础，赋予政治实践一种绝对确定的普遍真理的地位。然而，人类知识真的具有确定性吗？在巴伯看来，社会学家在模拟严格的自然科学时，试图进行客观实在的诠释，结果却是在培育某种正统的信仰而非发现真理。自由主义将政治学建立在一种固定不变的前政治的范畴中，寻求确定性使得理论家不再把注意力放在使政治生活能够被理解并且使政治实践具有充分根据的要求上面，政治世界的基础存在于确定的、前政治的真理中，存在于绝对的事实或绝对的观念中。

自由主义理论（如社会契约、自然状态、自然权利和原初状态等）的笛卡儿式认识论的特征主要包括还原论、演进论、二元论、纯粹理论及唯我论。^[134]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将政治生活的起点还原为一种类似“原初状态”，简化为一种剥离了人的特殊心理状态和特殊利益的观念，将人类关系简化为一种回避偶然事件、不确定的意外情况的物理结构，将人性看作是享乐主义的个人主义。这种还原论在试图阐明真实现象的时候，丧失了真正的生活观念，使得其理论推导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还原论将演绎法看作是其逻辑推导的主要工具，坚持公理或逻辑前提在政治推理中的优先性。在还原论的推理过程中，将现实政治从其逻辑起点中分离出来产生的问题是使得自由主义民主的认识论具有一种二元论的特点，即将认识者被隔绝在被认识的事物之外，思想被区别于行动，事实与价值对立。这样一种二元论的做法使理论成为一种自主的领域，理论保持着静态的、机械的并且具有因果推理的关系。自由主义民主认识论的最后一个特征，即唯我论。唯我论的出发点就是自我，理解一切知识的方式就是个人主观印象的经验感觉，或者是个人理性的判断。这种将自我置于认知中心，将自反性看作是一种不证自明的做法，实际上体现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中的极端个人主义，它的最大问题在于忽视了知识的社会特性，忽视了在人类共同体框架中私人理性最终依赖于社会公众这一事实。自由主义民主的笛卡儿式的认识论是依据那种可以称之为独立根基的谬误起作用的，对这种谬论的依赖导致了其理论的肤浅空洞。

近代以来，政治思想和理论的出发点都是某种人性观。自由主义民主所假设的社会契约论就是建立在特定的人性观基础上。人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延伸到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前设理论基础和认识论之中。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在本质上是孤独的这一特征逐渐成为自由主义的最显著特征。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由于人是孤独的，所以他也是享乐主义的，具有侵略性和进取性。”^[135]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要具有进取心就必须成为所有者、经营者和剥夺者。对于信奉民主的人来说，享乐主义者、掠夺者与所有者都具有共同的典型特征。“完全孤独的个人也是独立的个体，他们能够进行自主的选择，所以能够实现自我管理；他们都是能够做出理性行为的主体，所以能够进行理性的预期并在几种可以相互比较的意见中进行选择；他们在心理上是互换的，所以也就提供了民主所依赖的平等主义的基础。”^[136]无政府主义、现实主义和最小政府理论都避免不了这样的逻辑前提，即人最终是孤独的，那种由基本物质需要所明确限定的自利是人们在所有人类交往中最重要的动机，自主、平等和权利是政治生活的条件而非产物。自由主义民主所赖以为基础的孤独的个人，不是神就是野兽，其最终结果就是脱离了人类社会，脱离了人类交往关系。实际上，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东西都不是个人所创造出来的，而是由整个人类所创造的。“人类自身的本质特征不是产生于个体意识，而是来源于普遍意识，不是产生于个人偶然的奇思妙想，而是来源于世世代代的共同劳动。”^[137]人类世界的本质是社会交往。由此，巴伯提出了这样一个思考——我们的政治是使我们获得解放的力量，还是进一步奴役我们的力量？^[138]显然，弱势民主并未使人类获得解放。

自由主义民主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由于强调个人主义的自由观念，把自然权利当作现实社会中人们在共同体内部建构自由生活的充分的社会心理基础，使人与人之间丧失了彼此联系的纽带，最终把人们限制在精神颓废的自给自足的状态中，反而使人们失去了保护他们的社会安全网络，给人们预备了残暴的群体生活形式，不仅损害了民主，也使得任何具体的自由希望处于危险之中。自由主义民主的现实主义倾向，不仅将权力看作是一种工具，更看作是人类的深层次需要，从而将人性与侵略性、掠夺性联系起来，将抽象的、孤独的个人变成贪婪的掠夺者。当代自由主义民主试图将人从贪婪的人性中解救出来，但是它缺乏改变的条件，即公民身份。自由主义民主的最小政府论倾向尽管为个人自由提供了庇护场所，但是，真正的自由在这种庇护场所中遭受的损失与得到的收益是同样的，自由在获得保护的同时恰恰是以各种潜在的侵蚀为代价。巴伯指出，自由主义民主的这三种倾向是互相补充、互相牵制的，每一种倾向都为其他倾向可能患有的病症提供了一定的免疫。无政府主义倾向在社会关系中强调个人的优先性，告诫人们不要采用代议制、象征性集体或共同体观念，因而能够被个人所接受。现实主义倾向洞察出无政府主义无力对私人强制与市场不平等提出质疑，因而为合理的国家观念提供了支持。最小政府论对集体权力的不信任抵制了现实主义以大众权力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的倾向。^[139]总之，自由主义民主虽然为私人生活提供某些保护，但却无法创造让所有人能够参加的公共生活。自由主义民主低估了人类对于社会交往、共同体及各种身份认同的需要。显然，当代社会中日益恶化的危机正是由于缺乏公共生活所造成的，而自由主义民主应当对这些危机承担一定的责任。

自由主义民主本身所具有的缺陷凸显了自由主义的弱点。首先，代表与自由不相容，因为它委派代表而疏远了政治意志，以牺牲真正的自治和自主为代价。自由与公民身份是互相关联的，不能通过共同协商、共同决策和共同行动而对决定其共同生活的政策直接负责的人民，事实上一点也不自由。其次，代表与平等不相容，因为它忽略了经济与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没有共同体，那么平等就是一种虚构。第三，代表与社会正义也不相容，因为它侵犯了每个政治秩序所要求的个人自主与自足，因为它损害了共同体作为正义调节工具的功能。^[140]自由、平等、正义事实上意味着一切政治价值，代议制民主不仅在理论上未能满足这些价值，而且在实践中也剥夺了普通人的权利。公民服从于那种并非他们真正参与制定的法律，他们变成了代表们的消极选民，代表们远没有重构选民的目标和利益，而是侵夺了选民的公民功能和他们的公民能力。^[141]对此，巴伯指出：“如果民主是赋予我们进行自我管理的权利，而不是依据我们的利益接受被管理的权利，那么自由主义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142]

为了进一步说明代议制民主的后果，巴伯归纳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困境与悖论：（1）虽然人类的各种偏好是不可通约的，但是它也必须被表达、选择和排序，因而也可以进行比较和评估；（2）让政治更趋向于代议制的努力只会产生一种更加精英主义的零碎的、无效率的系统（这就是所谓的寡头统治铁律）；（3）选民进行投票时是平等的（一人一票），但是他们关于投票问题情感的强烈程度显然是不一样的；（4）任何个人的角色和利益的多元化都削弱并私化了公民身份，并且剥夺了其有序的（最高）职责。^[143]

近代以来，投票机制一直制造着古典民主的悖论。投票是通过选择精英来代替公民履行公共权力的责任，这一做法本身就变成了公民放弃自己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代议制民主的多数主义原则更是民主的致命弱点。在巴伯看来，多数规则腐蚀了而不是促进了政治判断，多数完全可能压制少数的权利。代议制民主的组织原则及其实践，在名义上体现了权力来自人民，但最终结果却是将寡头精英置于人民之上。

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在当代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另一个重要原因源于自由主义民主对历史上不加节制的民主的批评，诸如忽视个人权利、大规模的计划、福利体系、社会管制等。由于这些缺陷，对其他形式民主的不信任也一直延续至今。然而，自由主义民主对其他民主的批评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理论上讲都是有缺陷的：一是即便自由主义民主对其他民主进行批评，但它仍然脱离不了精英民主的宿命论；二是自由主义民主的批评误解了直接民主或参与式民主的特征与差异，将有害的民主形式（统合性民主）与健康的民主（强势民主）混淆了起来；三是自由主义民主本身不经意地吸收了它曾经归咎于直接民主的弊端。^[144]实际上，根据巴伯的观点，当代政治的各种病态至少部分地来自自由主义民主的实践及其赖以为基础的弱势理论。

那么，如何在不运用自由主义的方式来保障自由的同时，在不破坏自主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促进共同体的发展？如果自由主义不能服务于民主，那么民主的复兴就必须寻找其他的形式。这就是强势民主，“一种不会压制个人的共同体，一种尊重不同意见的舆论，一种承认冲突但是并不热衷于派系斗争的政治，一种强势的但并不是统合性的民主。”^[145]巴伯强调，“强势民主是现代民主政治所能采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形式。”^[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