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fey等(2003)的fMRI研究虽然不是第一个关于最后通牒博弈的神经机制的研究,但他的影响却是最大的一个。该研究通过将不公平提议与公平提议相比,发现了前脑岛、背外侧前额叶和前扣带回的激活。这三个激活脑区在后续的fMRI研究中都得到了复制。该研究首次找到了反应者拒绝不公平提议的神经活动上的证据。研究者认为,是不公平提议诱发的负性情绪导致了拒绝行为。因为不公平提议激活的前脑岛与情绪表征,尤其是负性情绪表征有关,曾被发现被厌恶、悲伤、生理疼痛、社会排斥等负性事件激活,是负性情绪加工的核心区域。通过将拒绝提议与接受提议相比,发现前脑岛的激活与背外侧前额叶的激活呈竞争模式,当前脑岛激活更强时,被试做出拒绝行为,而当背外侧前额叶激活更强时,被试做出接受决定。研究者认为,这些结果表明,背外侧前额叶的作用是抑制由前脑岛所表征的负性情绪,从而使个体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策(Sanfey,et al.,2003)。这个研究表明,经济决策行为是由大脑的情绪系统和认知控制系统协同作用产生的,当情绪系统占优时,人们会做出非理性的决策,而当认知控制系统占优时,人们会走出理性的决策。这种双系统加工的观点至今仍是神经经济学领域的主流思想。
这个研究是最后通牒博弈的神经机制研究的经典之作。尽管研究者对脑区具体功能的解释在后续研究中多被质疑或推翻,但丝毫不影响它的价值和经典地位。其最突出的贡献是,为人类情感与理智的斗争提供了直接的神经活动的证明。前脑岛和背外侧前额叶,这两个脑区一个代表情感,一个代表理性,两者的角逐与较量,决定了最终的选择。该研究还提示,在这种情感与理性的较量中,情感通常会是战胜的一方,有力地驳斥了理性决定论。这一研究为社会偏好理论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并为社会性决策的双加工理论模型的建立作出了贡献。这个研究也因而多被大众媒体引用,称其发现了脑内的“公平开关”,揭开了人类经济决策行为的黑匣子。
自这个研究始,公平博弈的神经机制研究进入蓬勃发展。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公平博弈决策的神经机制,比如公平提议的激活脑区、情境的影响、个体差异影响等,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重复了该研究的重要发现:情绪脑区与认知脑区的协同参与。但也有研究,对Sanfey等(2003)的解释提出了反驳,比如Knoch等(2006)的rTMS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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