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之流行与时代风尚有关，文体之选择与作家的个性特征有关。文如其人，人亦如其文。此即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所谓“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是也，故刘勰评文，谓“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24]此就文人性格与文章风格言之。其实，进一步考察，笔者认为，文人性格与文体特征亦大有关系，或擅长诗，或擅长文，或擅长赋，皆是因为其人的性格特征和文体特点相吻合的缘故。
相如赋之产生，不仅是由时代风尚等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亦与其个性特征等主观因素有关。相如赋产生的主观因素，是指赋的文体特征与司马相如的性格特征吻合。相如为人，约而言之，有如下数端：
其一，相如为人风流放诞。相如一生经历，最为后人所訾议者，是“琴挑私奔”和“窃赀卓氏”二事。其以琴心挑逗卓文君，“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并与之“驰归成都”。其“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等等行为，皆有放诞风流的特点。故嵇康《高士传赞》说：“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病避官，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25]《史记索隐述赞》亦说：“相如纵诞，窃赀卓氏。”[26]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说：“盖长卿风流放诞，深于论色，即其所自叙传，琴心善感，好女夜亡。史迁形状，安能及此。”[27]值得注意的是，司马相如对自己这一段“琴挑私奔”、“窃赀卓氏”的风流放诞之事，颇有自夸自炫之意。据考察，《史记》、《汉书》之《司马相如传》，大体皆沿袭司马相如的《自叙》。即《史》、《汉》书里的《司马相如传》中“琴挑文君”的浪漫传奇爱情，皆出于司马相如的自叙生平。司马相如在自叙传里，津津乐道这段风流韵事，实有自夸自炫之意。或者说，在相如看来，此乃风流韵事，不只没有必要隐瞒，还可以炫耀。而唐代刘知幾撰《史通》，却讥之为丑行。当代学者钱锺书先生却又将相如《自叙》比作西方的《忏悔录》。[28]相如撰《自叙》，是否有忏悔之意，是值得怀疑的。其实，笔者倒是认为相如的自炫之想多于忏悔之意。“琴挑文君”，在相如本人看来是值得自炫之事，在后人看来却是丑行；在相如本人是风流韵事，在后人看来却是伤风败俗。其夸诞浮华之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夸诞之人，其为文必有浮华之征，常有铺张扬厉的特点。如班固《典引》说：“司马相如洿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29]《文心雕龙·体性》说：“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詹锳《义证》解释说：“高傲的人总是倾向于夸诞，言过其实。司马相如的作品就是文理虚夸，而且辞采泛滥的。”[30]方孝孺《张彦辉文集序》说：“司马相如有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绮曼姱都。”[31]
其二，相如为人奢靡浮华。他不忌言对奢华生活的追求，据《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成都）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云：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32]其生活亦甚重排场，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武帝“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蜀人以为宠，想必司马相如亦当以此为荣，因为这正实现了他“乘赤车驷马”的夙愿。再如，相如回成都，“家贫，无以自业”，“家居徒四壁立”，然其赴卓王孙之家宴，“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产生“一座尽倾”的效应，其华美丰赡、飘逸浪漫可知。其“窃赀卓氏”，得“僮百人，钱百万，及其（文君）嫁时衣被财物”，回成都后“买田宅，为富人”，其生活之奢靡浮华亦可略知。当他再度以中郎将身份至蜀，卓王孙又“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其富饶如此，居然还有出使受金之事（“其后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33]可见相如是一位奢靡嗜欲之士，不是一位清心寡欲之人，其对财富占有之欲望是很强烈的。
文如其人，“浮华者语绮，清枯者语幽”，[34]“寒涩人语必枯瘠，丰腴人诗必华赡”。[35]相如为人奢靡浮华，丰腴纵欲，故其为文有“词绮”、“华赡”的特点，如《文心雕龙·诠赋》说：“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36]《才略》说：“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覆取精意，理不胜辞。”[37]《物色》说：“及长卿之徒，诡势环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38]
其三，相如为人具有浓厚的政治热情。对于一位赋体作家来说，浓厚而真诚的政治热情是必需的，因为大赋是以颂赞为特点的。拥有浓厚而真诚的政治热情，是创作以颂赞为特色的大赋的前提。相如一生，有三件事情最能体现其政治热情。一是出使西南夷，为汉王朝疆土的统一与拓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出使西南夷发布的两篇文告，最能表现其政治热情。其一言国家有难之时，“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39]二是对汉武帝的评价，当道德家指责汉武帝“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时，相如则称道汉武帝是“非常之人”，其云：“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功，天下晏如也。……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将委琐偓促，拘文牵俗，修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宏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40]三是临终草封禅书。据史称：相如病甚，武帝使所忠往其家取书，“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相如于《封禅书》中颂扬汉德说：“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云尃雾散，上畅九垓，下泝八埏。”[41]并力劝汉武帝封禅泰山。相如病免家居，仍著此书，说明他对汉王朝的政治热情是真诚的，对武帝的颂扬是发自内心的。
赋体文学的特征是铺陈和颂赞，是以铺陈之手段创作巨丽之文章以达成颂赞之目的。相如为人风流放诞，故其著文理侈而辞溢，有铺张扬厉之特点。相如为人奢靡浮华、博达宏阔，故其能为“巨丽”之文。相如为人具有浓厚的政治热情，故其能为亦愿为颂赞之文。概而言之，司马相如具备集汉赋创作之大成的主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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