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平原自唐代以来即享有“鱼米之乡”的美誉，稻作文明向被视为其农业文明的重心，稻米在地域物产和人们的饮食结构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从史前时期的考古成果一直到最近的文献资料，均可发现稻作生产与人口繁殖、聚落发展的密切联系，自然水土条件和社会经济需求的变化可能短暂地引起稻米种植的变化，但却始终不会过分偏离其中心地位。
新石器时期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水稻种植已经起步，但面临诸多来自自然界的困难。人们逐海而居，海洋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鱼类和贝壳资源，但因淡水缺乏，居住地又经常受到咸潮的侵袭，土壤含盐量大，相邻区域已驯化的稻米品种不一定适合在海边种植。但人们对于滨海沼泽地的改造一直在持续，适合咸土的稻种也逐渐培育而成。
根据考古发现，从崧泽文化（距今约5800年至4900年）晚期到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年至4000年）早期，太湖平原人群的食物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肉类供应的主体从野生动物变成了家养动物，大规模种植的水稻也开始取代野生植物成了主食。崧泽遗址中发现稻作遗迹，证明那时已有水田、排水的沟渠和拦水蓄水的田埂、土坝等农业设施。从出土稻谷的形态上看，崧泽文化末期与良渚文化早期之前，稻谷的形态很不稳定，有偏籼型、偏粳型、亦籼亦粳型、非籼非粳型等多种鉴定特征，后来则基本上接近今天的粳稻类型，籼稻和粳稻的区别明显，说明水稻驯化程度在不断提高[16]。
太湖平原的古人们，在与海水浸泡过的盐碱土做斗争的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种稻经验。距今7000年至6500年前，海侵达到最大范围，这时太湖东部形成由黄色黏土组成的高台平原，呈现以河塘、沼泽、小型湖泊浅水洼地为主的地貌，人们定居在高冈地面上。这种广阔的湖泊沼泽地貌在海退后经过脱盐过程，只要有大片淡水可以利用，同时建立起河渠化的排水系统，即可成为种稻的理想地点。对于史前时期的植稻情况，我们只能根据考古成果做出上述推断。
中古以来的植稻情况则可根据文献做出详细的描述。滨海平原上的人群根据土质和水环境的特点不断筛选适宜的稻米品种，耐旱、耐瘠薄是其共性特征。这可从稻米的颜色做一证明。在今人看来，红米是一种米质较差的稻米，但其却一度成为太湖平原滨海人群的重要口粮之一。崇祯《松江府志》记：“松江赤，其粒尖，色红而性硬，四月种，七月熟，即金城稻也。是惟高仰之所种……其性不畏卤，可当咸潮，近海口之田不得不种之。”[17]清光绪《金山县志》亦载：“金城稻，俗名金裹黄，又名松江赤，粒尖，色红，性硬，南乡近海多艺此种，以其不畏卤，可当咸潮。”[18] 方志载金城稻从闽、粤一带传入江南是在南宋时期，之后在滨海地区广泛种植，此前也应当有适合滨海赤卤之地的其他稻种，只不过暂未找到确切的文献依据。
经过长期的筛选和培育，太湖平原腹地的稻米品种日趋多样化，口味和品质也逐渐提高，整体以口味上佳的粳稻为主。如清后期的《上海县志》记：“粳稻，宜水田，春分浸谷，四月莳秧，八月熟。亦有播谷散种者。邑每以豆饼碾末作膏。有牛耕，亦有人耕，呼为大熟。碾谷出米，性柔而粘。”[19] 民国《嘉定县续志》记：“粳稻，有黄稻、白稻、瓜熟稻、三朝齐、荔子红、雁来红、一莳兴、罗汉黄、飞来黄、南浔黄等数种，皆用以作餐。”[20] 清《珠里小志》述曰：“谷之属，有粳有糯，随地异名，种类至繁，不外早、晚、中秋三种。”[21] 清《盘龙镇志》所记稻米之属则分得更细，包括小籼、大籼、早白稻、中秋稻、晚白稻、香粳、早乌稻、红莲稻、紫芒稻、秋风糯、金钗糯、陈糯、矮儿糯、羊须糯、乌须糯、芦花糯、西洋糯等[22]。
元代棉花传入太湖平原之后，逐渐成为冈身以东和滨海一带的主要经济作物，因为沙质土壤和大圩瓦解后趋于干旱化的高乡水环境有利于棉花种植，但这并未撼动水稻作为主要作物和当地人主食的主体地位。即使是在棉花生产和棉织业十分发达的地区，实行的也是“稻三棉七”的种植格局，而并非不种水稻，水稻依然是居首位的粮食作物。清代宝山县的罗店镇地居海滨，其种宜木棉，而不宜禾，“然久种棉花，又苦蔓草难图，故三年种花必须一年种稻，所谓七分棉花三分稻也。农家勤纺织，种田之暇，惟以纱布为事”[23]。而清光绪时的南汇县，傍浦种粳稻者亦十之三，种木棉者十之七[24] 。高乡棉花与稻米兼种的格局有利于土壤肥力的恢复，对除草、除虫也是有利的，这是一种符合地方水土生态的种植结构。棉花种植虽多，但其终究是一种经济作物，主要用来流通交换和维持家计，而稻米自古以来作为太湖流域人群主食的地位并未动摇。高乡地区的人群以售卖棉花棉布所得收入买米以果腹，所以高乡市镇的米店和米市经营常常是其商业之大宗。
高乡在明清时虽然已经广泛种植棉花，但一旦出现适宜的外部条件，人们便很快回复到水稻的种植，这说明在太湖平原范围内，种植水稻的意识远比种植其他粮食作物的意识更加根深蒂固。例如崇祯《外冈志》云（外冈时属嘉定县）：“此地皆瘠沙，又为冈身，地势高颇难蓄水，不宜于禾，往惟种棉花，遇丰年亩可售五、六千。但遇米价昂贵时，种稻者又占一半。”[25] 而直到晚近时期，南汇滨海平原的拓荒者，仍然在土壤脱盐达到一定程度时选择种植水稻，最初几年因土壤盐碱性较强则主要种植小麦、大豆、玉米等杂粮，以待土壤情况好转[26]。建国初期南汇、川沙滨海一带大兴农田水利，将大片棉田改为稻田，甚至推广双季稻，并且取得了成功，可以说与这种根深蒂固的植稻观念不无关系[27]。位于低洼地区的青浦，在民国时期的农田分等时，将稻作产量高的田地定为“上田”，少量棉田即使产量高也并不计算在内，体现的仍然是以稻作为中心的观念[28]。
太湖平原虽然自秦汉开始就有小麦与杂粮的种植，但这些作物始终是作为人们食物中的配角，被视为稻米的补充。据清宝山县《月浦志》，乾隆二十年当地发生大水，米贵布贱，有食观音粉致死者。志书作者注释说：“观音粉是山上嫩泥，猾贾嗜利妄售，为害不浅，断不可食。救荒之策，莫如播种荞麦。北人之食麦，与南人之食米无二。其性无毒，南人食之，亦可养生。设令五、六月间，花稻俱荒，急令播种荞麦，至八九月间，即可收获。惟乡民无知，无由觅此麦种。全赖仁人君子雇舟至北地一带，多购荞麦种，散布乡间，使得人人播种。只须三月，已有收成，不亦善乎？”[29] 由此可见，本地人对于麦子（此处为荞麦品种）的态度，多认为用之以救荒应急尚可，常态情况下则缺少播种的动力。
清《法华镇志》“土产”条目记：“元麦，有赤、白二种，种植与大、小麦同，获较早。磨粉，堪作饭。食之耐饥，土人赖饱以力耕。”[30] 清上海县《二十六保志》“风俗”条目记有：“农耕者最勤苦，植木棉多于秔稻，秋冬种菜麦、小麦以为面，圆麦磨粞，杂米食之。”[31] 从中亦可见江南人对待麦饭的态度：种植的麦类只是作为配粮，稻米才是第一位的主食。
综上所述，淡水和稻米，对于历史早期太湖以东平原人们的定居生活来说，是两种最基本的生存资源，寻求充足的淡水来源、培育适宜的稻米品种，是该区农业文明与人居文明不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有稳定的水源和粮食种植环境，可以说是古代农业聚落形成和持续的一般性保障，而太湖平原的聚落发育史则为此提供了翔实而确切的证明。
稻米恒久地作为太湖平原人们种植的主要作物和主食，地处大河三角洲的地理位置和温暖湿润、水量丰沛的气候为稻米种植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丰富的地表水资源，决定了河流网络最终会替代水井在初期聚落构建中的作用，而河网的构建与水利的兴修又始终是与稻米的种植同步进行。从唐五代的大圩到明清的小圩，再到现代时期向大圩的回归，农田水利形制的演变主要是围绕稻米的生产、稻田的给排水和聚落的生态安全来展开。
稻米种植的各种需要在聚落形态上也有明显反映，例如，屋宅与农田共用河流泾浜，开挖河浜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生活用水，一方面为满足种植水稻之排灌所需，所以“浜村相依”成为太湖平原聚落形态的标志性特征。河浜两岸一边为房屋、一边为农田的格局最为常见，两岸皆房屋的大型集村只有在低洼地带水量丰沛、人口稠密的地方才有条件形成。另外，稻作区形成以灌区为单位的聚落共同体，几条大河包围起一个灌区，区内又划分为数量不等的圩，同一灌区内各圩的人们由于享有共同的水利资源而在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形成协作关系。灌区边界可能演化为基层行政管理单位如乡、保或区、都的边界。不过灌区与聚落的空间与管理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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