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作家的思想、感情和性格对文学作品，尤其是对文学作品之艺术风格，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自孟子以来直到当代，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仍然大体坚持孟子所提倡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批评方法。虽然经过元好问“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的质疑，[1]以及西方形式主义、新批评等文学批评流派专注文学形式和文学语言研究的冲击，特别是新批评提出的“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的冲击，“文如其人”之批评观念的权威性虽然略有动摇。但是，笔者认为，在对“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保持高度警惕之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文如其人”仍然是值得坚守的文学批评理念，“文章”在相对意义上还是可以见其作家之“为人”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依然是具有重要实用价值的、有效的文学批评方法。
依照“文如其人”的观念论之，文学风格必然受到作家思想、感情和性格的制约，肯定会受到作家生存之地域环境的影响。因为无论是族群或是个体，均生存于特定的地域环境中，其民风民俗和感情性格，皆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地域环境。所以，地域不同，民众之民风民俗则异，人之感情性格亦殊，此即古语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是也。故刘师培说：“五方地气有寒暑燥湿之不齐，故民群之习尚悉随其风土为转移。”其释“俗”、“欲”二字云：“俗字从谷，欲字亦从谷，则以广谷大川民生其间者异制之故也。”[2]即无论是族群的民风（“俗”）还是个体的情性（“欲”），皆受制于“谷”，受其生存的地域环境之影响。因地域之异而导致风俗、性情之别，此为学者之通识。如《孔子家语》说：“坚土之人刚，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3]庄绰《鸡肋篇》卷上说：“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清浅。”[4]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说：“山国之地，地土
瘠，阻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实际，修身力行，有坚忍不拔之风。泽国之地，土壤膏腴，便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虚无，活泼进取，有遗世特立之风。”[5]
地域环境影响人之性情或性格，进而影响其文学作品之艺术风格，致使艺术之风格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以地域论文学风格，起于春秋时期吴国季札观乐于鲁所发表的评论。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于鲁，“请观于周乐”，他依次听取了《诗》三百篇各主要部分的诗乐演奏，并逐次加以评论，结合它们产生地区的民情风俗、政治状态，概括各部分诗乐的风格特征。虽非专门以地理特征论艺术风格，但亦明显有以地域论风格的倾向。以地域论文学风格，最为人熟知者，当推魏徵《隋书·文学传序》，其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6]宋元以来，从地域角度讨论文学风格，便成为批评家的惯常做法。如唐顺之《东川子诗集序》说：“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盖昔人所谓系水土之风气。”[7]谢堃《春草堂诗话》卷五说：“北方刚劲，多雄豪跌宕之词；南方柔弱，悉艳丽钟情之作。”[8]而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关于地域与风格之讨论，有集大成之性质。他认为：“夫声律之始，本乎声音。”而“古代音分南北”，“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作。”然后依次对自先秦至明清文学的地域性风格特征，做了要言不繁、提纲挈领的综述和概括。[9]
以地域论风格，在近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亦是学者惯用的方法。如周作人在《雨天的书序》和《地方与文艺》等文章中，讨论绍兴地域风土对文人性格和艺术风格的影响，探讨绍兴“师爷传统”对形成文学“浙东性”的影响。他以为绍兴文人性格多有“师爷气”，“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10]体现在艺术上就是“深刻”，“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11]所以，地域环境虽然不是影响文学风格的决定性因素，但确是其中的主导性力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