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聚落在大的空间范围内推展的趋势，从史料分析来看，早期迁入太湖平原的移民一般是先选择较大的河道沿岸落脚。一方面，这与当时土地资源较为宽松有关；另一方面，大型河道形成较早，由官方力量主导开凿，为初来乍到的移民提供了种种现成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据嘉定《钱门塘乡志》记，该乡东姚家宅、西姚家宅起源很早，为宋南渡的北方移民所建，位于郭泽塘南岸。族人姚承绪《述祖德》诗曰：“吾宗始迁疁，实自南渡始。其先籍河南，永乐族称首。食指二千人，历世十八九。后来陷北庭，义门聚难久。惟我文正公，枢密绾组绶。慷慨赴行朝，尽室羁官守。卜隐吴江东，旷野一尘受。迢迢郭泽塘，聊结耦耕耦。用是子若孙，各以耕名寿。”[80] 郭泽塘为嘉定干河，“昆山之东至太仓冈身，凡三十五里，娄江两岸各有塘七八条，其南岸则郭泽塘列焉”[81]。并无资料证明其最初为姚氏族人所开，应该在宋以前太湖平原塘浦大圩兴盛的时期已经形成，但姚氏后裔确实沿郭泽塘繁衍生息，其所聚居的东、西姚家宅至民国仍存。姚家族人的墓地也分布在郭泽塘南岸，俗称姚家坟[82]。
早期宗族聚居的村落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出现分宅现象，弟兄另觅宅基从老宅分出，逐渐衍生出新的村落，但新、老宅基相距不远，上文所述及的东姚家宅与西姚家宅便属于此种类型。也有分宅后逐渐成市集的，如清代华亭县北钱市，在四十一保石湖塘上，与南钱相望，盖一姓分居成聚也[83]；青浦县西湛市，在四十二保，一名西陈，与东陈相望，盖一姓分居，各成聚也[84] 。分宅在太湖平原聚落的拓展中十分突出，从聚族而居的老宅分出的新聚落，仍然大部分保持聚族而居的主姓村形式，这表明某姓族人在生存空间上的逐渐铺开。分出的新宅往往在继承老宅名称的基础上，以东、西、南、北等方位词加以区分。
另一种聚落扩展现象与宗族分宅无关，主要是从单姓聚居发展到多姓杂居，许多村落发展到后来，名称还是以当初创村时的姓氏命名，但人口和姓氏更迭早已发生过数次。以清代金山县寒圩村的人口沿革史为例：“寒圩之地，相传宋时有彭姓者，家极富，子孙殷繁，故其河名彭家泾。及彭氏衰，元时有龚姓者，富与彭垺，聚族居焉，今所传龚家浜者，其基也。至明时，龚亦衰，而王氏盛。今王氏亦衰，彭、龚之复尤有存者，然皆农人，上世莫考。”[85] 嘉定黄渡镇的缘起与沿革也可说明同样的问题：“宋元以前惟有北街为聚落，亦名卜家湾，俗呼老黄渡，在今镇北二百余步，相传卜姓、徐姓居此。此二族已无可考，后有庞氏居之，金氏居之，庞、金在前朝俱有显达者营第宅，建桥梁于斯。”[86]
清代宝山《江东志》对境内村宅的寥寥溯源，十分精辟地概括了前述两种最常见的聚落扩展现象：“阖境宅港里居，星罗棋布，繁矣。或一姓而分几宅，一宅而居数姓，土人都以姓名宅者也。”[87] 江东地滨长江口，向为“海角穷乡”，其聚落发生的历史较短，但其发育和扩展的机制与太湖平原其他地区并无两样。
无论是分宅还是多姓杂居，均将造成宅基地、墓地的增加，与之同时发生的，便是供给生活用水并承载风水功能的泾浜数量的增加，这是宋元以后太湖平原河流体系细碎化、泾浜密度增大的另一动力（与农田水利需求并列）。民国十八年测绘的《上海特别市真如区全图》，是今可见到最为详细的可再现传统聚落分布样态的大比例尺地图，从中可以看到，凡是泾浜密集分布的地方，聚落密度也较大，泾浜稀疏之处聚落数量也少，这可以作为古代聚落由干河到支浜扩展并驱动河流体系细碎化的一个有力证据。
图1- 5：民国十八年嘉定县真如区聚落分布与泾浜密度的关系（图中黑色色块为聚落）
（资料来源：民国《真如志》，卷末地图，载《上海乡镇旧志丛书》〔4〕，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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