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古近代文学创作的文化背景

传统是一种惯性力量，一种精神或理念一旦在民族内心世界中积淀下来，就会形成一种具有惯性力量的精神传统，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抑或是将来，它都会影响民族的精神生活，乃至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同时，传统是建构起来的，正如希尔斯所说：“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的。只有活着的、求知的和有欲求的人类才能制定、重新制定和更改传统。”^[54]

诗学传统亦是如此。在中国文学史上，自六朝文人建构起“同祖风骚”的文学史观以来，“同祖风骚”的诗学传统便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大传统”，传统中国社会以汉语写作的文人皆在这个“大传统”的规约下进行写作。文学家在创作中充满着对诗骚“大传统”的敬畏、追慕和想象，批评家在进行具体的文学批评和整体的文学史梳理时，亦是在诗骚“大传统”的格局中展开和推演。但是，自宋代以来，随着文学创作中地域差异的逐渐呈现，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文学的地域性特征相当明显以后，地域性诗学“小传统”的建构受到地域文人的极大关注，并逐渐形成。地域性诗学“小传统”与诗骚诗学“大传统”相比，是同中有异，有突出的地域文化特色，它们共同制约着文学家的创作和理论家的批评，其情形正如蒋寅所说：“唐宋以前，文学传统意味着诗骚以来的名作序列；而在明清以来，那个大传统稍微远了一点，文学之士从摇笔写作开始，首先意识到的是乡贤，是当地的文学前辈，大到府县，小到乡镇，方志文苑传里的名作家都在陶冶着一方风气。以前当历史和时尚之间的语境差异使得大传统和小传统在审美趣味和创作观念出现差异、趋向不一致时，小传统往往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55]

明清诗学之发展，或许确实如蒋寅所说，“小传统往往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但是，在“小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地域性诗人，若要走出地域之局限，跻身于全国文学界，在中心或主流诗坛发生影响，取得认可，获得相应的地位，还必须回应诗学“大传统”，呼应文坛主流时尚。所以，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诗学“小传统”对地域性诗人写作的影响最直接、最显著，诗坛主流时尚的影响亦不容忽视，而对于以诗骚为核心的诗学“大传统”，或者仅仅是一种姿态存在于理论的表述中，或者是作为一种偶像体现在诗学理想的追慕和想象中。

对于黔中古近代文人来说，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域区位之影响，其人其文长期以来处于被忽略、被轻视和被描述的地位，故其在文化和文学上皆缺乏必要的自信心；同时，从明代中期才普遍开展起来的文人文学创作之现状，因其缺乏悠久的创作传统和深厚的创作积淀，其地域性的诗学“小传统”亦显得不够深厚，因而缺乏相当的影响力；长期置身于蛮夷之区和化外之地，诗学“大传统”对他们来说亦显得相当的遥远和隔膜，多半停留在名义上的追慕和想象中。所以，与其他地域性诗人不同，黔中古近代诗人在创作上受到的最直接、最显著的影响，是诗坛主流时尚，如晚明以来的竟陵派、神韵说、性灵说和宋诗派等等诗坛时尚，皆对黔中古近代文学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虽然明末以来黔中文人一直在努力构建本土文化传统和诗学“小传统”，但因其积淀不够深厚，故其影响力较弱。而对诗学“大传统”的追慕和想象，因其过于遥远亦大体停留在姿态的表述上，或者集中在与他们的性情比较接近的陶渊明身上，或者体现在与黔中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李白、王昌龄、柳宗元等唐代诗人身上。

据现存史料考察，黔中古代文人创作始于汉代盛览，至宋代有赵高峰的《青莲院诗集》，元代有杨汉英的《桃溪内外集》，明初有宋氏兄弟的《联芳类稿》等等。但是，黔中文学形成一个文人创作高潮，在地域内产生重要影响，在地域外受到一定的关注，则是在黔中建省以后的明代中后期。如孙应鳌、谢三秀、越其杰、吴中蕃、杨文骢诸人，在省内有重要影响，亦得到域外文人的关注和好评，特别是以谢三秀、越其杰、杨文骢等人为代表的南阳河畔诗人群体的出现，形成了黔中古代文人创作的第一次高潮。

黔中古代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明代中后期，与贵州建省这个黔中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密切相关。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从此黔中大地以全国第十三个行省的身份成为全国民族大家庭中具有独立地位的一份子，结束了过去归属多变、分合不定的散乱状态。这个建省事件，对黔中地域文化和文学之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就是人才大引进和文化大交流。史继忠认为，贵州建省开创了流官治黔的新时期，官员客籍化改变了过去地区治理的封闭化，促进了黔中文化的开放进程。据（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统计，从汉至元的一千六百多年中，中央入黔官员有案可查者，仅110人。建省以后的五百多年中，中央入黔官员数量大增，县以上官员达2137人。在这批入黔客籍官员中，省级官员有895人，占总人数的41.8%；府州县级官员有1242人，占总人数的58.2%。（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列入“专纪”与“通纪”的337名明代黔中督抚监司一级官员中，进士出身的有237人，占70.3%；举人出身的有29人，占8.6%；进士、举人共266人，占总人数的78.9%。可见，明清两代派往黔中的省级官员，在科举功名和文化底蕴方面，皆有明显优势。^[56]列举上述数据，意在说明：两千余位有科举功名和文化底蕴的官员进入黔中，直接带动了黔中本土人才的成长，推进了黔中地域文化的发展，促进了黔中本土文学的繁荣。

就文学创作而言，两千余位客籍官员入黔，促进了域外人文精神传统和中国古典诗学“大传统”在黔中地区的传播，亦带来了明清时期主流文坛的创作新风尚，直接刺激了黔中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使黔中文学进一步受到传统人文精神和古典诗学“大传统”的陶染和影响，亦使其演进进程和主流文坛的发展进入同步轨道。同时，两千余位客籍官员的入黔，带动了黔中士人求学好文新风尚，推动了黔中本土文学人才的快速成长，呈现出“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盛况。这些黔中本土人才宦游四方，不仅为黔中文化与文学的域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亦因此与异域文人特别是主流文坛人物交游唱和，诗酒切磋，而提升了他们的艺术修养和创作水平。所以，黔中明清文学的发展，与明代永乐建省这个重大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简言之，因永乐建省而导致域外诗学“大传统”和文坛主流风尚的传入，黔中文人正是在这个诗学“大传统”和文坛主流时尚的浸染和影响下开展文学创作，创造了黔中明清文学创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