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确定的目标,国务院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举措。1992年9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改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支持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与外商进行合作”,“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积极鼓励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简化登记程序,取消不适当的限制规定”。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要“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并未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但一直在强调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注重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政策上并没有主动向非公有制经济倾斜,非公有制经济作为“补充”,始终处于次要地位。“鼓励”政策的提出,体现了党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认识上的飞跃(于洋等,2005)。从此,私营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1993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该《条例》的实施,使非公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是实现不同所有制企业共同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措施(李晓西等,2008)。
在政策的推动下,私营经济开始全方位快速推进,并通过与其他经济成分联合,开始呈现出向混合型经济转变的趋势。正如Baumol(1990)所指出的,企业家供给的相应配置与社会对这些活动的报酬有关,制度安排或其他社会现象影响创业性努力。这些结构和文化因素决定企业家精神的分配,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于企业家精神的释放有时是生产性或者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它采取哪种方向的形式依赖于经济的报酬结构。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如果制度条件鼓励生产性活动,那么更多的企业家才能意味着更多的繁荣。当时的制度背景是鼓励人们发展私营经济的,在制度的激励下,一大批像刘永好一样的企业家努力发展私营经济,促使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
刘氏四兄弟全都是大学生,靠开发鹌鹑养殖繁育技术生产鹌鹑蛋起家。20世纪80年代后期,刘氏兄弟看好市场含金量高的猪饲料市场,1988年他们转型到饲料生产,投资200多万元建立了希望饲料研究所,聘请国内30多位专家、教授担任兼职科研人员,并与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建立联系,及时了解最新科技信息。他们还先后到俄罗斯、波兰、澳大利亚、德国、美国等国家考察学习,引进相关技术,同时还邀请外国专家来企业交流指导,把世界最新技术应用到希望牌饲料的研制当中。几年之内,他们用于饲料研发的经费是1030万元,用于产品推广的经费高达1200万元。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刘氏兄弟的第二次创业高潮到来。他们先后推出30多种希望牌饲料,完成了新津县希望饲料厂第二期扩建改造工程,还在重庆投资1000多万元兴建了重庆希望饲料有限公司。此时,作为刘氏兄弟核心人物的刘永好,总结国内经济体制的利弊,提出了“国有私营,优势互补,共求发展”的战略思路,并开始新的试验。希望集团以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和资金入股,国有企业以厂房、设备等有形资产入股,双方合股建立新的企业,由希望集团派员工按照私营企业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实施管理。通过合资、兼并国有企业变为混合经济的企业之后,企业活力增加了。一般情况下,两到三个月就可以盈利,两年就可以赚回一个新厂。1993年3月投产的上海希望饲料公司当年产销希望饲料25000吨,产值3000多万元,实现利税300多万元。同年5月签约、6月投产的南昌希望饲料公司,产量比原来增加3倍。仅南昌1993年12月一个月获得的利润,就超过了合资前一年的利润,被当地人称为奇迹。
1993年,希望饲料在中国西部饲料市场中占了绝对优势,并且在长江沿岸十几个城市打开了销路。这一切,对长江沿岸私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希望集团在各地建立了12家独资、合资企业,年生产能力达到100万吨,产值高达15亿元,产品销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俄罗斯、越南、韩国等地。希望集团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饲料王。
在希望集团初创期,刘永好兄弟一直在生产性活动领域释放着其企业家精神,重视将世界最新技术应用到新饲料的开发中去。邓小平南方讲话,启动了刘氏兄弟的第二次创业。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为私营经济提供了崭新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发展契机。而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变通性制度安排,促使刘永好兄弟等一大批企业家投入到发展私营经济的大军中,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家才能向生产性方向配置。鲍莫尔认为,如果企业家才能可以被认为是寻求地位,不考虑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那么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企业家到底以什么方式行动完全取决于现行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的改变决定了报酬结构的改变,从而可以改变企业家活动的性质,有时候是根本性的。在现实中,制度的各个方面与企业家活动的各种类型和各种层次之间的互动高度复杂,正式制度一方面可以通过规则的使用防止非生产性行为,另一方面通过使用激励推动生产性行为。游戏规则决定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方向以及对经济的最终影响。刘永好的例子说明,正是因为国家对于私营经济的经济地位和作用有了认识上的突破,并直接提出“鼓励”政策,才涌现出许多像他一样的私营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中配置其企业家才能。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