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界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问题，尤其是中国是否经过奴隶社会的问题。
郭沫若先生认为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提出如下论断：“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的进入封建时代。”郭沫若认为亚细亚社会是原始社会，而西周则是奴隶社会。翦伯赞对此持相反意见：“郭沫若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陷入公式主义的泥沼……由于他对‘亚细亚的’这一名词的含义，未能彻底的理解……致使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方法论上陷于全盘的错误。”[64]侯外庐先生比较倾向于中国社会的亚细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一再阐明这一理解东方封建制社会的公式，其中明白地指出中国在内，不是如有些人说的中国为例外。”古代中国土地所有制的本质是“国家土地所有制”，“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形式，既是东方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又是巩固东方专制政治的基础”[65]。对侯外庐先生的研究，吴大琨先生非常赞赏，他在梅洛蒂所著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译本序言中说：“在我国的历史学家中，就我所知，只有侯外庐同志真正结合中国古代历史的实际情况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作了认真的研究，并写出了专著。”[66]吴先生本人也主张“把中国的历史看作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而加以全面而具体的研究”，认为这是一种“和希腊、罗马的或者古典，以及日耳曼的或者欧洲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相并列的独立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67]。
我比较赞成我的导师胡曲园先生的观点，即中国没有经历过西方意义的奴隶社会，他在《从〈老子〉看中国古代社会》[68]一文中提出了五点意见：（1）社会的性质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在中国古代社会，奴隶不是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因而把先秦、商周社会称为奴隶社会是不妥的。（2）古代中国，由于长期存在土地公有制的形态，因而“形成东方社会发展的特点……不能千篇一律地认定原始社会解体之后，接着就是奴隶社会”。（3）中国古代存在奴隶制，但主要是家奴，不是生产奴隶，因而“有奴隶制存在的社会，不一定就是奴隶社会”。（4）中国古代殉葬者中“不都是奴隶，其中也有平民和贵族”，因而不能把奴隶殉葬作为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证明。（5）“有人认为中国古代使用奴隶作战，这也不是事实”，周代战争，参加战争的是“自备粮秣或武器”的农民，而不是奴隶。这些见解是十分透辟的。
一种社会的性质本质上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如前所述，中国的地理环境，尤其是治水的需要和防止外族入侵，使中国走向统一，而统一以后，如何进一步保持和发展这种统一，就必须从经济领域中找答案。在经济领域，就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而言，最好的生产方式不是奴隶制生产方式，而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因为只有亚细亚生产方式才能保持这种统一，而奴隶制生产方式必将破坏这种统一。亚细亚生产方式主张土地归国家所有，由最高的统一体管理，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指挥，参加治水和重大工程，而任何服从国家管理的人都将平均分得土地，并按统一的标准，将收获物的一部分作为贡赋上交国家。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最佳的政治组织形式不是民主制，而是专制集权制，几千年来，正是这种生产方式和专制集权使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并在人类历史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创造了难得的中华文明。然而在世界历史进入统一的市场经济时代，也正是这种生产方式和专制集权成为阻碍中国进入现代化的最主要根源，但研究历史不能违背历史事实。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应该成为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44页。
[2]转引自郝镇华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763、764、765页。
[4]《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80、81、84、85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8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3、474页。
[9]同上书，第473，47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5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7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页。
[18]同上书，第47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3—284、274页。
[20]摘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总第47期（1987年第一期），第1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2、45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页。
[26]同上书，第477页。
[27]同上书，第480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2页。
[29]同上书，第480、481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页。
[31]同上。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5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5页。
[34]参见周一良：《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119页。
[35]《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84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5、397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9页。
[38]同上。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7、436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21、621、621页。
[4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9页。
[42]同上书，第435页。
[43]同上书，第452页。
[44]参见《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03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0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1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3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0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1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131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页。
[5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5页。
[56]同上书，第287页。
[57]同上书，第289页。
[58]同上书，第290、291页。
[59]同上书，第294、295页。
[60]同上书，第296页。
[6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240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页。
[64]参见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页。
[65]参见《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169页。
[66]指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香港三联书店1979年版。
[67]参见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前言，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68]参见1987年第1期《复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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