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股市大佬

1978年至1984年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准备和起步阶段。1985年至1996年，我国金融体系走向市场化的转变与探索阶段。其间，金融基本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安排，为市场金融建立了初步框架。由于中国宏观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传统的短缺经济发展到总量相对过剩需求不足的经济，从1997年开始中国实行以调整和充实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演变。在金融体系的演进过程中，资本市场的扩容以跨历史性的速度发展。金融体制的一系列改革为中国政府1995年至1996年期间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摆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由于金融机制转变的滞后，在国有商业银行垄断、金融管制等问题上仍然迟迟未能突破，在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领域还存在“寻租”等不规范的金融行为。

从股票市场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陆续开业，中国股票市场拉开了新的篇章。尽管在发展的道路上也有波折，但是总体来看中国的股票市场在经历了初步的探索后开始趋向成熟。从市场规模来看，股票市场迅速发展，股票流通空前活跃。1991年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仅14家，市值109.19亿元。到2004年年底，上市公司达到1377家，市值达到37055.57亿元。从股市价格来看，由于尚未形成完善的供求机制、市场监控机制尚未到位，中国股市价格呈现出大幅波动的特征，呈现出较强的投机性。在影响股市的众多因素中，政策因素影响巨大，中国股市呈现“政策市”的特点（王广谦，郭田勇，2008）。由于金融监管的缺失，一些企业家利用股市的投机性来追求财富、权力和地位。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企业家们并没有考虑他们的活动对于整个经济活动的影响。企业家的有些活动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甚至根本没有任何生产性贡献，而且有时还扮演了凡伯伦所描述的对生产的“系统性破坏”的角色（Baumol，1993）。在本节中，通过K先生吕梁^[6]的案例来检验鲍莫尔关于游戏规则（金融监管的缺失）可以引导企业家才能向非生产性方向配置的论断。

1992年的“深圳认购证事件”中，吕梁写了一个长篇纪实报道《百万股民“炒”深圳》，是当时国内对深圳事件最生动的描述。经受了股市的洗礼后，吕梁先后炒股票、做期货、写股评，渐渐在这个圈子赢得了不小的名声。1996年起，吕梁开办K先生工作室，边写股评边指导人炒股票。

1998年的秋天，股市大散户朱焕良求助于吕梁。朱焕良前些年靠倒腾股票赚了不少钱，成了上海和深圳股市上最早的亿万富翁之一。1996年前后，他看中了深圳一只叫康达尔的股票。它原本是深圳宝安区的养鸡公司，香港的活鸡市场大半是靠它供应的，业务稳定而效益尚可，1994年上市后不温不火。朱焕良在二级市场上购进康达尔的股票，小半年时间内囤积了数千万股，占到康达尔流通盘90%，他为此花了两个亿，其中一大半是他全部的家当，还有一小半是高息拆借来的。正当朱焕良想大炒康达尔的时候，1997年，香港突遭“禽流感”袭击，全岛杀鸡禁鸡，康达尔业务全线瘫痪。它的股价从最高的15.40元一股猛跌到7元多，跌幅超过50%。朱焕良的两亿元全部深陷在里面动弹不得。

吕梁同意与朱焕良联手坐庄，他靠自己在股市中的名气和15%的融资中介费，在三个月内融进了4个亿。接着就开始自倒自炒康达尔，一位名叫庞博的操盘手日后描述说，“吕梁的指令下达得很细，细到早晨的开盘价到多少钱中盘倒仓，在哪几家营业部倒仓多少。为了操作，倒仓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拉升时要注意日涨幅不超过7%～8%，要维持图形好看，生怕别人发现，把股票做上去。”与此同时，吕梁在报刊上频频发表文章，为股市的回暖大声唱好，顺带着拼命推销已经完成“重大重组”的康达尔。正在这样的时刻，股市真的突然雄起了。“5·19”行情，让吕梁的“中国第一股评家”声誉达到了顶峰。有了飙升的大势做掩护，吕梁拉抬康达尔股价的行动变得肆无忌惮，股价一路上扬，从接手时的7元多，到7月份已经跃至40元。到年底，康达尔在深市涨幅最大的前20只股票中名列第17位，全年涨幅111%。12月，经深圳市工商局批准，康达尔更名为中科创业。

为了操纵股价，吕梁先后与国内20多个省市的120家证券营业部达成了融资关系，后者为了抢夺让人眼馋的交易量和中介代理费用，疯狂地为中科四处找钱，先后融资超过了惊人的54亿元。就这样，围绕着中科创业形成了一条罪恶的庞大利益链。

在金融体系演进过程中，由于监管体系的不完备、不到位，中国资本市场上股市犯罪开始滋生蔓延。2002年6月，中科创业案开庭，此案为中国首例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案。由于金融管制问题迟迟未能得以突破，从PT红光再到亿安科技，股市证券欺诈行为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中国股市庄天下的局面至今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陈建芬，2008）。

由于当时的游戏规则——金融监管的不完善，吕梁先后与朱焕良联手坐庄、与诸多证券营业部达成融资关系，在非生产性活动领域追求财富。根据鲍莫尔的观点，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价值方向选择是制度环境的诱导产物。当制度环境出现缺失和不完善的时候，实施生产性创新无法实现合理预期，非生产性活动反而可能获得更多利益时，非生产性活动就会得到诱导（吴限，何继新，2008）。吕梁的例子恰恰验证了鲍莫尔的这一观点。

制度环境的变迁、社会报酬结构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价值方向选择，只是不同时间和过程中具体表现不同而已。因此，构建和完善有效、合理的制度环境是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价值方向趋同于生产性活动良性循环的根本。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