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前提是交换，“正像国家一样，货币也不是通过协定产生的。货币是从交换中和在交换中自然产生的，是交换的产物”[38]。西美尔也认为：“在交换之外，货币没有什么意义可言……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活动的物化。”[39]因此，离开了商品交换，就谈不上货币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说，“货币存在的前提是社会联系的物化”[40]。它是以分工、交换、私有制为自己的必要前提的。由于货币能与其他一切商品交换，因而“一切商品只是暂时的货币；货币是永久的商品。货币是无所不在的商品；商品只是地方性的货币”[41]。正是货币这种长期持存、沟通一切的“神”性，不仅使交换成为人们最重要的行为之一，而且完全改变了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因此，对于货币的研究不能停留在经济领域，必须拓展到社会历史领域。
西美尔认为货币的作用主要是倡导了一种和平的交往方式，而马克思则认为货币的根本意义在于改变了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方式，从而打开了人类真正的财富源泉。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实践史上，在货币出现以前，人类只有贪欲而没有致富欲，由于贪欲的对象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因而人类的生产欲望是有限的。致富欲和贪欲不同，“贪欲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也是可能的；致富欲望本身是一定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与历史产物相对立的自然产物”。因此，没有货币，就不可能有致富欲望本身，正是随着货币的产生，致富欲才成为文明社会发展的一大杠杆。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人都必须凭借货币才能生活，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纽带，成为物质财富的唯一代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成为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力象征和唯一条件，因而成为“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42]。西美尔也在《货币哲学》中认为“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能够像货币一样如此畅通无阻地、毫无保留地发展成为一种绝对性的价值，一种控制我们实践意识、牵动我们全部注意力的终极目的”[43]。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种致富欲望只有富人才有，穷人是没有的，这种认识不够全面，因为它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另一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劳动是雇佣劳动，劳动的目的直接就是货币，所以一般财富就成为劳动的目的和对象。作为目的的货币在这里成了普遍勤劳的手段。生产一般财富，就是为了占有一般财富的代表。这样，真正的财富源泉就打开了”。显然，雇佣劳动者在这里也是财富的追求者，他们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因为每个人都想生产货币，所以致富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创造了一般财富。因此，只有一般的致富欲望才能成为不断重新产生的一般财富的源泉”，“因此，很清楚，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地方，货币不起瓦解作用，而是起生产作用；而古代共同体本身则已经作为一般基础的雇佣劳动发生矛盾。只有当每种劳动所生产的都是一般财富而不是特定形式的财富，从而个人的工资也都是货币时，普遍勤劳才是可能的”。并且“个人的勤劳是没有止境的……勤劳是富有发明才能的”[44]。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资本主义才能迅速发展起来，人类的地域史才发展为世界史，第一大社会形态才发展为第二大社会形态。在这里，马克思是以彻底唯物主义立场直面人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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