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勋、陈德敏(2010)[85]认为,环境利益差异一方面表现为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另一方面表现为环境污染差异。目前,我国的环境利益分配表现出了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异。由于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与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作用,我国在地区环境利益差异与城乡环境利益差异的基础上形成了环境优势者与弱势者,而区域与群体环境利益分配差异的深层原因主要是环境弱势者的经济贫困、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等导致的环境污染恶化、环境社会秩序脆弱。
谷德近(2005)[86]认为,我国区域环境利益平衡制度缺失,表现为不同区域、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三种关系的失衡。跨界环境利益存在冲突,首先表现为跨界水资源的无序利用,其次是跨界污染防治制度的缺失。生态保护收益范围是全国的,但是地方却承担了大量的成本,诸如管理成本、机会成本与供给成本。目前,我国环境管理权限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行使,而这一弊端无法预防城市污染向农村的制度性转移以及跨界污染。因此,应当确定环境利益与环境负担平衡的原则,应该修订环境保护法并据此统领环境单行法的制度设计。
丁晓玲、宋洁尘(2005)[87]认为,“西电东送”是一项跨区域的大型战略工程,其不仅引发了区域间的能源关系与经济利益关系分配格局的重新调整,而且使区域间的环境利益关系也凸现出来。造成区域间环境利益分配扭曲的关键原因是不合理的西电电价形成机制,而要使区域间的环境利益合理配置,必须通过一系列可行途径加以解决,如界定环境产权、在电价中考虑西部环境成本、对“西电东送”的环境污染损失进行评估、建立区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