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凤凰村”的创建是同伴教育应用于戒毒康复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68年,12名曾有过吸毒行为的人自发在纽约城租赁了一幢建筑物的顶楼并居住下来,居住成员通过相互鼓励与关心,依靠集体的力量来修复他们因长期滥用毒品而变异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恢复正常的社会功能。这种方式逐渐演变为后来闻名于世的戒毒康复治疗集体——凤凰村。[31]
贵州的“爱心屋”创建于2003年3月,始于一条“(戒毒)爱心屋”的咨询热线,由居住在贵州省贵阳市三江农场、已成功戒毒多年的吴顺国和余红芳夫妇负责接听。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一批自愿戒毒者先后慕名来到三江农场,主动同他们夫妇结伴生活在一起,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新生的动力。“爱心屋”成为戒毒同伴教育中心,这里没有紧锁的铁门,也没有戒毒用药,只有彼此的鼓励、关怀与监督所形成的“磁力”,这种“磁力”拿吴顺国的话来解释就是:每个人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赋予了自己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感最后变成了他戒毒的动力与压力。[32]
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的“涅槃重生”社区禁毒康复同伴教育辅导项目始于2010年,但前期同伴教育的准备期和探索期则始于2005年。2005年,在上海市禁毒办的指导下,自强总社开始招募和物色合适的同伴教育者。2007年,自强总社开始培训同伴辅导员,并依托戒毒热线平台,运用同伴辅导、同伴支持小组等方法,尝试将同伴教育方法运用在戒毒康复领域,在上海戒毒康复人员群体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为扩大前期影响、提升前期效果,2010年,自强总社便以项目形式在全市开展了社区戒毒康复的同伴教育辅导项目。[33]此外,一些研究者对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戒毒领域同伴教育实施的具体经验进行了介绍。叶雄在《“同伴教育”在“隐性滥药者”康复过程中的尝试》一文中,展现了对隐性戒毒者小H进行同伴教育的全过程,并结合过程展现了同伴教育的实施计划。研究表明:同伴教育是社区戒毒康复服务中较有成效的服务模式,同伴示范员的培养非常重要。同伴辅导员或同伴示范员能充当正面行为的典范,具有榜样的效仿作用,相同的经历更便于其与服务对象沟通。“同伴教育”是可以尝试的一种戒毒方法,对“同伴辅导员”来说,在体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能使自身受益,是使其保持操守的一个很好的途径。[34]唐斌对上海市P镇“女性戒毒沙龙”进行研究后,在研究文章中介绍了个案与小组工作的互补递进、骨干组员的筛选、同伴教育风险的规避、社会资源的整合等同伴教育开展的方式,并相信这些方式都是保障同伴教育在社区戒毒康复服务中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35]
南宁市乐益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于2013年8月,是目前广西唯一一家注册的开展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的机构。早在2009年,该机构就已经开展戒毒人员的同伴教育活动,注册的同伴教育社会工作者达到10人。他们创造了“大耳朵、大眼睛、小嘴巴”工作法,要求同伴教员在最初与社区戒毒人员建立联系的过程中,多倾听、多观察、少说话。对于一名刚刚结束强制戒毒进入社区戒毒阶段的戒毒人员来说,一个有着同样经历、能够理解他们内心感受的同伴教员,是最容易走进他们的内心的。现在,在乐益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接受同伴教育后走出毒瘾的人很多,不少受过同伴教育的戒毒人员有的继续接力成为同伴教育者,有的甚至已经独立出去成立起了草根同伴教育小组。[36]
北京致远康复社区的前身是2003年10月成立的戒毒中心心理康复小组。2007年5月,它自发成立了“致远号”,形成同伴教育互助团队。2008年,《禁毒法》实施规定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后,成为北京市公安局强戒所社区戒毒、康复模式的试点,后更名为致远康复社区。同伴教育的宗旨是挽救在毒海中挣扎的灵魂,理念是把握人生新航向。他们倡导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生活方式。北京致远康复社区下设:①舒扬致远文化传媒公司:由“致远号”成员出资,法人是致远号成员瞿强,自愿接受致远康复社区的监管,于2010年4月注册。公司主要业务是开展禁毒宣传和各种相关的策划,在戒毒群体中倡导自强自立、融入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公司所获利润10%返给社区,投入致远基金,用于救济符合救助标准的致远康复者,解决其暂时的经济困难,激励其坚强操守,或应用于致远的建设和发展。②致远创作小组(戒毒所内):编辑出版《致远康复报》和进行文学创作。③致远志愿者小组:长期参加致远康复活动,积极参与禁毒工作的志愿者。④致远心理康复小组(戒毒所内):为致远号培养后备力量,学习相关的康复知识和康复理念。此外,致远康复社区有明确的禁令:严禁社区成员之间共同吸食毒品,违者开除出组;严禁社区成员之间有毒品交易,违者开除出组;未达到管带级别前,严禁社区成员之间在社区活动之外有任何联系,违者警告或开除;严禁大量酗酒,造成不良影响。[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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