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发展阶段的确认

对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发展的阶段，我们可以这样看：

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末东亚经济“雁行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是指日本作为头雁，带领亚洲四小龙和东盟的东亚经济增长。所对应的理论是产品周期理论或雁行理论。这一理论把产品周期分为进口阶段、进口替代阶段、出口扩张阶段、成熟阶段、再进口阶段等五个阶段。由于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经济发展的工业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各种产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处的阶段也不同，从而在各国和地区之间形成了一个雁行形态，经日本学者实证分析，从经验数据来看符合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经济发展的事实。

第二阶段是东亚“整体咬合联动经济增长”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东亚经济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增长机制，薛敬孝和陈岩（1994）将这一特殊的增长机制称为东亚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的增长机制，它是指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和中国像几个齿轮一样，它们相互咬合在一起构成一种彼此互相牵动、相互补充的动态的经济增长机制，而各个齿轮的咬合联动是以分工为基础形成的分工、市场（贸易）、投资、技术转移和经济周期（阶段性因素）的咬合联动的经济增长。其中，咬合联动的东亚分工是指以前东亚分工的主要特征，即它的产业间垂直分工的梯度动态性。这有两层含义：一是从静态看，东亚分工像一个梯子一样，从产业的先进性来分，日本处于最先进的第一阶梯，亚洲四小龙处于第二阶梯，东盟和中国处于第三阶梯。二是从动态看，这个梯子是动的，一个高级的产业从第一阶梯传到第二阶梯，再从第二阶梯传到第三阶梯。现在东亚分工的层次性仍存在。但是，出现了四点新变化：一是产业间水平分工的出现。即在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间产品的相互进口，以及其他一些产业间产品的相互进口。二是产业内垂直分工的出现。三是产业内水平分工的出现。四是由于上面分工形式的变化，在东亚分工中，各梯度之间的转移和推进已不是简单地从第一阶梯到第二阶梯，再从第二阶梯到第三阶梯，而是出现了各个层次的分工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各层次间动态追赶-推拉的分工扩张、深化、演进的机制。东亚地区分工的咬合联动不仅能获得垂直分工的比较优势，而且又能获得水平分工的差别化优势和规模经济，而不同层次间分工的追赶-推拉的演进机制为咬合联动分工再添东亚特有的竞争优势，这些正是东亚咬合联动分工的效率之所在。咬合联动的东亚市场是指东亚市场正以十分惊人的速度扩张，东亚出口的扩张速度却为世界出口扩张速度的1.3倍。到1988年，东亚进口额已超过了美国进口额。不仅东亚市场在急剧扩张，而且东亚地区内部的市场也是紧密咬合在一起的。咬合联动的东亚投资是指东亚地区的积累率一直保持在年平均30%左右高储蓄率对应的相互直接投资的增加。咬合联动的东亚技术转移是指东亚地区技术转移的一个重要渠道是由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引进技术，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的咬合联动往往意味着技术的咬合联动，东亚地区技术转移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就是直接的技术转移。必须指出的是：分工、市场、投资、技术和经济周期（阶段性因素）的咬合联动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受经济增长的反作用，即经济增长所表现的国民收入增加、工资提高、消费支出的增加等使得分工、市场、投资、技术和经济周期（阶段性因素）的咬合联动在更高层次和水平上促进经济的增长，并且分工、市场、投资、技术间也是彼此诱导、推动和相互作用的。这个增长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至今仍在进行中。尽管1997年左右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但是东亚经济比较快地得到了恢复，并且在东亚整体咬合联动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因素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第三阶段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亚洲经济发展的一次重挫，时间持续五年左右。鉴于已经有许多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说明和描述，这里不再说明。

第四阶段是东亚经济恢复再增长的阶段。亚洲地区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2002年左右亚洲经济整体恢复，进入危机后的经济增长时期。东亚增长率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在全球经济环境更加健康、区内状况改善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强势的推动下，东亚经济再度实现强劲增长，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区域经济注入活力，这一阶段持续至2011年。

第五阶段是东亚经济增长伴随“岛争”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岛争”主要是中日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争端和中国与菲律宾等关于中国南海一些岛屿和海洋的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