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或从地域属性和长时期人类活动的总体上称之为家园），作为人类繁衍生息和生活生产的有形空间，其构建和演变的过程、空间分布的样态，以至其中人们的生计结构等，不仅受着地理环境的制约，也充分包含着人们对自然界和各种生存资源的认知和利用改造的智慧，贯穿了人们为了更好地生活而不断调整自身行为方式的曲折历程[10]。从宏观上讲，人类家园的营造过程是折射人与环境各种互动关系的合理界面。
基于本书的研究，“水乡聚落”可以概括农业经济时期太湖东部平原人居环境的地域典型性，表明了在健康水环境的支撑下，该地域人群的生产生活与地理环境之间和谐共存的状态。这一理想状态或许只是该区人群应当追求的一个美好目标，人们应通过不断努力使现实情况不过分偏离这一状态。
太湖以东平原自有人类活动以来，河道、屋宅与田地三位一体的聚落形式就开始发育，并扩展到平原的各个部分。“浜村相依”为聚落形态的一般特征，有浜必有村，有村必有浜，此外别无其他形态。这是由亚热带湖沼湿地的地理环境基础和农业时代人类活动的形式所决定的。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均占有土地的缩减，宋元时期出现水网破碎化和小圩化，水乡聚落的形态开始在不同的地域板块表现出明显分异。低乡地表水丰沛，建造房屋需要干爽地面，必须先开浚河浜解决排水问题，交通也更加依赖河道，所以低乡聚落的房屋普遍距离河道较近，并沿河排开，呈现出集村式的几何形态。高乡由于地势较高，上游来水停蓄困难，水网破碎与小圩化更加大了上游排水不畅的问题，所以高乡河道更多依赖潮汐补充水量，人们开凿河浜的目的，首先是引潮和蓄水，陆地交通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相对高亢的地势与河流水量的不足、河流功能的下降，使得高乡聚落对河道的依赖性减小，聚落多呈现散村格局。滨海的河道则逐渐摆脱早期纯粹的储蓄淡水功能，向多功能的内陆型河道发展，逐渐与高乡的水网体系联为一体。
宋元以来高、低乡聚落形态的分化，只不过是整个太湖东部平原地理环境变化的一个表征，从中可进一步看清该区域人地关系的一体性。其一，上游的变化牵动下游，下游的水环境问题也波及上游，区域生态环境的联动性十分明显。其二，在聚落形态变化的背后，存在着一系列由地理环境所制约的产业、生计领域的变化。
随着乡村向城市的转化和水环境变化程度的加深，水乡聚落这种传统的人居形态正在成为历史。但历史表明，在城市化时期保持城乡排水系统的一体性与区域整体性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水乡聚落作为与良好水环境相适应的聚落类型，仍然应当是家园生态发展的理想目标。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对于太湖以东家园生态变迁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人类家园的营造过程首先涉及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适应，其中应当着重论述的方面，既包括自然界对人类行为的制约，也包括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不同时期的环境观念、社会对环境管理制度的不断调适等人文方面，这些过程的呈现不仅需要面上的铺展，也需要大量鲜活的案例和具体的故事，通过故事才能更生动地展现出人在家园营造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各个过程之间的衔接也会紧凑一些。更好地讲故事，从历史地理研究者的视角讲述完整的、线条清晰的、丰满生动的人地关系故事，正是笔者目前努力的目标。
另一方面，“生态”的意思是各种物质之间的联系和循环，本书着重论述的水环境与聚落的关系仅为其中的重要方面，与这一组关系有关的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计适应等也需要加强研究的分量。水环境变化下人群的生计变化，本书虽有涉及，但尚嫌不够。例如，从传统的农业结构到今天的都市农业结构，虽然时间不长，但却有宏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转型背景，这一时间跨度不大的转型过程却需要相当精细的考证和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总之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将人类家园营造的内涵和变迁过程阐述得更加精彩，是本书作者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努力方向。
【注释】
[1]两本比较详细地论述清代江南水环境问题与疫病关系的著作是：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李玉尚：《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关于江南水质与饮用水的新作，有梁志平：《水乡之渴：江南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1840—1980）》，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上述著作对清代以来江南水质的污秽化均有详细的叙述，在追溯原因方面，或从人口切入，或从卫生观念切入，或以水质污染为重。
[2]参见曹树基：《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288页。
[3]曹树基、陈意新在《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41—54页）一文指出：从明代末年至19 世纪初, 江南地区人口增加大大超过农产量的增幅，人们主要通过其他方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亩产量的提高来消解区域内人口压力，并通过商业化和贸易从其他地区获得粮食的供应。关于唐宋以来江南人口规模的增长，几乎所有关于江南区域史、农业史、经济史的研究均有所论述。
[4]例如上海、青浦交界的重要商业市镇“七宝镇”在清代的变化：“七宝前临蒲汇塘，左有横沥，后有寺池浜环抱，西接九峰之秀，东通大海之潮，其余支河约有十余条，在前明一例深通，故终明之世，科甲不绝，名臣大儒，布满朝野。自入国朝以来，蒲汇大塘尤且通塞无常，而一切支河小港间，桥梁虽存，尽为平陆，不特科第乏人，即居民亦不免萧索矣。”（参见〈清〉顾传金辑，王孝俭等标点：《蒲溪小志》，卷一，形胜，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流经沪西大镇“法华镇”的干河蒲汇塘在清中期的状况：“蒲汇塘接龙华港通达浦口，其潮汐灌入内河最易淤垫，虽各河本有五年一浚之例，而自道光八年酌浚之后，连遭荒歉，未克兴工，总因经费浩繁，集资大为不易。此次大加挑浚，若复任令潮汐往来，不久仍然淤废，实堪深惜。”可见频繁的疏浚已无法解决蒲汇塘的淤塞问题，法华镇的交通和商业颇受影响（参见〈民国〉胡人凤续辑，许洪新标点：《法华乡志》，卷二，水利，第44页，载《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2）》）。
[5]《申报》，1934年7月14日，“太仓久旱声中之琐闻”。
[6]《申报》，1887年6月11日，“开浚松城河道”。
[7]根据各年代《申报》关于江南饮水卫生的报道和民国时期、建国初期江南各地关于民众饮水的调查报告所推论。
[8]例如《申报》1945年6月16日在报道上海市建设局对居民卫生饮水的规划和管理措施时说：“现已计划于距离江河较远之区，开掘大型公井二十口，业经市府核准，不日即可招商承包动工。比来市民开掘土井者颇众，惟施工草率，致水質每多污浊，不合饮用。本局为提倡与指导起见，特制备掘井图说，供市民咨询参考之用。”从中可见市政府要求土井要选择合理的开掘地点，也要达到一定的深度，浅井水已经污浊变质。再据《申报》1946年7月21日的一则新闻，市府要求将水质严重污浊的土井填没，另掘深井，以改善居民健康：“本市十九区内，查有土井一百五十余口。其中四十四口因水质浑浊，不合应用。……着由该管保甲长设法填平，另于他处构造适合之水井。”
[9]（英）埃比尼泽·霍华德著，金经元译：《明日的田园城市》，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3—24页。
[10]人文地理学强调聚落与地理环境的密切关系。阿·德芒戎在其关于聚落地理的著作中有如下经典的论述：“人文地理学家应当依靠地域的基础进行研究。凡是人类生活的地方，不论何处，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总是包含着他们和地域基础之间一种必然的关系。使人文地理学不同于社会学的，正是这种对地域联系的考虑。社会学家倾向于只看人类集团的心理学方面，忘掉人和土地的关系；他们所探讨的，是与地表脱离的人。但是人文地理学的特性是确认不能离开人所居住的土地去研究人，确认土地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参见阿·德芒戎著，葛以德译：《人文地理学问题》，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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