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强之气”

曾国藩评论黔中晚清著名散文家、外交家黎庶昌的散文说：“莼斋（黎庶昌字）生长边隅，行文颇得坚强之气。锲而不舍，可成一家言。”^[23]所谓“坚强之气”，即指一种雄肆华赡、挺劲瑰伟之散文风格。吴汝纶《答黎莼斋书》评价黎氏散文，亦说：“其体势博大，动中自然，在曾门中已能自树一帜。”《清史稿·黎庶昌传》称其散文“廉悍峭折似半山，风神逸宕颇近庐陵”。“体势博大”和“廉悍峭折”，均指黎氏散文的“坚强之气”。

黎氏为文“颇得坚强之气”，用他自己在《致南屏书》中的话说，亦是“平生好雄奇瑰伟之文”。所以，他编选《续古文辞类纂》之动机，据他说，是“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24]即以“雄奇”之文拯桐城末流之“浅弱不振”和“虚车之饰”。

文如其人。罗文彬《拙尊园丛稿跋》说黎氏“人奇遇奇，故文特有奇气”。其实，黎氏散文之有“奇气”或“坚强之气”，除其“人奇遇奇”之原因外，曾国藩所谓“生长边隅”，当亦是其重要原因。按照曾国藩之语意，是因为黎庶昌“生长边隅”，所以其“行文颇得坚强之气”。黎庶昌“生长边隅”，涵蕴于多山多石的“大山地理”之中，养成“廉靖沉毅，刚健果决”、“胸怀高亮，清明广夷”之性格，^[25]故能突破桐城义法之局限，摆脱“浅弱不振”之弊端。^[26]且又转益多师，尤重乡贤郑珍“纯白古健，变化曲折，不预设局度，任其机轴，操纵自如”之文风，^[27]故能创作出“颇得坚强之气”的散文。

非仅黎氏散文如此，可以说，以雄峭挺劲为内涵的“坚强之气”，是黔中古近代大部分文人创作的共同特点。比如黔中明代诗人越其杰，据吴中蕃《屡非草选序》说：

世之无傲骨者，必不能有奇肠，无傲骨而有奇肠，是绕指之可以刜钟也。岂然哉？易观之松与石乎？绝壁无援，澄溪寡合，疏疏落落，未尝近人而人自不能去之。非傲则奇，固不著也。而昔人之戒，或又以为不足，若何耶？是傲而有所得失也。而世之以傲而得失者，孰有如自兴先生者乎？……先生道岸虽整而冲襟甚坦，有廉隅而无城府，故其诗亦冰棱铁桥，旷而能持。^[28]

越氏诗歌虽时染竟陵时气，然其“冰棱铁桥”，自有“坚强之气”，所谓“苍质蔚然，冷韵铿然，天渊渟然，邱壑生姿”是也。^[29]或如秀水姚佺所谓：

今人之诗，转移之诗也。公诗自写其境之所遭，心之所蓄而已，并不转三唐、汉、魏之朽骨，以障开生面。然而黜其佻巧者，本之自然；谢其夸毗者，归之实际；去其叫噪者，由乎冲虚而音情顿挫，虚节生亮，遂乃自成大雅。^[30]

“本之自然”、“归之实际”和“虚节生亮”，亦正是“坚强之气”的具体呈现。越氏诗歌风格所以如此，与其性格及其塑造其性格之地理环境大有关系。

越氏性格，一言以蔽之，直傲而已。故吴中蕃评越氏，屡言其“傲”。莫友芝评越氏，亦说他“直谅不入”，“性倜傥，善骑射，顾傲岸不谐于世，自许能兵，屡踬屡起，皆傲累之”。^[31]越氏直傲之性格，决定其诗歌有“坚强之气”，所谓“奇肠之必出于傲骨”是也。越氏有“傲骨”，故其有“奇肠”，因而其诗如“冰棱铁桥，旷而能持”，有“坚强之气”。

对“坚强之气”的追求，对越氏来说，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比如，他自称：“诗非奇傲宁无作，客若寻常只闭门。”^[32]“欲擅千秋绝，何妨一世疑。”^[33]“吐我欲言诗或旷，取人所弃见非疏。”^[34]“欲使众知诗觉浅，曾经人到境非奇。”^[35]其人“直傲”，其诗则“奇傲”、“坚强”。其人其诗的此种特质，皆与多山多石的“大山地理”相关。如陈法《黔论》讨论黔人之“五病”，曰陋、曰隘、曰傲、曰暗、曰呆。“傲”居其一，所谓“傲”是指“任性使气”，是“傲骨”而非“傲气”，是“直傲”，是“傲岸质直”，是“坚强之气”。在明清士流社会中，黔中士子多以傲岸质直、廉峻刚正著称。^[36]可以说，是以傲岸质直为内涵的“大山性格”和以磊落峭拔为特征的“大山地理”，共同铸就了以“坚强之气”为特征的“大山文学”。

又如杨文骢，此人可谓是黔中古近代文学艺术史上在域外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一位诗人和画家。杨氏之得名，与其跟江南名流董其昌、吴伟业、陈继儒、陈子龙、邢昉等人的交游有关，因而亦不免染上当时江南文士之“时习”。但是，值得重视的，主要还是他作为一位黔中士子身上固有的“坚强之气”。如陈田《明诗纪事》说：

龙友诗画均负异才，南游江浙，得师友而画学益精，遂为吾黔一大宗；诗则与王季重、陈木叔辈游，颇染时习，然俊骨妙趣犹时露于字里行间也。^[37]

即杨文骢虽与江南名士交游而浸润于江南“时习”之中，但仍不失“大山本色”，“俊骨妙趣”时时溢露。故陈子龙《洵美堂集序》说文骢诗“有幽峭之思，沉郁之色，壮烈而不失和平，夷旷而中存庄雅，沨沨乎廊庙之音，泠泠乎山水之调也”。^[38]“幽峭之思”、“俊骨妙趣”，正是所谓的“大山本色”。莫友芝在《山水移集跋》中，亦说文骢诗“挺劲岸异，已有不可一世之概，未到者浑融耳”。^[39]《黔诗纪略·杨文骢传证》亦说：

《山水移》诗筋骨崛强，稍乏蕴含。然古诗如《石梁观瀑》、《玩月》、《断桥》、《珍珠帘》、《大将军赠人头杯》等篇，别有幽光劲响，动人心魄。……律诗亦无熟媚语，《玉京洞老人》一绝，极得盛唐人遗韵，虽少作，颇见大才。^[40]

文骢诗“未到浑融”和“稍乏蕴含”，这是其不足之处。但是，其诗“挺劲岸异”，“筋骨倔强”，“有幽光劲响”，“无熟媚语”，这正是“大山风格”固有的特征。这样的评价亦见于黔人黎兆勋，其云：

龙友先生画名在诗上，观《山水移集》论画几三分之一，殆以画学侵其诗功，故其诗劲骨峥嵘，足凌同时卧子诸公，而精炼中程似少不及。^[41]

黔中古近代大部分诗人的创作，皆有文骢诗歌之特点，即挺劲岸异、筋骨峥嵘而稍乏蕴含或未能浑融。如桐梓傅尔元，著《居易堂诗集》五卷，莫友芝评价说：“明经诗涉笔生硬，情味稍乏，而棱棱风骨，亦自不凡。”^[42]

又如贵阳吴中蕃，著有《敝帚集》，莫友芝评价说：“先生忠孝文章，推吾黔有明一代后劲，其为诗直抒所见，粗服乱发，不屑屑句揉字炼以为工，而质厚气苍，自然瑰异。”^[43]

再如广顺朱文，著有《湄云集》一卷，明亡后自号“大傲”，与吴中蕃友善，莫友芝说他“为诗清放有奇气，修文李专传其诗法，有出蓝之誉”。^[44]

还有遵义李专，著《白云诗集》十卷，郑珍评价其诗说：“凡其胸中悲愤抑郁，一寄之于诗。其诗豪宕不羁，独抒性情，如白云在空，自舒自卷，飘忽幻化，毫不任力。清放得之东坡，隽永近于诚斋，视铺排饾饤者，夷然不屑也。”^[45]

遵义罗兆甡，著有《明日悔》、《问石集》等集，郑珍评价其人其诗说：“沉雄顿挫，挥洒自如。当其兴会飚发，劘杜陵之壁垒，笑信阳之客气。若使旗鼓中原，与朱、王数子上下驰骋，未知谁拔赵帜。遵义诗人之冠冕也。为文雄峭，不规矩前人，词亦入苏、辛之室。”^[46]陈田亦说：“鹿游（兆甡字）身经乱离，才益横放，意偶有拂，使酒骂座。古诗奔走放轶，奇情快语，云骇涛惊，洵不羁之才也。”^[47]故李专《题鹿游集》有“笔头独走江山气”之评。

贵阳夏炳荣，著有《砚云草》四卷，其自述诗学云：“诗以言情，贵浑成蕴藉，余不免失之粗豪，情伏于中而不能制，牢骚抑又过矣。”^[48]

毕节余家驹，著《时园诗草》二卷，李怀莲序之曰：“牂牁夜郎之间，万山突兀，其天地之灵气，自开辟以来秘而不发。明入版图，虽代有诗人，然草昧初开，厥道未广。先生西南世家，其胸襟之阔大，宜与寻常文士不类，又能特立风尘之外，以养其高标，故为诗沉雄浩荡，不名一家。当其上下千古，绝所依傍，奇情快论，破空而出，山川景物无不另开生面，其气魄固足雄压一切。而语带烟霞，不染尘氛，又似姑射仙人，遗世独立，尤飘飘乎有凌云之气，而非山泽之癯所可望也。”^[49]

遵义黎庶蕃，著有《椒园诗钞》七卷，陈田评价说：“椒园气豪，颇自挥霍，不能如乃兄之苦吟，而出语轩轩豪爽，有抉风豪士之气。”^[50]

贵筑张人鉴，著有《钧珊遗草》一卷，陈田说他“拈毫弄笔，腕下多奇兀语，是昌谷、玉川之流”。^[51]

贵筑傅衡，著《师古堂诗钞》八卷，陈田评价说：“虎生（傅衡字）才气纵横，落落不与人合，或目为狂生，……诗笔突兀，与其人称。”^[52]

以上诗人，如越其杰之“奇傲”，杨文骢之“劲骨峥嵘”，吴中蕃之“质厚气苍”，朱文之“奇气清放”，李专之“豪宕不羁”，罗兆甡之“奇情快语”，夏炳荣之“粗豪”，余家驹之“沉雄浩荡”，黎庶蕃之“轩轩豪爽”，张人鉴之“奇兀”，傅衡之“突兀”等等，皆体现一股“坚强之气”，皆是“大山风格”的具体呈现。

充分体现“大山风格”之“坚强之气”的，还有遵义诗人赵旭，他著有《播川诗钞》五卷，其为人以狂傲著称，是典型的“大山性格”。据莫友芝《播川诗钞序》说：

晓峰（赵旭字）少游学齐鲁、三吴间，多接其韵人畸士，谈款盛气不可一世。好读史，口析古今成败事，洋洋洒洒，豁心露肝，而持论务出新意，不为苟同，视世之褒衣博带，窃声华，取富贵，蔑如也。颇不能降心衒样工书义以就有司。……遂试拔萃，既受卷，忽左右顾盼，是乌知我者，还其卷。学使者疑其病，婉慰之，行且应曰：今日兴不佳。遽出，则相与忻清流，跨层岩，有所会，绣咏而返，其率傲如此，……酒酣耳热，抵掌谈艺，狂奴故态，未尝不欲碎唾壶。

他对诗歌尤其偏爱，“其为诗，不屑作经人道语。当其得意，如万山之颠，一峰孤起，四无凭藉，神眩目惊，自谓登仙羽化无此乐也”。^[53]其为人如此，其诗歌风格，恰如陈田所说，是“奇气喷薄，沉雄激宕”。^[54]莫友芝评价其诗，亦说：

诗卷所以长留天地间者，骨与韵而已。非是，虽工弗贵。风泠云上，读之悠悠穆然，深远无际，而不知情之何以移者，韵胜也。冰棱铁桥，读之眉宇轩昂，投袂欲起，而不知神之何以王者，骨胜也。吾友赵君晓峰之诗，其庶几以骨胜者乎？……余故知后之人之读吾晓峰之诗，其一往耿峭不可磨灭之劲骨，犹当撑拄纸上，以得其为人。^[55]

“大山风格”以“骨”胜。“奇气喷薄，沉雄激宕”，“冰棱铁桥”，“耿峭劲骨”，正是典型的“大山风格”。赵旭其人其诗之特质，皆涵孕于崔嵬奇崛之“大山地理”中。故其好友郑珍序其诗，即以大娄山为切入点，其云：

余尝过桐梓，观大娄山，经其东南，曾盘崔嵬，蹙地隐天，草木烟云，郁郁苍苍，绵延百里，莫测所蕴积。意其穷深雄阔，塞明裂坤，地尊五岳之气，必有负玮抱者，或外来，或本产，出其精芒光焰，歌啸恣肆乎其间，然后与兹山相称。……今阅吾友晓峰赵君《诗钞》，于余所言与兹山称者，乃始欣然谓若有可信。^[56]

所谓“与兹山相称”，即诗之风格与大娄山之品格相称，或者说，是大娄山“曾盘崔嵬”、“穷深雄阔”之品格，孕育了赵旭诗歌“奇气喷薄，沉雄激宕”之风格，是“大山地理”孕育了“大山性格”，是“大山性格”之黔人创作出具有“大山风格”之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