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从生存资源与景观构成的角度，概括性地描述了太湖以东平原聚落的发育与拓展过程，并对其乡土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做了剖析。研究发现：太湖东部平原的人群具有深厚的稻米情结和传承久远的水井文化，并基于河浜、桥梁在其生存环境中基础性的实用价值，形成了附着其上的风水信仰的认同和道德教化的认同，这种文化心态又反过来推动着人居环境的进一步建构，形塑着乡村聚落共同的精神生活。这种由资源、景观到精神的提升，或曰物质与精神的高度融合，均围绕水资源的利用、改造和人对水环境的适应而展开，彰显了水乡家园的生态特征和地域文化特色。
霍耀中、刘沛林在对黄土高原聚落景观与乡土文化的研究中，运用了“景观基因”的原理，认为“一定区域内的聚落景观之所以如此相同，就是因为聚落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在景观传承或传播的过程中总是保持其文化基因的遗传特征所致；同时，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定变化，又会导致聚落景观基因在遗传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细微变化，即为了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必要的变异”[94]。本章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太湖以东平原聚落的“景观基因”是十分确定的。太湖平原成陆过程中的沼泽地貌，决定了以塘浦泾浜为特征的土地利用方式，而这种以河道为核心的地理环境改造过程，又决定了这一地区聚落形态与发生机制的共同特征，例如：河浜是聚落发生的前提，聚落的房屋沿浜分布，墓地围绕河浜而构建，桥梁成为陆上交通的重要方式等。
本章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基于河流、桥梁以及曾经时兴的水井在社会生活中的高度有用性发育而成的乡土文化，与聚落实体和景观享有共同的地理环境基因，也就是说，传统聚落的形态、景观与本乡本土的文化信仰、道德教化载体的认同具有生态环境的同源性。河道作为太湖东部平原聚落景观的重心，不仅是民众生活饮水之源泉，也是农业、交通之命脉，而由这些实用功能又生发出风水方面的象征意义。按照阴阳五行的说法，河浜担负着“聚吉祥之气”的风水作用，因此乡间住宅和坟地周围的河浜格局都有方位的讲究。坟地的选址向来有“三面环水、谓之福地”之说，以通潮的活水为吉地，河浜淤塞意味着风水形势的解体，所以河浜需要经常疏浚以保持畅通。而换个角度来看，这些地方性的风水观念与现代地理学、建筑学所理解的美好人居环境也较为契合。
正是因为物质景观的形成与乡土文化的发育一脉相承，使得太湖平原的聚落有条件从物理意义上的地缘共同体发展成为具有共同心灵生活的精神共同体[95]。在这里，人们共同享受着自然赐予的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粮食作物，也享受着由此升华出的精神文化所带来的满足感，聚落各群体共同参与了资源的管理和运作，也享受到文化上的归属感。水乡聚落的桥梁作为最重要的人工交通设施，其营造与维护的过程更加明显地体现了聚落社会全员参与的公共运作机制，因而成为聚落精神凝聚力的标志。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正因地理环境对聚落形态和乡土文化的形成和演变具有共同的塑造作用，那么地理环境的逆转性变化也将带来传统乡土文化的快速解体和聚落的崩解，这是我们在城市化时代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注释】
[1]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87年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的发掘》，载《考古》1988年第3期，第204—219页。
[2]可参考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各遗址的考古报告，亦可参考陈杰著：《实证上海史：考古学视野下的古代上海》。
[3]陈杰、陈中原、李春海：《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的环境分析》，载《考古》2007年第7期，第71—79页。
[4]参考缪启愉编：《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
[5]王建革：《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一书在“导言”中明确指出：本书主要研究和描述宋代以来的太湖东部，特别是吴淞江流域的生态与社会，这一地区是经典的江南水乡。“第一章”开头又指出：江南地域以太湖以东地区的长江三角洲为代表，这一地区以吴淞江为中心，是最经典的江南概念区。典型的江南水乡的形成起码要追溯到唐宋之交，以太湖东部平原为核心地带。另一篇文章《唐末江南农田景观的形成》（载《史林》2010年第4期，第58—69页），则专门描述了以大圩和塘浦河道为中心的水乡景观在唐末时的样貌。
[6]黄宣佩、吴贵芳：《从严桥遗址推断上海唐代海岸的位置》，载《考古》1976年第5期，第313—315页。
[7]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江苏上海县马桥俞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载《考古》1960年第3期，第30—31页。
[8]（民国）张启秦纂辑，陆世益编，杨军益标点：《望仙桥乡志稿（不分卷）》，人物，第37—38页，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9]（民国）童世高编纂，许洪新、梅森标点：《钱门塘乡志》，卷一，乡域志，第15页，“风俗”，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2）》。
[10]（清）张人镜纂，魏小虎标点：《月浦志》，卷八，名胜志，第176页，“古迹”,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0）》。
[11]（清）潘履祥总纂，杨军益标点：《罗店镇志》，卷二，营建志上，第85页，“桥梁”，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1）》。
[12]（清）王钟编录，许洪新标点：《法华镇志》，卷一，沿革，第8页，“古迹”，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2）》。
[13]（清）唐锡瑞辑，张剑光等整理：《二十六保志》，卷四，杂记，第176—177页，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2）》。
[14]（清）杨学渊撰，孟斐标点：《寒圩志》，不分卷，古迹，第10页，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15]（清）许光墉、叶世熊辑，姜汉椿、姜汉森标点：《重辑枫泾小志》，卷三，志名迹，第66页，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6）》，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16]以上论述参考游修龄：《我国水稻品种资源的历史考证》，载《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第1—12页，以及《农业考古》1981年第3期，第32—41页；周季维：《长江中下游发掘出土古稻考察报告》，1980年11月油印本；陈杰等：《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的环境分析》，载《考古》2007年第7期，第71—79页；王开发等：《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植被、气候变化》，载《历史地理》第六辑，第13—20页。
[17]（明）崇祯《松江府志》，卷六，物产，方物，第5页，载《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
[18]（清）光绪《金山县志》，卷十，赋役志中，第20页，载《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10）》，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
[19]（清）应宝时等修，俞樾等纂：同治《上海县志》，卷八，物产，清同治十年（1871年）刻本。
[20]（民国）《嘉定县续志》，卷五，风土志，物产，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21]（清）周郁滨纂，戴扬本整理：《珠里小志》，卷四，物产，第54页，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22]（清）金惟鼇纂辑，姜汉椿、朱幼文标点：《盘龙镇志》（不分卷），物产，第6页，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7）》。
[23]（清）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域志，风俗，清光绪十五年铅印本。
[24]（清）光绪《南汇县志》，卷二十，风俗志，清光绪五年刻本。
[25]（明）崇祯《外冈志》，卷二，物产，明崇祯四年修，1961年铅印本。
[26]参见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所收录的庙港村、果园村等村民的访谈内容，几个村落靠近海岸线，村民的回忆均涉及他们定居生活的空间逐渐内陆化、宜居性增强的过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7]参考中共南汇县委员会编：《南汇县双季早稻丰产经验》，科技卫生出版社，1958年。
[28]太湖水利局编：《太湖流域农田水利略》，绪言及第三编第2页，1925年刊印（内部资料），上海图书馆藏。
[29]（清）张人镜纂，魏小虎标点：《月浦志》，卷十，天人志，第220页，“祥异”， 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0）》。
[30]（清）王钟编录，许洪新标点：《法华镇志》，卷三，土产，第30页，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2）》。
[31]（清）唐锡瑞辑，张剑光等整理：《二十六保志》，卷一，风俗，第5页，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2）》。
[32]谷建祥等：《对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初步认识》，载《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第16—19页。
[33]《永乐大典》卷2276“塘”，引《吴兴志》原注。
[34]《明经世文编》，卷396，“与林侍郎论水利第二书”。
[35]《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п，第434页，“太湖水利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
[36]关于泾浜与小圩的分化过程，详可参阅王建革：《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第四章“泾浜、小圩与乡村社会”。
[37]（清）光绪《松江府续志》，卷二，疆域志，第1页，载《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3）》，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
[38]（清）钱肇然编，王健标点：《续外冈志》，卷二，冢墓，第30页，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39]（清）周郁滨纂，戴扬本整理：《珠里小志》，卷五，村落，第59—61页，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7）》。
[40]（清）周凤池纂，蔡自申续纂，杨军益标点：《金泽小志》，卷一，疆域，第3页，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7）》。
[41]傅恭弼修：《傅氏家谱》，“三房直下十二世南山公暨倪安人传”，民国二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42]傅恭弼修：《傅氏家谱》，“访旧宅祖墓记”。
[43]（清）王钟编录，许洪新标点：《法华镇志》，卷一，沿革，第2页。
[44]（清）嘉庆《松江府志》，卷二，疆域志，第28页，载《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2）》，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
[45]（清）康熙《嘉定县志》，卷一，疆域，第8页，载《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7）》，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
[46]（清）唐锡瑞辑，张剑光等整理：《二十六保志》，卷一，镇市，第4页。
[47]（清）唐锡瑞辑，张剑光等整理：《二十六保志》，卷一，镇市，第3页。
[48]何晓昕、罗隽：《风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07—115页。
[49]何晓昕、罗隽：《风水史》，第102页。
[50]（清）《董氏族谱》（华亭光训堂，作者不详），“董氏世墓记”，清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51]（清）《董氏族谱》，“世墓图序”。
[52]（清）《董氏族谱》，“语儿泾墓序”。
[53]（清）倪本礼纂修：《倪氏千乘世谱》，千乘谱序，清道光五年（1825年）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54]（民国）张启秦纂辑，陆世益编，杨军益标点：《望仙桥乡志稿（不分卷）》，古墓，第162页。
[55]风水学上向有“大聚、中聚、小聚”之分，据《重刊人子须知资考地理心学统宗》（《故宫珍本丛刊》第411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相宅相墓”篇）龙法卷之二“论龙结局分三聚”云：“龙之结局有三聚，曰大聚、中聚、小聚。廖氏云，帝都山水必大聚，中聚为城市，坟宅宜居小聚。……百里来龙则有百里规模，千里来龙则有千里气象，故帝都省郡，其局长，其龙广，宜矣。坟宅之龙，即长者亦安可比省郡城市？故多是小聚处，山水翕集，四势围近有情，而真穴必居包裹拥从之中，所谓藏风聚气者也。”可知民间百姓所讲之风水与山水微地貌的格局最为相关。
[56]（民国）钟愈纂修：《上海浦东钟氏家谱》，民国十九年铅印本，第五册，第33页，上海图书馆藏。钟氏迁浦东始祖为琼，元至元间避乱迁江东（原属嘉定，后隶宝山八都）。
[57]（清）佚名纂修，占旭东、贺姝祎整理：《江东志》，卷二，营建志，第43页，“桥梁”， 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4）》，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58]（清）钱以陶著，魏小虎标点：《厂头镇志》，卷二，营建，第24—29页，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3）》，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59]（清）唐锡瑞辑，张剑光等整理：《二十六保志》，卷一，桥梁，第29—35页。
[60]（清）张人镜纂，魏小虎标点：《月浦志》，卷二，营建志，第27页，“桥梁”。
[61]（清）钱以陶著，魏小虎标点：《厂头镇志》，卷二，营建，第24—29页。
[62]（民国）童世高编纂，许洪新、梅森标点：《钱门塘乡志》，卷三，营建志，第33页，“津梁”。
[63]（清）唐锡瑞辑，张剑光等整理：《二十六保志》，卷一，桥梁，第30—31页。
[64]（清）潘履祥总纂，杨军益标点：《罗店镇志》，卷二，营建志（上），第80—85页，桥梁。
[65]（清）朱栋纂，郭子建标点：《朱泾志》，卷一，疆域志，桥梁，第8—9页，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5）》。
[66]（民国）傅恭弼续纂《傅氏续修家谱》，“族人建石桥记”，民国二十八年油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67]（清）唐锡瑞辑，张剑光等整理：《二十六保志》，卷一，桥梁，第33页。
[68]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69]鲁西奇：《散村与集村：传统中国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4期，第113—130页。
[70]滨岛敦俊：《江南的聚落、社区与农民共同关系》，载《社会》2007年第3期，第189—205页。
[71]参见谢湜：《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以太仓璜泾赵市为例》，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第35—57页。
[72]（清）嘉庆《松江府志》，卷二，疆域志，第25页。
[73]（民国）张启秦纂辑，陆世益编，杨军益标点：《望仙桥乡志稿（不分卷）》，人物，第48页。
[74]（清）康熙《嘉定县志》，卷一，疆域，第6—7页。
[75]（清）嘉庆《松江府志》，卷二，疆域志，第26页。
[76]（清）张承先著，程攸熙订，朱红标点：《南翔镇志》，卷一，疆里，第9页，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3）》。
[77]（清）章树福纂辑，邹怡标点：《黄渡镇志》，卷三，水利上，第30—31页，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3）》。
[78]（清）章树福纂辑，邹怡标点：《黄渡镇志》，卷一，建置，第11页。
[79]（清）张承先著，程攸熙订，朱红标点：《南翔镇志》，卷二，营建，第24—30页。
[80]（民国）童世高编纂，许洪新、梅森标点：《钱门塘乡志》，卷一，乡域志，第5—6页。
[81]（民国）童世高编纂，许洪新、梅森标点：《钱门塘乡志》，卷二，水利志，第20页，“水道”。
[82]（民国）童世高编纂，许洪新、梅森标点：《钱门塘乡志》，卷三，营建志，第48页，“冢墓”。
[83]（清）嘉庆《松江府志》，卷二，疆域志，第26页。
[84]（清）光绪《松江府续志》，卷二，疆域志，第4页。
[85]（清）杨学渊撰，孟斐标点：《寒圩志》，不分卷，杂志，第32页。
[86]（清）章树福纂辑，邹怡标点：《黄渡镇志》，卷一，建置，第2—3页。
[87]（清）佚名纂修，占旭东、贺姝祎整理：《江东志》，卷一，地理志，市镇村宅附，第4—5页。
[88]（清）蒋人盓纂修：《南汇蒋氏族谱》，承建支祠记，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89]（民国）印星台纂修：《江东印氏宗谱》，追远录，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90]（清）张嘉培修：《张氏族谱》，谱序，清光绪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91]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第2表，载《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92]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76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93]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研究课题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114页。
[94]霍耀中、刘沛林：《黄土高原聚落景观与乡土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59页。
[95]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系统阐述了人类共同体生活的结合类型理论，指出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记忆之上的，精神共同体才是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而自然形成的村庄是精神共同体的重要类型（参见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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