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式的聚落形态

前述高、低乡聚落发生机制的差异并不是绝对的，史料还显示出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复合式聚落形态。

今上海市嘉定区钱门塘镇，在南宋嘉定设县后即成市镇，依干河盐铁塘而保持长期的繁荣。刊印于民国十年的《钱门塘乡志》载有其下辖的村落名称，这些村落大多起源于清代中叶：

仓场、徐公村、古塘、东姚家宅、西姚家宅、新姚家宅、谢家村、管家村、陈家村、沈家宅、茅溇、石泾、许家厍、东洪家宅、中洪家宅、西洪家宅、周家宅、顾家宅、杨钱泾、绕泾、茅家宅、滕家宅、姚湾、小钱门塘、赵家村、李家村、王家宅、井家村、唐家宅、施家村、印家宅、王家宅、施家角、茭溇村、羌家角、邵家泾、宣家村、东黄泾、西黄泾、顾家宅、胥家宅、侯泾、张泾、诸家泾、麻漻泾^[42]

单纯以村落名称的命名规则来看，并不见得该地与其他高乡地区有明显的差异，以“村”、“宅”命名的村落仍占绝大多数，以“泾”、“浜”命名的只是少数。但将具体地名与具体的浜村形态结合起来观察，即不难发现问题所在。

图2- 5：过渡性的聚落与水网格局（1920年代嘉定县钱门塘乡）
（根据民国《嘉定县续志》，卷首，图说，“钱门塘乡图”改绘）

图2- 6：低乡“浜村同名”现象在过渡地带的表现（1920年代嘉定县钱门塘乡）
（根据民国《嘉定县续志》，卷首，图说，“钱门塘乡图”局部放大改绘）

明清时期的钱门塘乡地属嘉定，习惯上被视为高乡之区，但史料记载却显示，这一带实际上是低洼的稻作区，属于高乡中的“异类”。该区地势洼下，《钱门塘乡志》载其“乡间田亩，多栽禾稻，业户收租，皆以糙米计算”^[43]；又进一步分析曰：“嘉邑土产，以棉花为大宗，而我乡（钱门塘）稻多于棉。无他，田势低洼故也。”^[44]可见，地势对河道形态与种植结构的影响十分明显，虽然钱门塘周围为高地环绕，但因其本身地势较低，河流水量较为丰富，种植结构也表现出与低乡相似的以稻为主的特征。嘉定县境内的望仙桥乡亦属低洼之区，与钱门塘乡的情况十分相似，民国《望仙桥乡志稿》载：“我乡地势洼下，种稻者十居七八。乡民佃田还租，多以米石计算。”棉花只在地势较高的顾浦东岸小块地方有所种植 ^[45]。

那么，在此类高乡中的低洼地带，聚落形态又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呢？从图2-5来看，大圩时期的纵浦横塘结构基本保持完整，但泾浜尾闾结构却比较单一，远不如地处高地的方泰乡之泾浜系统那样复杂。从图2-6来看，具有低乡特征的“泾浜同名”现象尚有遗存，例如宣家泾与宣家村、杨钱泾与杨钱泾村，且聚落沿浜集聚的形态依然有迹可循。另外，此类聚落所依存的河浜为两端沟通外河的“通浜”，交通条件较为便利。综合起来，钱门塘乡的聚落格局与低乡相近，这进一步说明在明清以后的太湖东部平原，地势与河流的蓄水能力是影响聚落形态的重要因子。

但钱门塘乡毕竟地处高乡，整体上河道的蓄水、排水、通航等性能弱于低乡，所以其水道与聚落的形态也只是部分具备低乡的特征，高乡因素显然有所叠加。例如，聚落整体上呈现散村态势，住宅沿河浜两岸排列的大型村落并不多见。其实高乡聚落的散村形态在元代已引起有识者的注意，元人谢应芳有诗曰：“负郭人家星散住，水边多种木芙蓉”^[46]，说的就是嘉定东境新泾镇的景观。《钱门塘乡志》所收录的诗篇中也有“东西两三村”、“一溪流水绕孤村”、“修篁绕屋背，细泾出泥滓”等表现散村零落、河流浅窄的诗句^[47] 。蓄水量有限、径流不稳定、船只交通又得不到保障的小泾浜不足以支撑大型村落的形成，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所以即便钱门塘地势洼下有利于河流的蓄水，但也只是高地包围中的一块孤岛，周边水环境整体上并不支持集村的形成。

宋元以降太湖地区人口密度增加，大圩分小圩，泾浜体系进一步发育，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对此，王建革在关于江南环境史的前期研究中已有较深入的分析。本节则以这一水环境变化为基础，具体分析作为人们生活居住场所的聚落发生了哪些适应性的变化。研究发现：明清是太湖以东平原聚落发生机制显著转型的时期，高、低乡两种基本的聚落模式已经发育成熟，聚落的外在形态分别表现出集村与散村的倾向性。西部低洼地区的聚落以河浜开浚为导向，屋宅沿河分布，倾向于向集村发展；而高乡泾浜的构建则以建屋造宅为导向，住宅与河浜有所偏离，形态以散村为主。

高、低乡聚落形态与发生机制产生分异的人文背景，可以归结为宋南渡后江南地区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农田水利环境的变化逐渐累积的结果，而制约着河流水性与水量的地势、潮汐等自然地理要素，则发挥着本底作用。但高乡水环境、种植结构和聚落形态在宋以后的转变，进一步证明太湖东部平原的地理环境具有显著的一致性，上游与下游的变化互相牵制、互为促动，这正是太湖平原生态与环境史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