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中国一样，印度亚细亚生产方式次生阶段的确立，首先与地理环境有关，印度有恒河、印度河，灌溉农业必然“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的基本要求，这种要求……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结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32]，中央政府也就产生了。另一方面，由于疆域辽阔，交通不便，人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这种最初由幅员辽阔决定的孤立性”[33]，使村社制度加强起来。其结果，也就造成了“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这两条原因，都预示着印度必然存在一个中央集权的亚细亚政府，然而历史上印度却没有产生像中国这样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其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其原因首先与地理环境有关。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界在印度河流域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哈拉帕文化，人们发现了两座公元前2500—前1750年的古代城市，两座城市都有城墙、塔楼、浴池、下水道，卫城、塔楼，楼屋都用砖砌成，每座城市面积85万平方米，人口约三万五千人。人们发现了斧、镰、锯、刀、钓鱼钩、箭、矛、鹤嘴锄等工具，小麦、大麦、稻、胡麻、棉花、枣等农作物，并发现了大量金属焊接制品、陶器、纺织品，尤其是在金属印章中，发现了500多个字符和十进位制的计算方法，石头砝码和青铜杆尺（表明了度量衡的统一），还有大量金银珠宝、象牙饰品。整个哈拉帕文化地区东西长1500公里，南北长1100公里，比前巴基斯坦面积还要大。哈拉帕文化说明，这里曾经有一个非常繁荣的、高度集权的亚细亚文明，然而在西亚、欧洲游牧民族不断的进攻面前，这一文明最后却消失了。
印度北方的三个山口（开伯尔山口、古马尔山口、波兰山口）与西亚、欧洲相连，北方游牧民族正是由此入侵印度的。印度的繁华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入侵者，但由于印度没有像中国一样把游牧民族赶走，它便成了游牧民族的“猎获物”。因此，从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入侵开始，历史上曾有17个民族先后掠夺、占领并统治过印度，包括波斯人、马其顿人、帕提亚人、贵霜人、厌哒人、阿拉伯人、突厥人、阿富汗人、蒙古人、葡萄牙人、英国人等，只有公元前324—前185年的孔雀王朝是印度自己的统一政府。周一良在《世界通史》中曾记载了雅利安人的战前祈祷，内容就是愿神赐牛，战争就是“渴望得牛”。[34]
由于每一个外国侵略者既掠夺富有的印度，同时又都把村社给保留了下来，即使是葡萄牙、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因为村社是最好的财富源泉，每年只要派一个税收官下去，财富就自然流入统治者的腰包。由此造成印度两个最奇怪的文化现象。
一种现象是，“居民对于王国的覆灭和分裂漠不关心，只要村社仍然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君主统治；因为他们的内部经济仍旧没有改变”[35]。这就“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细亚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36]。这种消极的经济基础，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造成了一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使人“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37]。而每一个统治阶级都必然要排斥其他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文化，其结果，则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分裂，不仅存在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使这个社会完全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员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互相隔离所造成的均势上面。在马克思看来，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种社会，缺少一种应有的内驱力和聚合力，很难摆脱被侵略者征服和占领的厄运。
另一种现象就是，种姓制度成为印度文化的基础，“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相反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38]。因为在政治动荡与社会分裂面前，如何保持村社的完整性，只有借助于种姓制度的严酷性，这正是印度社会种姓制度至今不能消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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