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共同体的货币一体化政策

一、张斌的东亚货币一体化形式选择分析

张斌（2001）指出的货币同盟的形式从初级到高级，包括共同单一钉住、共同篮子钉住、货币局、美元化和共同货币。货币局和美元化是特殊的国家和地区实行的汇率和货币制度，显然不适合整个亚洲地区。因此，对于亚洲来说，剩下的选择只有共同钉住和共同货币。共同钉住又可分为共同单一钉住和共同篮子钉住。

（1）共同单一钉住。共同单一钉住是指有关国家把各自的货币共同地钉住一种货币，如美元或欧元，从而实现各国货币的相互固定，即汇率稳定。亚洲各国和地区（日本除外）在1997年之前普遍实行各自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体制。由于普遍钉住美元，各经济体货币之间的汇率相互自发地保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汇率。这种体制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起到了一定的有利作用。但是，随着各经济体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国际竞争力的变动，这种各自单独钉住美元的体制被认为过于僵化和缺乏灵活性，因而成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由于钉住美元，美元在1995—1997年大幅升值造成许多亚洲国家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从而累计造成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

这种各自单独钉住美元的体制还需要各经济体的中央银行经常保持足够的用于干预外汇市场并维持固定汇率的外汇储备。维持充足的外汇储备对于资金短缺的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对于一些亚洲小国来说，更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目前，私人资本的跨国流动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某些单个投机性基金的资金实力就足以“富可敌国”。这种各自单独钉住美元的汇率体制就为国际投机资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攻击目标。所以，在亚洲货币危机爆发后，亚洲许多缺乏外汇储备和严重依赖短期资本流入的发展中国家的钉住美元体制变得不堪一击，不得不放弃钉住美元而听任汇率自由浮动。

亚洲各国是否可以采取共同钉住美元的政策呢？这将取决于亚洲货币合作的进展。共同钉住美元与各自单独钉住美元没有本质的区别。共同钉住可以实现相互汇率的稳定。但是，维持固定汇率所需的外汇储备从哪里来？欧洲货币体系在共同维持对外浮动时，曾集中了各国外汇储备的一部分，用于干预外汇市场。亚洲是否也可以集中一部分外汇储备呢？由于亚洲货币一体化发展缓慢，尚未达到欧洲当时的水平，亚洲没有一种机构化的货币合作框架，目前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采取货币互换的形式，通过各中央银行在出现货币攻击时互相调剂外汇储备，来达到共同钉住美元和稳定汇率的目的。《清迈倡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亚洲各国目前正在努力通过货币互换的形式实行共同钉住美元的体制。《清迈倡议》初步确定，将要求亚洲各国从外汇储备中出资100亿美元。这个金额是初步的和较少的。根据情况的变化，亚洲货币互换安排在规模上应当扩大至500亿美元。同时，在以后的“10＋3”会议上，各国应当达成一个协议，在制度上要求亚洲各国把汇率波动维持在一个很小的幅度内，而不是像目前有些国家那样自由浮动。

亚洲各国是否可以共同地钉住其他某种货币，如日元或欧元甚至特别提款权？从亚洲各国的贸易方向和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来看，在目前或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存在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共同单一钉住仍然存在严重缺陷。如果美元对日元或欧元大幅波动，亚洲地区仍然存在巨大的汇率风险，仍有可能对许多国家的贸易和出口竞争能力带来不利影响。

（2）共同篮子钉住。共同篮子钉住是指各国把货币共同地钉住由一些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子，从而实现相互汇率稳定。与共同单一钉住相比，共同篮子钉住能够更好地实现汇率稳定，更多地节省外汇储备。共同篮子钉住的关键在于确定篮子中包括哪些货币。确定货币的种类一般是根据经济因素，如贸易方向、投资流量及其他经济因素。目前，亚洲的贸易方向主要是美国、日本、欧洲和相互贸易。长期资本也主要来源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因此，不难确定货币的种类。篮子中的货币应当包括：美元、日元、欧元和本地区其他重要货币，如人民币、新加坡元、港元、韩元、卢比等。至于每种货币在篮子中的权重，也可根据贸易方向和投资比重来确定。初步估计每种货币的权重为：美元60%、日元10%、欧元10%、人民币5%、新加坡元3%、港元3%、韩元3%、卢比3%、其他3%。当然，随着情况的变化，货币种类和权重都可以调整。在货币篮子中能否只选择本地区货币？如果这样做，既不符合亚洲目前的贸易方向和投资流动，也不符合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这样做还将蕴含极大的汇率风险。实施共同篮子钉住的关键仍然是亚洲各国的货币合作。由于亚洲地区的货币合作仍然比较松散，处于初级阶段，最重要的是不存在一个严谨的合作机构，所以，这种形式的货币同盟目前仍然难以实施。不过，如果东亚在“10＋3”的框架内逐步推动地区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共同篮子钉住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货币同盟形式。

（3）共同货币。共同货币是指有关国家放弃本国货币并创设一种新的单一货币，如1999年欧洲经济货币同盟发行的欧元。亚洲如果创设共同货币，无疑可以借鉴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经验。由于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加深，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这种想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共同货币可以完全消除亚洲地区内部的汇率风险，节省大量的外汇储备，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实现共同经济增长。这些利益的诱惑当然会令人为之心动。然而，东亚各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太大，不能满足类似《马约》中所提出的经济趋同标准。货币统一意味着国家货币主权的放弃，意味着各国在一定程度上的政治一体化。这需要亚洲各国有很强的政治愿望。但是，目前亚洲各国在国际政治战略上相差太大，个别国家和地区还没有完全摆脱冷战的思维方式，日本对其在二战中的侵略行为仍没有深刻反省。这一切都证明东亚目前缺乏货币统一的政治基础。所以，目前很难讨论整个东亚的货币统一。如果将来消除了这些政治障碍，再加上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断缩小，东亚的货币统一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但是，这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做到。所以，东亚共同货币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虽然整个东亚实现统一货币在目前及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东亚地区内部的某些次区域仍然有可能实现小范围的统一货币，而且可能性很大。有可能实行共同货币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以下几个：

（1）东盟内部的核心国家，即原来的东盟五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东盟五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率等方面比较接近和相似，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各国存在较强的政治意愿，并存在较为成熟的合作机制。所以，东盟核心国家在很多方面符合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有可能实现较高层次的货币同盟。此外，由于文莱货币与新加坡元的特殊关系，文莱也有可能成为东盟内部首批实行共同货币的国家（文莱已经将其货币1∶1钉住新加坡元，各自的货币可以在对方国内流通）。至于东盟的新成员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它们与核心成员的差距较大。新成员经济发展落后，政治上强调主权和不干预内政，所以，目前不具备实行统一货币的条件。

（2）朝鲜半岛。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民族分裂和隔绝之后，在2000年朝鲜和韩国的政治关系终于出现了重大转折。韩国时任总统金大中于2000年访问了朝鲜。双方的政治和人员往来日趋频繁，经济往来也在增多。双方都有较强的国家统一愿望。虽然南北双方经济差距较大，但是如果朝鲜半岛实现政治统一，就必然要求货币统一。这如同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后，德国货币也实现了统一。至于如何实现政治统一和货币统一，还要视将来的发展趋势而定。

（3）日本和韩国。两国地理位置接近，近年来经济往来大幅上升，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目前，双方正在讨论缔结投资协议和自由贸易区协议。两国在很多方面具备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当然，双方货币同盟仍然存在很多障碍。最大的障碍是双方之间长期存在的敌意。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韩国人民至今记忆犹新，双方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货币主权而服从另一方。如果克服了政治障碍，两国在未来是可以结成某种形式的货币同盟的。然而，共同货币的可能性虽然有，但相对较小。

由于货币同盟有着极大的经济利益，在亚洲实行某种形式的货币同盟的愿望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随着亚洲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亚洲有可能实现某种形式的货币同盟。亚洲货币同盟在开始将是实行共同单一钉住，逐步过渡到共同篮子钉住，最终实现共同货币。亚洲共同货币有可能先在一些次区域实现，然后逐步扩大，最终包括整个东亚。亚洲货币同盟的实现取决于经济因素，更取决于政治因素。在克服了政治障碍之后，亚洲实行某种形式的货币同盟不是不可能的。在亚洲货币同盟的理想实现之前，亚洲各国必须通过加强货币合作来推动地区货币一体化，最终建立亚洲货币同盟。亚洲货币一体化需要有某种机构框架来推进。虽然经历过一次金融危机的亚洲各国对地区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热情很高，但毕竟雷声大雨点小。整个亚洲在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机制方面进展缓慢。亚洲是否需要经历第二次金融危机才能使各国真正意识到相互依存？这一点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国际环境的迫切性，亚洲有可能在货币一体化的机制方面先行一步。目前，亚洲逐步形成的“东盟10＋3”合作框架对于实现某种形式的货币同盟将起到推动作用。

二、杨胜刚和黄文青的亚洲区域货币合作前景分析

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货币体系基础架构的货币联盟演进路径具有多种可能性，目前至少有单一货币联盟、多重货币联盟以及主导货币区域化三种形式。未来亚洲共同货币属第二种演进路径，即多种货币联盟，其演进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建立区域内的危机解救机构，如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就目前亚洲区域现状来看，正是处于这一层次。该组织的建立可以借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功经验，综合亚洲金融结构的特点来进行设计。该组织的基本框架应该先易后难，经过有关国家、地区充分协商和讨论后实施。鉴于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联系相对密切，经济差异较小，可以首先在“东盟”范围内酝酿和实施，其他条件成熟的亚洲国家、地区可以随后逐步加入。作为区域性的金融市场的研究中心，该组织应发挥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第一，对各成员国进行常规性监测，提出分析报告以及金融监管和政策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第二，研究制定成员国行为标准和规则，提高各成员国在金融运作方面的透明度和监管有效性。第三，建立融资机制，分散和化解区域金融风险，稳定金融市场。第四，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对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困难的成员国提供及时的紧急援助，以稳定其金融局势，避免出现全面的社会经济危机，防止引发区域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动荡，缓解金融全球化的系统风险。

二是建立起类似的欧洲汇率机制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在这一层次的初始阶段，由于亚洲还难以摆脱美国经济的依赖和影响，各国汇率制度基本上都是钉住美元，与平均汇率联动。因此，在这个层次上可以使用美元作为外部名义驻锚实施亚洲汇率联动机制，即与美国经济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用美元取代本国货币的流通，并根据本国货币与美国的汇率来确定与各成员国之间的汇率，各国有责任和义务将汇率维持在特定的汇率目标区内。随着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亚洲经济逐步走向独立，对美国的依赖将不断减少，这时各国可以根据其在区域内的贸易比重和经济实力状况选择一篮子货币，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对外则统一浮动的固定汇率制度（M cKinnon，2001）。在这一层次上的汇率合作机制可以从两国或多国开始，逐步扩展到次区域和全亚洲区域。

三是最终过渡到亚洲单一货币区。实证分析表明，由于各成员国之间缺乏内在的约束机制，因此，汇率合作机制很难维持，亚洲汇率联动机制须向亚洲单一货币区演进。关于亚洲单一货币区的构建，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以日元为核心建立亚洲单一货币区。日本的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其通胀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日元也是区域内最国际化的货币。近年来，日本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在某些国家，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日本的某些缺陷使日元难以担当中心货币的角色。日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比重较低，并且与美国相比，还缺乏一个成熟的、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国内金融市场，因此日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地位较低。此外，日元汇率波动频繁，是发达国家中最不稳定的货币之一。近年来，日本国内资金严重过剩，存贷款利率持续超低，日元大幅贬值，国内经济发展极不稳定。一些亚洲国家也难以忘却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圈”给本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因此，日元要成为亚洲区域的支柱货币面临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障碍。

第二，以人民币为核心建立亚洲单一货币区。中国是亚洲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整体经济规模和巨大的国内市场使中国在东亚乃至全世界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始终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抉择，使人民币在稳定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中国赢得了国际信誉。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还难以胜任中心货币的角色。如目前人均GDP仍处于较低水平；虽然已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条款，资本项目管制仍很严格，中国严格管理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也使人民币很难在短期内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仍需时日。

第三，模仿欧元创立亚洲单一货币区，是指区域内几国共同创立内部驻锚，从记账单位货币开始，最终过渡到单一的可流通货币。由于日本GDP占东亚地区的2/3，其实质和以日元为核心创立亚洲单一货币如出一辙。

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货币联盟要有一个政治联盟作为后盾。与欧洲相比，未来建立亚洲单一货币的困难可能主要在政治方面。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有分歧，如领土纠纷、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的差异等，因此他们更多的是把彼此视作竞争对手而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其次，单一货币的建立需要各国让渡一部分经济政策的自主权，服从一种共同的货币政策。然而，东亚国家并没有显示出愿意放弃部分货币政策的自主权以换取货币合作成功的决心。因此，如何在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加强亚洲各国政治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是建立亚洲区域货币联盟要考虑的主要问题。虽然目前建立亚洲单一货币存在诸多障碍和困难，但如果亚洲各国能相互信任、互助合作，亚洲经济能够相对平稳发展，亚洲区域货币整合仍有巨大的空间。

三、亚洲开发银行的亚洲货币单位设想

2005年11月，亚洲开发银行将推出一个设想。亚行行长的特别顾问河合正弘表示，他们正在研究如何编制货币“篮子”，包括如何设定每种货币的权重。货币“篮子”包括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及韩国。东盟10国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他们不知道是否会最后把它叫作亚洲货币单位，但的确计划以“10＋3”的13国货币为基础推出一种新的货币单位。通过观察这一指数，他们希望能够分析“10＋3”的13国货币作为一个整体相对美元或者欧元的汇率变化趋势，以及这13种货币中的每一种相对于13种货币的均势是如何变化的。他们一直反对用“亚元”一词取代“亚洲货币单位”。亚洲货币单位充其量只是概念性的货币单位，如果各国认为亚洲货币单位有益，他们可以在将来的贸易中使用它进行支付，或者发行以亚洲货币单位计值的债券。先是说2006年3月份推出，后又说2006年6月份推出，但是到本书出版时（2015年）仍未推出。

四、我们的“亚元”行动方案和判断

我们的“亚元”行动方案（参见：陈岩，2007），是基于对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评估基础上作出的，方案的宗旨是获取亚洲共同货币的福利和力量，实现亚洲的和平与繁荣，提高亚洲整体的世界地位。原则是负责、战略性、共赢、稳步而积极地推进。该方案的主要内容为：

第一，由东盟“10＋3”在东亚高峰会议等形式下提出“亚元”的行动方案，中国、日本和韩国应给予积极支持和推动。不支持则可能成为亚洲的弃儿。

第二，先成立亚洲中央银行或东盟中央银行，经营和协调亚洲中央银行的货币交换等，实行作为记账功能的“亚元”，后逐渐按货币功能的演进顺序和亚洲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反应，推出接近全功能的“亚元”。亚洲开发银行能否成为或改造为亚洲中央银行是值得考虑和进一步研究的。

第三，在可以执行稳定货币政策的亚洲中央银行的管理下，逐步实现统一的“亚元”，取消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

以上步骤的时间要根据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共识和行动意愿而定。值得指出的是，亚洲共同货币的福利静态收益接近亚洲收入的7%，动态收益和战略收益还要多，有助于实现亚洲未来收入接近世界收入的36%～50%的目标。这里的时间可以根据情况适当调整。我们这里没有考虑设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而是直接考虑设立亚洲中央银行，这是由于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确实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重合的地方，并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没有这样的机构，更何况从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未来来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也是短期的，而货币互换功能可以先通过功能逐步完善的亚洲中央银行来完成。另外，美国也没有很好的理由反对亚洲设立亚洲中央银行，因为欧洲中央银行已经设立。我们这里不提倡亚洲货币单位加上亚洲钉住汇率体系的格式，因为欧洲的实践证明，那是一段弯路，并且最后以危机结束了欧洲钉住汇率体系的命运。这样可以减少设立“亚元”的成本。在这里我们也规避了日元区或人民币区或“华元”区的问题，“亚元”是亚洲整体的，不是亚洲哪个成员国家或地区的，它是由优秀的、开放的亚洲公民专家团队来管理的。在这里我们选择东盟来提议，是考虑到一体化中的权力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当然，也并不一定要由东盟来提议，其他机构或者亚洲的公民也可以提议。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已经给出了提议。

对于“10＋3”各成员而言，要特别注意“亚元”是亚洲共同利益的体现和未来货币之所在，是获取亚洲共同货币的福利和力量，有助于实现亚洲的和平与繁荣，提高亚洲整体的世界地位。“10＋3”各成员，应该负责地、战略性地、共赢地、稳步而积极地推进“亚元”。

东盟可以在“亚元”的实施中起到积极的带头、倡议和一定程度上的领导作用。对于日本、中国、韩国应随东盟的倡议而积极地跟进，不要再局限于日元区、“华元”区等观念。

关于中国在“亚元”推进中的作用，陈雨露（2003）在对“亚元”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分析中指出，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除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可以实行真正的浮动汇率，不必太关注汇率变化也不必因汇率变化而调整货币政策，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均难以真正做到，这也是许多欧洲国家要形成欧元区的原因。欧元的诞生客观上对东亚形成了挤压，这也是日本要大力推进日元国际化的原因。目前，中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国有企业的改革尚未完成，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造也还未开始，社会保障制度也未健全，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的货币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当前，有人认为人民币不加快国际化的进程将会失去发展的空间。实际上，从英镑到美元再发展到美元、欧元和日元三足鼎立，均是以经济实力和经济制度的发达程度为基础的。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应是水到渠成的事，因为币种的竞争是以经济实力、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不存在有无发展空间的问题。而且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会欲速则不达，反而减缓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因为不按市场规律强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很容易发生金融危机，影响今后人民币国际化的信誉。陈雨露认为，与强行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相比，目前充分利用和发展香港的国际金融市场，抵御日元国际化，为人民币的国际化争取时间是上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元国际化受挫就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加上日元对金融业限制太多，大量外资金融机构纷纷撤离东京，转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日本东京作为东亚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相对下降，而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相对上升。由于中国香港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促进中国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高，将会制约日元国际化的发展，为人民币的国际化赢得时间。

陈雨露关于目前中国要充分利用和发展香港的国际金融市场，抵御日元国际化，为人民币的国际化争取时间的这种观点，我认为值得商榷，因为这里高估了香港国际金融市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此外将抵御日元国际化作为一个目标性的东西，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而言，也是值得再考虑的。我倾向于将亚洲的统一货币与人民币的可兑换和国际化协同起来推进，“亚元”应作为中国货币发展的长期重要目标之一。

另外，陈雨露指出中国面对全球化在货币合作上的战略选择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中国走边缘发展的战略，坚持在资本项目上保持一定的控制的基础上，尤其是对短期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充分利用外部市场、资金、技术等发展国内独立市场体系。第二条路是加快本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各项体制逐步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资本项目开放。在各项体制与国际接轨之前，应保持资本项目的控制，汇率维持一定的弹性，在体制逐步完善后，再放开资本项目，实行浮动汇率。第三条路是中日两国摒弃前嫌，放下历史包袱，真诚合作，共同推进东亚的经济金融合作。首先，从定期的协商、信息交换，再逐步建立某种合作机制，为东亚共同货币打下基础，这将有助于东亚地区的汇率稳定。亚洲货币基金作为一种维护区域稳定的组织，在东亚各国的相互信任不足的情况下推出，时机显然不成熟，APEC框架下的合作易为美国所左右，目前“10＋3”是为东亚各国所接受的合作协调机制，也是中日双方妥协的结果，在这一机制中，中日谁都难以主导，有利于双方合作，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推进合作的层次。目前，东亚各国已在“10＋3”框架下建立货币互换协约。“10＋3”成功的合作有利于推动能为东亚各国所接受的非政治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这一组织既不设在日本也不设在中国，总裁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投票权不根据出资额等限制条件。从长远看，东亚需要一种共同货币以抗衡欧元、美元，维持东亚的稳定。日元作为“亚元”不为东亚各国所接受，人民币或“中华元”将来也难以为东亚各国所接受，但创造一种类似欧元的货币作为“亚元”还是可以为东亚各国所接受的。东亚走向共同货币的道路是漫长曲折的，欧元诞生的历程已表明，区域合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作的坚定政治意愿。区域合作应从基础合作开始，而东亚的“10＋3”机制能否成功运作也预示了东亚的区域合作能否成功。对中国来说，上述三种战略中，首选应为第三种方案；如果“10＋3”不能成功，中国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第二种发展战略。

我认为，这里关于中国面对全球化在货币合作上的战略选择有三条路可走，前两种道路都是中国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实际上比较难体现货币合作上的战略，是一种不合作的货币合作战略。第三种战略又对中日间的关系在“亚元”建设过程中的作用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高估，在“10＋3”中其微妙之处在于东盟的特殊的倡议、领导作用，而中、日、韩作为跟进成员。我认为，中国应采取与东亚共同体建设，特别是“亚元”协同推进的中国货币合作的国际化战略，协同的程度根据东亚共同体、“亚元”的进展而妥善把握。对于中国在东亚共同体推进中的作用，我认为应该是积极的推动者，并且这种推动作用将愈益增强。

【注释】

[1]陈岩和钟春艳（2009）对此进行了探讨，我们看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取得了比较令人瞩目的成绩，现在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数据来源：广西新闻网‐广西日报2009年1月15日新闻。

[3]数据来源：新浪财经2009年2月19日访问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常务副秘书长许宁宁。

[4]陈岩和伍建委（2009）对此进行了探讨。值得指出的是，2013年秋，中国和韩国达成了中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内容范围的共识。这是一个新的进展，但还比较保守。

[5]陈岩和冯盈盈（2009）对此进行了探讨，值得指出的是，直到现在仍然在僵持的“岛争”极大地损伤了中日关系。

[6]胡俊芳：《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贸易效果的实证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刘昌黎：《尽快启动中日自由贸易区进程》，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8]陈柳钦：“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路径选择”，《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9]廉晓梅：“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制约因素”，《现代日本经济》2004年第6期。

[10]周庆行、金陶陶：“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

[11]卢新德、邵志勤：“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当代亚太》2002年第12期。

[12]廉晓梅：“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与模式选择”，《东北亚论坛》2005年第14期。

[13]徐丽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之我见”，《国际经贸》2008年第534期。

[14]陈岩和何剑（2009）对此做了探讨。值得指出的是，中日韩在2013年进行了自由贸易区的第一次谈判，尽管没达成什么协定，但是能谈就是一个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